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西南聯大
别人隻能仰望，他卻用腳丈量
楊振甯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最好的大學。
這座抗戰時期組成的臨時大學，讓我們至今為之着迷：雖然它隻存在了8年，卻擁有中國近現代最傳奇的老師和教授；造就了最有成就的一批學者大師。
炮火中的滿目瘡痍處，竟然出現了這樣一座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甚至有人說，當時世界教育中心有三個，美國、英國、還有中國昆明。即使已過80年，依然擋不住老一輩的懷念，新一代的向往。
但是，懷念西南聯大，卻常常陷入過去的沉湎和追慕：推崇有之，膜拜有之，甚至将那段曆史送上中國教育的神壇；卻很少有人試圖了解它的意義，反思它的真正價值。
▌被膜拜的西南聯大
長期以來，懷念西南聯大，往往停留在兩種視角上：
第一種視角：西南聯大的存在，證明中國曾有一流的大學教育，也曾擁有一流的大師和學術。抱有這種視角的人，津津樂道于人物掌故和趣聞轶事，以及民國大師的風采。
但是，對西南聯大的懷念，不應該像越來越多的百年校慶那樣，淪為對過去的誇耀——那不過是阿Q式的“我們先前也闊過”，除了為我們的大學教育增加點安慰，别無價值。
第二種視角：将對西南聯大的懷念，集中在聯大師生對學術的捍衛，對知識和教養的尊重，以及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從傳奇中尋找慰藉，澆胸中塊壘。
因為，這樣的教育傳奇再也不可能重制：連課本都找不到幾本的環境下，這些潦倒至斯的教授們，還能寫出這麼多開創式的學術專著，教出的學生如此多都成了世界級的頂級學者——鄧稼先、楊振甯、李政道、黃昆、汪曾祺、許淵沖……
▲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左起為：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相比第一種，第二種視角确實試圖觸摸西南聯大的意義。但是，它用當下的情懷代替了它原本的意義。要知道，沒有鮮活的體認，就很難有真正的同情和了解。
顯然，這兩種視角都無法指向西南聯大真正的價值之問：為什麼一個戰時的臨時大學會出現這樣一群人？他們如何做出這樣的選擇的，意義何在？
▌了解西南聯大的最佳方式：重走“西遷之路”
洞察之後的了解、了解之後的同情，比單純的欽慕仰望，更為珍貴、赤誠。做到這一點，需要轉換觀看曆史的視角：
将目光從西南聯大成立之後，轉移到起始之處：從零散的人和事，轉移到聚沙成塔的過程——那些師生經曆怎樣的困惑、抉擇與磨砺；聚焦于三座大學如何在戰亂中破繭重生，最終成為我們所知的那個西南聯大。
組成西南聯大的清華、北大、南開，本身也是一流學府，此前就已發展多年，戰後也屹立至今。雖說在中國百年的教育史中首屈一指，卻遠遠沒有聯大短短8年的璀璨奪目。原因何在？
一段行旅之路，往往就是一場蛻變的過程；一個傳奇背後的關鍵，往往就是一段不平凡的旅途。
司馬遷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同樣是在一場漫長旅途中，完成了升華和蛻變：他因政治失意而攜弟子周遊列國，一路上屢遭困厄，他卻在這颠沛的旅途中，重新确認了人生的價值坐标，徹底放棄了政治追求，徹底轉向思想的建構。
是以，了解西南聯大，探尋奇迹的背後，就必須回到最重要的那段遷徙之路——當年300多名師生從長沙到昆明、橫跨湘黔滇的1600多公裡的旅程。
▲西遷路上的盤山路
楊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尋找西南聯大》就是選擇了這一段旅程，作為切入的視角；更為難得的是——他選擇以“重走”這段旅程的方式，去了解西南聯大；以身體丈量的方式，了解走在這一條路上的人所要面對的困境和選擇。
紀錄片《西南聯大》導演徐蓓這樣評價道：“一拿起就放不下。楊潇找到了在當下叙述‘湘黔滇旅行團’的最佳方式，那就是：重走。”
◎回到起點：從曆史的起始處，尋找西南聯大
重走，必須先回到起點。
衆所周知，西南聯大是由三所學校的師生組成，清華、北大、南開。但是何曾有人追問：
抗戰之初，這些師生為什麼選擇遷徙到西南一隅，這是所有人的選擇？西南聯大如何在戰亂中形成，又經曆什麼？
然而，這些關于起點的追問，才是探尋西南聯大價值意義最好的切入口：
事實上，對于這些大學師生來說，遷徙不是唯一的選擇。抗戰爆發的這年，也是知識分子最為艱難的尋路之年：教授可以留于淪陷的故都，也可以選擇出國；學生也面臨着投軍救國，還是繼續讀書的選擇。
這些師生在遷徙之時，已經做出了選擇，他們要繼續探尋真理，以此來回應時代的危機。
這也是為什麼，楊潇要回到這一段時空切入，而不是西南聯大在昆明的8年——因為，從曆史的起始處，我們才能看到曆史的真相，看到西南聯大的意義和價值。
◎在公路的行走中，轉換時空，感通西南聯大的曆史和生命
今天的我們，與西南聯大師生們相隔了80年。這條時空長河，就是了解、探尋的最大障礙。時空撫平了個人存在的所有細節，我們真的能夠隻靠資料文獻的扒梳，就能了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的觀念、選擇？
唯一不變的，隻有地理意義上的現代公路。那個時候，從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已經打通，聯大師生就沿着這樣的公路前往昆明。
借着公路這一極具現代意義的線索，楊潇巧妙地将時間轉化為空間，用空間的重合、用肉身的行動，來打通時間上的距離。
公路，由此成為聯結現實與曆史的載體；徒步，由此成為當下感受和曆史生命的感通。
公路和徒步，都是為了到達終點。其實，西南聯大的師生奔赴昆明，有三條路線，另外兩條是海路路線，和乘車路線。
但是，湘黔滇旅行團的這條路線，徒步的方式，讓所有的意義都凸顯在了行走的過程裡，而不是目的地。
在這1600公裡的跋涉中，在這一行走的過程裡，很多師生完成了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蛻變：
這些讀書人，遇到了在書齋裡不會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生活的土地、底層的社會和生活。一路的困苦和危機，個人與國家、民族的共振，帶來了創痕，也帶來了甦生。
徒步是一個過程，滋養了人的生命，讓一個人能夠更自如地面對未來不确定的生活。這條西遷之路，徹底重新整理了他們的認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們之後的人生。
◎“重走”是一種觀看方式，也是了解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作為旅行寫作，曆史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從個人感受出發的現實感。楊潇重走的不隻是一條曆史道路，也是在行走中重新找回人生的方向感和掌控感。
楊潇出身于南開中文系，曾經任職于《南方人物周刊》，兩獲南方周末年度傳媒緻敬。這些經曆，以及他對于旅行寫作的豐富經驗，讓他成為最适合重走這條西遷之路的人。
許知遠說：“他在寫這本書之前，就是中國這一代最好的記者之一。這本書是他經過所有訓練之後的一次爆發，而且題材本身也承擔得起這樣一次爆發。”
寫這本書的時候，楊潇也同樣處于尋路之年。面對寫作在網絡時代的變化，面對職業生涯變化帶來的危機，這次重走，成為他對人生的一次校準——
通過與80年前的這些師生一同出發，走在同一條路上，在時空的交織下，感受生命和激情。
徒步，用身體來曆史，是楊潇了解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也給我們帶來一種全新的觀看方式。閱讀的過程，我們何嘗不是在與楊潇、與西南聯大師生，共同行走。
他的行囊中準備充分，有大量紮實、新鮮的史料；每到一地，借助當地史志辦研究文獻，采訪調查；與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相遇，觸摸那些已經在城市裡消失的鮮活。
就像楊潇在書中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個小圈子裡，從微網誌熱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裡觀看一個支離破碎的奇觀式的中國。是時候換一種觀看方式，用腳丈量一下廣袤真實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