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治不了自己的抑郁？

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郁》中，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孫新宇回憶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當時，北京某著名醫院神經内科的副主任醫師找到孫新宇，說自己睡眠不好，想開點藥。孫新宇感到納悶，神内的醫生完全可以自己開藥，怎麼會專門來精神科門診開藥？這位主任解釋說，想試試有沒有更好的藥物。

孫新宇開好處方單，和他寒暄幾句，道了别。半個月後，孫新宇到昆明參加學術會議，和外院同行交流才得知，他自殺了。

“我當時就懵了”，孫新宇說，“為什麼我當時沒有多問他幾句，為什麼睡不着就要跑到我這兒來看病，為什麼家人不陪他來？這件事沉在我心裡，一直到現在都很痛。這是我做醫生的一個失敗。”

這個故事的背後則是一個不為人知的事實——醫生也會抑郁。這個事實如同房子裡的大象，它就在那裡，大家都看得見，卻繞着走。

美國精神病學協會 (APA)在2018年年會時曾釋出了一組資料：在美國，醫生的自殺率大約是一般人群的兩倍多，而這個數字，幾乎是所有職業中最高的。

在中國，目前尚無相關的資料。然而，一位從業二十多年的精神科醫生向八點健聞提到，僅他所認識的醫生中，就有兩位自殺離世。

在《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中提到，有27.7%的醫務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傾向，其中，有超過1/10的醫生存在較高的抑郁風險。

而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一份涉及了3萬多名中國醫學生的研究則表明，中國的醫學生中，抑郁、焦慮、自殺意念的發生率分别是：29%、21%和11%。

在那篇文章中，作者還提到：對于主修健康相關學科的學生來說，心理問題可能會導緻許多不良的個人和職業後果——“它們不僅會損害這些醫學生的生活品質，增加自殺意念的風險，也會降低學業成績、專業精神以及對患者的同情心”。

圖檔來自視覺中國

即使不考慮醫生自殺類的極端事件，醫生心理狀态堪憂的事實正在大大降低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醫療服務的品質。

在美國執業的華裔精神科醫生王丹昭也提到：這種心理情緒亞健康狀态，與醫生的職業倦怠、精疲力盡互相影響，直接影響這位醫生的服務品質和安全性，“你可能就會對病人表現出不耐煩，顯然會影響提供的醫療服務品質，甚至會容易出現差錯，導緻意外醫療事故……”

緻命的顧慮：他們為什麼不去看病？

盡管種種資料調研顯示出醫生患抑郁的風險很高，在現實中，這個群體卻“隐身”了。

對這個沖突，多名資深精神科醫生向八點健聞表示，他們曾多次聽聞有同行遭受抑郁症困擾，卻鮮有人前來就診。

患病的醫生們害怕病情被醫院知曉，進而失去晉升機會、丢掉體面的工作。單是想象同僚們異樣的眼光，就會令他們恐懼萬分。

一位精神科醫生告訴我們，他的病人中，便有兩位，被醫院調了崗，“一個去了圖書館，一個去了洗衣房……發現有精神問題，醫院不敢讓他再看病，上手術台了”。

當然，這位精神科醫生随即也提到，以目前醫院缺人的程度，讓一位醫生徹底地調去閑職，其實并不多見。但無論如何，一份精神疾病的診斷會妨礙一名醫生的發展與晉升，“上司肯定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給一個有精神疾病的人”。

王丹昭講到了國外的處理辦法：由員工心理援助計劃（EAP）評估其精神疾病的情況，以是否會影響工作作為是否需要調崗的标準。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甯醫院杭州院區的心理治療師劉志宏教授認為，“有病就治病，治好了該回崗位就可以回崗位了”。他介紹，抑郁症早期幹預的話，“是可以達到臨床治愈的”。

然而，劉志宏卻不得不承認，醫生群體中的這種對于精神類疾病的病恥感非常普遍，甚至在疫情初期的武漢前線，這種顧慮同樣存在。

曾經作為援鄂醫療隊中的第一批的心理治療師進駐武漢的劉志宏提到，2020年初的武漢，醫生們壓力非常大，很多人整夜睡不着，就問（随隊的精神科醫生）：“我睡不着覺，你有藥嗎？”還會補充一句，“我沒有心理問題的”。

“他們會一再強調，不要跟隊裡說，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給隊裡添麻煩，但實際上，應該也是害怕别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自己，甚至擔心上司或同僚對自己能力的評估會弱化或者降低。”

在一般情況下，許多醫生對于精神類疾病的應對方式是拖延着不去治療，哪怕心裡清楚自己需要接受治療；還有一些人則特意避開自己所在的醫院，到外院甚至外地隐瞞身份看病，甚至不敢用醫保支付。

來自上海的精神科醫生吳悠（化名）提到了自己實習時就認識的一位主任醫生——一位談吐優雅、年紀輕輕就當上副高的“高冷女神”。女神平時不拘言笑，唯一的缺點是，脾氣有些差。

幾年前，多年未聯系的這位主任突然找到吳悠，稱自己的公公年紀大了睡眠不好，考慮是抑郁症，咨詢診療方案。兩天後，她再次登門，坦言得抑郁症的人其實是自己，患病多年，從來不願意去面對。

主任告訴他，自己覺得遭人厭惡，時常想要自殺，非常痛苦。因為害怕病情被人知曉，不想留下任何醫療記錄，便請求吳悠幫助。

吳悠幫她走了後門，開具了電休克和藥物的治療單。拿到藥物後，她便與吳悠斷了聯系。

而令吳悠印象更為深刻的則是一位同為精神科醫生的師兄。

師兄同時也是一位心理分析師，才華橫溢，出生于一個知青家庭，父母盼望能靠他買房，傳回上海。畢業後，這位師兄卻不巧分到一個分院的邊緣科室，“很難收到病人，連主任都吃不飽”。

某段時間，因為家庭經濟壓力，置換房子的壓力，加上晉升無望，師兄出現了抑郁症狀，試圖割腕自殺。

然而，事發後，院上司把師兄調至更加清閑的崗位。這一來，師兄的經濟狀況愈發艱難，一年後，他上吊自殺了，離開了人世。

多數時候，這種害怕影響職業發展的顧慮，使得醫生們三緘其口，就算鼓起勇氣尋求治療，他們也總是對病情輕描淡寫，微弱的呼救使專業人士都無法辨識，而這種情況下，便出現了本文的開頭所提到的，孫新宇所遇到的那名醫生患者的情形。

一位患抑郁症的醫生向八點健聞坦言，當抑郁降臨在自己身上時，很難去正視它，怕别人知道，也不想被特殊對待。

“據我觀察，大部分能夠開口談論這件事的人，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就或社會地位，比如本身已經是副高、副教授或者教授級别。他們的抑郁症早已成為了過去式。不再受其困擾，才會分享自己曾經的經曆，站在一定距離進行自我審視。在沒有風險的時候，醫生才能更坦誠。”這位醫生說。

醫生抑郁的中國特色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8-2019）中曾提到：醫務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準普遍偏低，焦慮、抑郁、偏執等心理問題突出，外科醫生、急診科醫生、兒科醫生以及護士群體尤甚。

一份對于北方某三甲醫院住院總醫師心理狀況的篩查顯示，那些需要24小時随時待命，正處于職業蛻變期的年輕醫生，抑郁症狀檢出率78.3%，焦慮症狀檢出率73.9%，睡眠障礙檢出率100%。盡管樣本量很小，但資料依然觸目驚心。

因為工作強度高和持續的應激狀态，從全球來看，醫護人員的精神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而在中國，這個問題又添加了很多中國特色。

在前述華西醫科大學的那份研究報告中曾提到：與西方或其他亞洲國家相比，中國的醫學教育體系和醫療保健工作環境的現狀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中國的患者人數衆多，醫生人數相對較少，是以有更大的工作量，除此外，在中國，患者與醫生之間不穩定的關系經常導緻工作場所暴力，而患者，經常便是肇事者。”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甯醫院精神科主任、婦女精神醫學重點學科帶頭人唐偉告訴八點健聞，一位跟随他治療了三四年的産科醫生，抑郁的原因之一便是醫患糾紛。

二胎政策放開後，該産科醫生曾遇到一對想生育男孩的高齡夫婦。他們稱多次B超檢查結果都是男孩，接生後卻發現是女孩，認為産科醫生偷換了自己的孩子，遂來醫院鬧事。

産科醫生非常委屈，狀态越來越差，一上手術台就非常緊張。在唐偉的診室治療了數年之後，那位醫生仍然不能克服自己上手術台時的緊張和焦慮，通過與醫院溝通，她被調至了其他崗位。

“其實很遺憾的，現在醫院特别缺人，這樣一位幹将型的醫生，如果不是真的沒辦法了，醫院肯定舍不得讓她不上手術的。”唐偉說。

“我們的醫生工作負荷巨大，生活品質也沒那麼高，我們的文化上又經常會有些醫鬧、醫院暴力，這些情況，很容易降低他們的價值感，引發對自己的否定、懷疑，以及其他一些抑郁情緒……”一位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告訴八點健聞。

作為一個醫生，在臨床上，難以獲得成就感，而轉身到同行中，迎頭撞見的則是嚴酷的晉升壓力。

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一位心理科醫生認為，醫生圈過于内卷，晉升的精神壓力是最大的，要同時兼顧臨床和科研。近年來因心理問題前來就診的醫學生也在逐漸增加，科研成果、申請保研與找工作都成為導緻醫學生焦慮和抑郁的因素。

一位醫生提到自己的兩位升到了主任醫師的同僚，在一次競聘的時候被年輕人給擠掉了，主要原因是因為雖然臨床經驗很豐富，卻不擅長做科研，之後去了一個很閑的地方，這也意味着職業生涯不再有往上的可能。

“臨床已經壓力很大了，要晉升，卻還需要抽時間出來查文獻，修學分，寫文章”，這位醫生解釋。

另一位醫生則幹脆地表示，中國的醫療體系對醫生科研成果的要求，也是導緻醫生焦慮與抑郁的重要幫兇。

“在國外，可能教學醫院有科研任務，另一些醫生就可以專心搞臨床。而在中國，即使是地方醫院，區裡面、縣裡面的醫院，晉升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要求也是要做科研。”他認為，很多醫生其實沒有受過充分的科研訓練，或者精力根本顧不過來，這時候，科研變成了壓垮他們的一根重要的稻草。

在一項由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合作的調查中，對136所三甲醫院的2萬多名醫生的抽樣調查顯示，僅三分之一的醫生對自己的心理健康自評為“好”。對于如此普遍的醫生心理狀态不佳，我們可以列出一系列的原因，然而，具體地拆分一位醫生抑郁的源頭，又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一個人要是心理不健康了，可能的誘發因素有很多，需要一個多元的全方位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問題。”劉志宏向八點健聞解釋。

“心理真的都很複雜，它不是單一線條的邏輯來能夠解釋一些現象，不像感冒，甚至新冠，可以歸結到病毒身上，形成一個單一線條的邏輯。很多時候，這些因素，每一個單拿出來是都不是事兒，但是多種因素疊加在一起，情況就不同了。”

事實上，在Medscape對1萬多名美國醫生進行調研，釋出的報告中，“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是排名第一的造成醫生職業倦怠的選項。

一位精神科醫生也曾向八點健聞坦言，醫院是官僚色彩非常強烈的機構。很多醫生覺得體制很僵化、缺乏人文氣息，很容易出現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大家對體制有種習慣性的抱怨，認為不會有上司能夠春風化雨，關注到醫生們細微的需求，改變現狀是不大有希望的，進而，連表達也懶得表達了。

對這種情況的解決辦法，妙佑醫療國際（Mayo Clinic）發表的一項研究曾指出，想要減輕醫生職業倦怠，最有效的是組織層面的轉變，而不是個人的改變。

抑郁的醫生，誰來接住？

對于醫生們所承擔的壓力，一位精神科醫生掰着手指解釋：“醫生在機關現在遇到的問題有科研壓力、臨床壓力、整個衛生系統的壓力等等。” 而一旦這些壓力超過了門檻值，表現為抑郁、焦慮等等的各種情緒障礙便産生了。

對于自己體内這些不敢示人的異常情況，更多情況下，患病的醫生會選擇自我治療。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副院長、精神科主任醫師姚貴忠告訴八點健聞，自己從業三十多年，很少在診室裡接診患有精神疾病的醫生。但他了解到，醫護群體服用安眠藥或治療抑郁症藥物的比例明顯高于普通人。

姚貴忠分析，這是因為醫生能夠憑借專業知識，進行自我治療，他們得到藥物的途徑也很廣泛。一些人通過藥物治療就能痊愈，不需要看病。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醫學心理學系主任官銳園提到了她聽說的一些情況，不少醫護人員出現一些與壓力和心理因素有關的軀體症狀，例如神經性皮炎、過敏性紫癜、胃潰瘍甚至不孕不育等。也有的醫護人員私底下在長期服用抗焦慮、抗抑郁等藥物，但真正來心理中心或心理門診求助的寥寥無幾。

然而，如果隻注重生物性的治療，并不能解決很多精神心理問題。

“太懂（生物）醫學，有時候反而會限制自己真正去尋求心理幫助”。官銳園認為，醫生如果不會調解壓力，無法處理自己和同僚、上司、家人的關系，沒有改變壓力應對等行為模式的話，即使藥物可以暫時控制症狀，心理疾病依然會存在。

而另一方面，目前的醫學教育對精神健康方面的缺失，也加劇了這種情況。

官銳園告訴八點健聞：“很多醫生對身體健康這部分非常熟悉，但卻仍然缺乏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辨識能力”。于是，很多醫生“出現了一些可能是抑郁的症狀，自己卻并沒有覺察，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了，可能隻是認為病人對他不好，或者是自己能力不夠……”

而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管理體系能夠給予關懷和支援，提高醫護人員擷取心理服務機會的可及性，如開設醫護心理支援熱線、推送心理健康知識連結、定期開展巴林特小組活動等，這些方式可以有效地緩解醫護人員的一些緊張狀況和壓力。”官銳園說。

姚貴忠也提到：在國外，醫院需要設定心理咨詢師或者心理專家，由這些人負責對醫務人員進行一些心理輔導。而在中國，目前的心理科針對的都是病人，對本院的醫護人員心理問題幹預得不多。

事實上，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醫院，早已開展起了巴林特小組項目。

一位中山醫院巴林特小組的參與者向八點健聞解釋：那是一種針對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預防和幹預團體項目，“可以間接反映醫生的情況，如果主持人發現潛在症狀，會建議醫生就診”，甚至還有，“護理部的上司陪同來看過病，還給批了病假”。

然而，有人也提到，巴林特隻能作為早期預防，“一般真的抑郁了也不會到巴林特報案例了”。

那麼，什麼是及時而有效的幹預呢？

一位就職于某知名精神疾病專科醫院的醫生L向八點健聞分享了她自己抑郁症的經曆。

數年前，當她第二次站在十五樓的宿舍陽台窗邊，有跳下去的強烈沖動時，她向最好的朋友發了消息，“主要是怕對方會因為這件事而有創傷，解釋一下我的行為是我自己的選擇。”

身為外科醫生的好友電話馬上追來，經過勸說之後，好友還給她留下了4個緊急電話号碼，以防上手術時聯系不上。

在好友的多番鼓勵下，L找到了相熟的上級醫師問診。老師告訴她“這是個很寶貴的經驗呀，你看你，以後對面抑郁症患者說他的痛苦，你就可以說：我了解你的感受。我們跟患者說了解，那都不是真的了解，你就不一樣了”……

數年過去了，回想起來，L忍不住感歎：“雖然我扛了半年才真正開始接受規範治療，但身邊的人在很短時間内提供了非常專業的支援。這為我的抑郁病情的控制起到很大的作用。”

這些年來，她堅持定時複診、服藥，在這期間，她成功拿到了精神病學博士學位，留在醫院工作。臨床工作之餘，她也繼續從事着抑郁症相關的研究，希望能夠為抑郁症患者做更多的事。

“也許有一天，等升到了副高，我會公開我的故事”，L說，那時候，“我就真正接納了自己患病這件事，也接納了自己的病恥感。”

史晨瑾、李珊珊丨撰稿

李珊珊丨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衆号“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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