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西南联大
别人只能仰望，他却用脚丈量
杨振宁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座抗战时期组成的临时大学，让我们至今为之着迷：虽然它只存在了8年，却拥有中国近现代最传奇的老师和教授；造就了最有成就的一批学者大师。
炮火中的满目疮痍处，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甚至有人说，当时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即使已过80年，依然挡不住老一辈的怀念，新一代的向往。
但是，怀念西南联大，却常常陷入过去的沉湎和追慕：推崇有之，膜拜有之，甚至将那段历史送上中国教育的神坛；却很少有人试图理解它的意义，反思它的真正价值。
▌被膜拜的西南联大
长期以来，怀念西南联大，往往停留在两种视角上：
第一种视角：西南联大的存在，证明中国曾有一流的大学教育，也曾拥有一流的大师和学术。抱有这种视角的人，津津乐道于人物掌故和趣闻轶事，以及民国大师的风采。
但是，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不应该像越来越多的百年校庆那样，沦为对过去的夸耀——那不过是阿Q式的“我们先前也阔过”，除了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增加点安慰，别无价值。
第二种视角：将对西南联大的怀念，集中在联大师生对学术的捍卫，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以及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从传奇中寻找慰藉，浇胸中块垒。
因为，这样的教育传奇再也不可能重现：连课本都找不到几本的环境下，这些潦倒至斯的教授们，还能写出这么多开创式的学术专著，教出的学生如此多都成了世界级的顶级学者——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汪曾祺、许渊冲……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相比第一种，第二种视角确实试图触摸西南联大的意义。但是，它用当下的情怀代替了它原本的意义。要知道，没有鲜活的体认，就很难有真正的同情和理解。
显然，这两种视角都无法指向西南联大真正的价值之问：为什么一个战时的临时大学会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如何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意义何在？
▌理解西南联大的最佳方式：重走“西迁之路”
洞察之后的理解、理解之后的同情，比单纯的钦慕仰望，更为珍贵、赤诚。做到这一点，需要转换观看历史的视角：
将目光从西南联大成立之后，转移到起始之处：从零散的人和事，转移到聚沙成塔的过程——那些师生经历怎样的困惑、抉择与磨砺；聚焦于三座大学如何在战乱中破茧重生，最终成为我们所知的那个西南联大。
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南开，本身也是一流学府，此前就已发展多年，战后也屹立至今。虽说在中国百年的教育史中首屈一指，却远远没有联大短短8年的璀璨夺目。原因何在？
一段行旅之路，往往就是一场蜕变的过程；一个传奇背后的关键，往往就是一段不平凡的旅途。
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同样是在一场漫长旅途中，完成了升华和蜕变：他因政治失意而携弟子周游列国，一路上屡遭困厄，他却在这颠沛的旅途中，重新确认了人生的价值坐标，彻底放弃了政治追求，彻底转向思想的构建。
因此，理解西南联大，探寻奇迹的背后，就必须回到最重要的那段迁徙之路——当年300多名师生从长沙到昆明、横跨湘黔滇的1600多公里的旅程。
▲西迁路上的盘山路
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是选择了这一段旅程，作为切入的视角；更为难得的是——他选择以“重走”这段旅程的方式，去理解西南联大；以身体丈量的方式，理解走在这一条路上的人所要面对的困境和选择。
纪录片《西南联大》导演徐蓓这样评价道：“一拿起就放不下。杨潇找到了在当下叙述‘湘黔滇旅行团’的最佳方式，那就是：重走。”
◎回到起点：从历史的起始处，寻找西南联大
重走，必须先回到起点。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是由三所学校的师生组成，清华、北大、南开。但是何曾有人追问：
抗战之初，这些师生为什么选择迁徙到西南一隅，这是所有人的选择？西南联大如何在战乱中形成，又经历什么？
然而，这些关于起点的追问，才是探寻西南联大价值意义最好的切入口：
事实上，对于这些大学师生来说，迁徙不是唯一的选择。抗战爆发的这年，也是知识分子最为艰难的寻路之年：教授可以留于沦陷的故都，也可以选择出国；学生也面临着投军救国，还是继续读书的选择。
这些师生在迁徙之时，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们要继续探寻真理，以此来回应时代的危机。
这也是为什么，杨潇要回到这一段时空切入，而不是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因为，从历史的起始处，我们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看到西南联大的意义和价值。
◎在公路的行走中，转换时空，感通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生命
今天的我们，与西南联大师生们相隔了80年。这条时空长河，就是理解、探寻的最大障碍。时空抚平了个人存在的所有细节，我们真的能够只靠资料文献的扒梳，就能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观念、选择？
唯一不变的，只有地理意义上的现代公路。那个时候，从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已经打通，联大师生就沿着这样的公路前往昆明。
借着公路这一极具现代意义的线索，杨潇巧妙地将时间转化为空间，用空间的重合、用肉身的行动，来打通时间上的距离。
公路，由此成为联结现实与历史的载体；徒步，由此成为当下感受和历史生命的感通。
公路和徒步，都是为了到达终点。其实，西南联大的师生奔赴昆明，有三条路线，另外两条是海路路线，和乘车路线。
但是，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条路线，徒步的方式，让所有的意义都凸显在了行走的过程里，而不是目的地。
在这1600公里的跋涉中，在这一行走的过程里，很多师生完成了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蜕变：
这些读书人，遇到了在书斋里不会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生活的土地、底层的社会和生活。一路的困苦和危机，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共振，带来了创痕，也带来了甦生。
徒步是一个过程，滋养了人的生命，让一个人能够更自如地面对未来不确定的生活。这条西迁之路，彻底刷新了他们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之后的人生。
◎“重走”是一种观看方式，也是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作为旅行写作，历史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现实感。杨潇重走的不只是一条历史道路，也是在行走中重新找回人生的方向感和掌控感。
杨潇出身于南开中文系，曾经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两获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这些经历，以及他对于旅行写作的丰富经验，让他成为最适合重走这条西迁之路的人。
许知远说：“他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是中国这一代最好的记者之一。这本书是他经过所有训练之后的一次爆发，而且题材本身也承担得起这样一次爆发。”
写这本书的时候，杨潇也同样处于寻路之年。面对写作在网络时代的变化，面对职业生涯变化带来的危机，这次重走，成为他对人生的一次校准——
通过与80年前的这些师生一同出发，走在同一条路上，在时空的交织下，感受生命和激情。
徒步，用身体来历史，是杨潇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阅读的过程，我们何尝不是在与杨潇、与西南联大师生，共同行走。
他的行囊中准备充分，有大量扎实、新鲜的史料；每到一地，借助当地史志办研究文献，采访调查；与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相遇，触摸那些已经在城市里消失的鲜活。
就像杨潇在书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子里，从微博热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