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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克段于鄢》历来被视为《左传》名篇，但两千年来赏读该篇的人多从道德标准人手停留在对人物形象的剖析与辩白上，且人们多视郑庄公为主角。
事实上，正是因为身为母亲的武姜对郑庄公和共叔段这两个儿子有着天渊之别的态度，且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才导致了郑国这一重大悲剧的发生
，而春秋时期与母系力量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家国文化形态及其所形成的君与臣、兄与弟的二重伦理责任也才是让郑庄公隐忍委屈、相机而动的根本原因。
1、无法动摇的嫡长子继承制
郑自公元前806年桓公开国历二世经武公而传至庄公，庄公即位时年仅十四岁，至庄公二十二年克段，则郑庄公三十五岁，共叔段三十二岁。
郑伯克段于鄢与卫州吁之乱和晋曲沃三世夺嫡共同开启了春秋三百年“篡弑相寻”的乱局，而郑国的这一场兄弟之争又因为发生在隐公元年而特别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春秋第一战”。
但关于这段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公案，《春秋》经却只有一句至为简约的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庄公祖父桓公为周厉王少子、周宣王母弟、周幽王叔父，官至幽王司徒，主管教化。郑始封时乃是小邑，后桓公采纳史伯之言吞并虢、郐等国的部分土地方才有了一定规模，但到春秋之季郑仍在小国之列，全赖祭仲、子产等名臣之力才得以成就。
周幽王被杀时郑桓公一同遇难，郑人立其子掘突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为夫人，即郑庄公和共叔段的生母武姜。
周幽王娶后于申，其堂弟郑武公亦娶夫人于申，可知申国在当时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其军事实力自然也不容小觑，甚至当周幽王欲废申后之子宜臼的太子之位时，史伯等智慧之士也已预见到了宜臼外祖申侯可能会有的反应。
武姜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感情是亲疏有别极其不同的。
这个偏执的母亲只因为“庄公寤生”便“恶之”，如果只是在情感上偏爱共叔段倒也罢了，她偏偏生出“欲立之”的非分之想并“亟请于武公”，而她在庄公即位后贪得无厌的“请制”、“请京”终于将爱子共叔段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当共叔段大举营城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的时候，其用意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但面对祭仲与公子吕的一再劝谏，郑庄公采取的只是“子姑待之”的态度，并预言段会遭遇“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结局。
直到“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郑庄公才“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并克段于鄢。左氏认为，此系“郑志”。钱钟书先生说：“‘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不昵'谓众不亲附叔段，非谓叔段不亲于兄”，“郑志”之“志”则为“心事之不可告人者”。
很是简明地概括了郑伯的思想与行事。
在对待共叔段的问题上，郑庄公有主观故意，也有客观无奈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乱臣贼子，而是有母亲支持的同胞手足。
当姜氏请制时，庄公也曾给予坚定的拒绝，他的理由是：“制，岩邑也，虢叔死焉。”虢叔为什么会死在那里呢?
当然是据邑作乱。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的庄公已经给了姜氏与共叔段足够的提醒与警示，但这母子二人偏要一意孤行。作为儿子，面对母亲“请制”之后的“请京”，当然再无法拒绝。
“母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人们的生活理想与日常行为准则，当慈与恭不成立时，孝与友也是可以成立的，如舜帝在父亲瞽叟和弟弟象谋害自己未遂之后“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史记·五帝本纪》)。
但前提是象只觊觎舜的财产和美妻，而不曾觊觎舜的王位。
春秋之初，礼法虽然开始松弛，但大体的礼仪还是要遵从的，只是庄公和舜的处境并不相同。对庄公而言，他是君也是兄，段是臣也是弟。君对臣要讲信，臣对君要讲忠；兄对弟要讲友，弟对兄要讲悌。
但臣不忠、弟不悌，又因为要对偏心的母亲行孝时，庄公只能选择隐忍。我们有理由认为郑庄公的“子姑待之”实是无奈之语，其时的郑庄公除了“待”又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呢?
庄公应该倒是很希望“早为之所”，但有母在堂，他做得到吗?
“庄公即位后，母亲武姜要他把制封给弟弟共叔段。制与虎牢，统言可视为一地，分言则为相邻两城，据险共同构成郑国与周王室的交通要塞。考虑制的重要战略地位，郑庄公拒绝了，但把京封给了共叔段。
京虽大城，却非险要，且受制于包括制和国都在内的三座重要城市。……庄公凭借地理优势和民的支持，打败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往卫国，途经庄公控制区域，未遇阻拦。
这说明，庄公无意杀弟，所谓杀弟之说实为臆断。”
并且，谁又能说共叔段的出奔不是咎由自取呢?
2、惯子如杀子的母亲
《诗经·郑风》里有两首写田猎勇士的诗，一首名为《叔于田》，一首名为《大叔于田》，从《毛诗序》到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人们一般认为诗作中的主人公就是共叔段。
《大叔于田》有句云：“叔在薮，火烈具举。 裼暴虎，献于公所。”
即是说郑庄公已见识了共叔段赤膊打虎的勇力，更何况“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御”与“射”的能力均不寻常。以母亲对段的无度宠爱和庄公的深谋远虑怎么可能不心生忧忌?
《叔于田》中人们对“叔”的评价则是“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除“武”之外又多了“好”和“仁”，可谓完人。但如果诗中所指真的是共叔段，此诗恐怕也只是作于他驻守京城的早期，因为“谋国”使他的行为不但不“仁”而且“不义”，且如果他具备“仁”的品德就不会出现后来“京叛大叔”的局面。
可是对于母亲武姜来说，这样的一个儿子的确有着太多让她无法割舍的可爱之处，为了这个儿子她当然可以不惜一切、不遗余力。
都邑对国的威胁在春秋之世并不鲜见。“邑有高度的独立性，表现在其他方面，或为国君复辟的基地(郑的栎邑)，或贵族称兵一方(如齐的庐邑)，或单独与外敌作战订盟(如鲁的龙邑)，小邑也和大都一样有这些事件发生”。
但蒲城人愿为重耳而战，曲沃人亦愿为栾盈而死，京人却毫不迟疑地背叛了共叔段。其原因何在呢?
当然是重耳与栾盈始终善待封地之人，而共叔段到京之后即着意于拓建都邑、聚敛粮草、扩张军备(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其间人们所服的劳役与兵役之沉重可想而知，怨毒之心能不生乎?
史书一个普遍共识是：《春秋》经一个“克”字即是后人所谓“春秋笔法”的直观表现，称“郑伯”“共叔段”而不言“兄”“弟”亦是寓意深厚，但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却是他们都是武姜的儿子。
3、武姜身后的母国力量
在春秋时代，一个寡居的“母”可以做成的事情有很多：鲁之嫡母穆姜可以指着堂下的众公子恐吓自己的儿子鲁襄公说“女(汝)不可，是皆君也”(《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之庶母骊姬可以魅惑国君致使群公子出奔(《左传·僖公四年》)；宋之祖母襄夫人可以行权杀掉宋昭公及其他襄公之孙并另立新君(《左传·文公八年/十六年》)。
她们独具个性的政治手腕在国内外的政治斗争中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而隐藏在她们背后的母国支持也是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
齐国想要吞并纪国，但纪君娶了鲁君之女(《左传·隐公七年》)，鲁国要与纪国共进退，齐国就不得不有所收敛；重耳与怀赢之间因“奉沃盥，既而挥之”而发生争执，之所以“公子惧，降服而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也无非是因为怀赢背后的国家是强秦。
当年郑庄公之子姬忽以“齐大非偶”为由拒绝齐僖公的提亲时，重臣祭仲即反对说：“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史记·郑世家》)所谓三公子就包括后来与忽争位成功的公子突。忽后来所娶的来自陈国的女子也的确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帮上他什么忙。
同在《郑世家》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庄公又取于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于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
最终的结果是，在宋国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曾经忠于太子忽的祭仲被迫“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史记·郑世家》)。
正因为母族与妻族对政治势力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郑庄公对母亲的意见绝对不敢轻视，对母亲武姜的力量也绝对不敢轻视，他时刻不敢忘记母亲的身后站着一个威严的申国。说郑庄公不想彻底铲除共叔段和武姜在国内的势力是不可信的，但郑庄公的举动必须让他的舅父们无话可说，否则他将很难保证自己的地位。
于是，他就只能让叛乱成为弦上之箭，只能坐成其必然发生的事实，否则他就极有可能被冠以“不孝”“不友”的罪名而遭到废黜。
“母”是如此的强大，那么“弟”又可以做什么呢?
王子带可以带兵进攻成周，逼得哥哥周襄王“出适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之奚齐可取代申生、重耳(《左传·僖公四年》)，夷吾亦可因抢先一步回国而夺得王位(《左传·公二十三年》)；在郑国亦有突与太子忽的君位之争(《左传·桓公十一年》)。
虽然对郑庄公而言这些都不是前车之鉴而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但结合当时情势看，无论是母还是弟，都让郑庄公寝食难安，有他们在，郑国随时都存在政权易手的可能。
4、郑庄公失教之惑？
对于克段的公案，常有人以各种形式“讥庄公之失教”。可是虽说“长兄如父”，但庄公毕竟只比共叔段大三岁，且有极度偏心的母亲在堂，于是庄公无法教养共叔段，其情形大致应该相当于卫之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左传·隐公三年》)。
从郑庄公二十二年克段，二十三年与武姜穿地而见，二十四年周郑交质、侵周取禾看，郑庄公本身对母不敬，对周王亦无礼可言。
所有的结果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发生的，身教胜于言教，庄公的行止本无所谓“正”，所以不能果决地要求共叔段，他也无能教养共叔段。
“周代阶级之制甚严，至孔子作春秋始讥世卿”，郑庄公当然亦在孔子所讥之列。
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恶之”的母亲武姜又置身何处呢?她尽到了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吗?从她的纵容共叔段为乱上，我们就不难看到答案。
对武姜这个极度狭隘、极度偏心的母亲而言，庄公之“寤生”可能在心理上让她难以接受，也可能在民俗上让她感到一种对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威胁与恐惧，但最重要的是她不明白一个母亲应该有怎样的胸怀，一个母亲应该怎样爱自己的孩子，她给郑庄公的不是爱，给共叔段的好像也不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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