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西南聯大現代詩鈔》的出版幫助詩歌愛好者和學者們認識到“西南聯大詩人群”的存在，促進了對這些詩人的閱讀與研究，甚至在推動“西南聯大”成為文化熱點的過程中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二十多年後，時過境遷，書的再版會引起編者和詩歌寫作者、研究者們對這部詩集怎樣的回憶，對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詩怎樣的新感悟？在新書分享會上，編者張同道和詩人臧棣、西渡、姜濤一起，分享了他們對這部《詩鈔》的曆史和當下價值的思考。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月25日專題《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詩》的B04-B05。
「主題」B01丨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詩
「主題」B02-B03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 一本書與一所名校及一個詩派
「主題」B04-B05丨“西南聯大詩人群”寫出了現代漢詩的活力
「文學」B06 | 在“普羅旺斯”尋找人性的真實
「社科」B07丨專訪弗朗西斯·福山：疫情會加速全球化浪潮的消退嗎？
「藝術」B08 |通過電影去愛：戰後二十年法國迷影文化史
整理 | 張進
01
西南聯大留下一種探索的精神
張同道（編者，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主要的編者是杜運燮先生。當時杜先生已經接近八十歲，我們籌劃的時候他七十幾歲。當時我們想的是怎麼為這樣一批即将離開我們的老詩人留下一些檔案，一些資料。（其中）多數人是杜老當年的同學或者當時西南聯大的老師，或者上下屆的校友。所有的策劃、聯絡、編選原則，都是杜老（做的）。但他年齡比較大了，行動不友善，所有跑腿的事是我去幹的，找人、找詩稿，找一些剪報。當時很多材料一般圖書館都找不到了，主要都是（上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大的東西，為此我專門去了一趟昆明。當時我們盡了最大的力量，但是也沒找齊，所幸的是，我們把當時能找到的這些老詩人（很多人其實已經不在了，都是通過家屬）找到了，把素材搜集起來。
這本集子對我來講，最大的意義就是逐漸恢複曆史面貌，讓我們知道在戰火紛飛的40年代，在昆明，還有這麼一批知識分子，探索藝術、探索詩歌的美學與中國民族的文化，而這些詩歌在曆經半個世紀以後，從我們當時編輯來看，依然是非常有價值的。
事實上，編完到現在也有二十幾年了，西南聯大的詩歌越來越受到重視，現在研究的人更多了……大家逐漸對西南聯大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有一部紀錄電影叫《九零後》，拍得非常好，就是拍的西南聯大，但是很遺憾，拍的時候很多老人已經不在了。西南聯大留下的這樣一種探索的精神，這種真誠的表達，這種在中西文化之間探讨藝術發展（的努力），（包括）對中華民族當下的心理所做的非常深入的探讨，這些對今天都是有價值的。
紀錄片《西南聯大》劇照。年輕詩人們聚在一起熱烈讨論着詩藝。
02
用詩歌來回應時代經驗
西渡（詩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張同道老師和杜運燮老詩人在（上世紀）90年代環境下，做了非常重要的發現工作。（上世紀）40年代的詩歌成就在很長時期，普通的讀者幾乎不了解，因為他們很多詩人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失去了發表作品的機會，有很多後來很少發表作品。是以這本詩集的出出版确實重新整理了我們當時對40年代詩歌的認知，我們讨論40年代詩歌時，很多是引用這本書裡的詩作。現在的新版比原來的更完善，在篇目上有所增加。卞之琳原來（收錄）17首，現在把《慰勞信集》都收了。新版還做了一些版本的校訂工作，變得更經典了。
西南聯大之是以出現，這麼一大批優秀的現代詩寫作者集中在一所學校裡，跟當時戰時特殊的環境有非常大的關系。北大、南開、清華三校合并以後，在西南聯大校園内集中了一批新詩史上很重要的詩人，都在西南聯大擔任教職。書裡選擇了聞一多、卞之琳、沈從文、馮至等，其實還有一些，朱自清、孫毓棠、陳夢家也在西南聯大，都寫新詩。是以在西南聯大形成了原來單一的在清華、北大、南開不太可能形成的濃厚的詩歌氛圍。西南聯大雲集了新詩各個階段重要的詩人在教師隊伍裡。包括燕蔔荪，還有另外一個英國詩人白英，他們将英國詩歌最當代的詩風帶入西南聯大校園。
之前我們接受外國詩歌的影響都有一個時間差。西南聯大由于師資條件，學生們很早就接觸到當代最活躍的詩人，比如當時的奧登，包括燕蔔荪本人。白英當時編輯了《當代中國詩選》，還有《古今中國詩選》。西南聯大很多師生，包括俞銘傳、聞一多，都參與了這個工作，對促進西南聯大詩歌氛圍也帶來了非常有益的影響。無論從老師角度還是學生角度，詩歌氛圍都非常活躍。包括當時的文學社團，西南聯大文學社團特别多，穆旦就從南湖詩社到文聚到冬青社都參與了。詩社裡都有指導老師，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李廣田等都擔任過，指導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系也很密切，他們會到詩社去演講，會跟學生有直接的作品之間的交流。西南聯大确實有一個特殊的條件和氛圍，讓詩歌氛圍在這樣一所臨時的大學裡特别活躍。
40年代的詩歌，某種程度上和90年代的詩歌有一種對稱。40年代面臨抗戰這一特殊曆史境遇，90年代詩人與曆史也有一個遭遇，詩人們都要面對新的經驗。面對這樣一種處境，（詩人們）不得不更新他們以往的詩歌意識，包括技術手段。80年代詩歌可能跟30年代的詩歌有某種對稱，80年代朦胧詩更多還是象征詩風，80年代到90年代的轉化，和30年代到40年代的轉化，這種對稱是值得關注的現象。當然這種轉化并不是抗戰爆發了，轉化就開始了，轉化的過程在更早之前就已開始。比如葉公超首個将艾略特等詩人觀念和作品介紹到中國。趙瑞蕻翻譯《荒原》，就是在葉公超的指導下做的工作。《荒原》在中國譯界的傳播也對當時的詩歌意識更新産生了很大的作用，對當時的詩人已經開始産生刺激。加上抗戰這種特殊曆史境遇，加速了（轉化）程序。這一代詩人某種程度上很幸運，某種程度上又很不幸，在之後很長時期，他們轉換或提升的努力沒有得到認可，甚至基本的認知都沒有得到。是以我們現在重新閱讀40年代詩人的作品，看他們在特殊曆史處境中怎麼用詩歌來回應時代經驗，對我們現在的寫作依然具有啟示性。
03
這一代詩人身上的現代性
臧棣（詩人，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研究員）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這本書可以叫詩歌集，也可以叫詩選集，把它放在新詩百年曆史中看，我覺得可以放在前十本之内，具有裡程碑性質。
中國現代詩寫到（上世紀）40年代，有一種新的生命的血色或生命的氣息在那樣一個嚴峻的時代煥發出來。比如在穆旦的詩裡，有那種朝氣蓬勃、敏銳、銳氣，還有一種正氣，結合生命的體驗，再把他們那一新生代詩人對現代漢語獨有的敏感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放在之前30年代、20年代語境裡，詩歌的活力和創造力很難被激發出來。我做研究時有一種感慨，真的有這麼一代詩人，帶着生命的熱情、罕見的生命力量，跟現代漢語結合，又結合了那個時代語境裡的詞彙，把新詩的一種新面貌呈現出來。
這個新面貌怎麼去歸納，怎麼去命名，可能在現代詩歌史的學術語境裡會有分歧。比如我們那時候叫它新詩的現代化，或者對新詩現代性的追求。在40年代的語境裡，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形象，或者說這是一個帶有審美方向性轉變的追求，像袁可嘉先生當年感慨的那樣，好像真的有一種詩歌的感性的革命在這一代詩人的詩歌寫作實踐裡得到新的展現。但這個學術性問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後發生了分歧，就是怎麼去評價這代詩人對現代化的追求。當代非常重量級的一些詩人把穆旦的寫法叫作“僞奧登風”。我最近看了張松勁的評價，（認為）當時40年代詩人展現出的新詩的活力，現在看來不過是對西方詩歌的借鑒，甚至是審美的挪移，好像沒有脫離模仿的窠臼，還沒找到漢語詩性的根基，或說與傳統之間有割裂，在未成型的歐化狀态裡。
我對來自今天的對40年代的質疑是抵觸的。穆旦、杜運燮、鄭敏先生，包括王佐良、楊周翰，說他們的寫作僅僅是對西方現代主義或現代審美簡單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失去了漢語詩歌的質地，沒找到漢語詩歌真正的韻味，這樣的評判，第一，有點脫離那個時代的語境，第二，對這些詩人在寫作中展現出來的中國現代詩歌對傳統和現代之間角力（的處理）、艱苦的實踐，缺乏同情式的了解。我是站在比較同情性的了解的角度。
穆旦手稿《冬》（部分）。
怎麼去評價這一代詩人身上的現代性，特别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回溯，我們有時候體會不到那代詩人對新詩現代性追求的艱難。因為我們今天有更多的資源，好像能進行比較清晰的定位，這個定位有時會讓我們（帶）有點藐視的眼光。但我們真得對那一代詩人的文本去進行深入的細讀。在當時受着很多限制的語境裡，比如資料上、文學資訊上的限制，他們能那麼敏銳地在傳統和現代語言的變遷之間、漢語的變革之間找到一個脈絡，是讓我非常欽佩的。
他們的新詩現代性裡有一個核心話題，即對新詩現代性的追求到底落腳點在哪兒。這可能涉及怎樣了解新詩的語言和散文化之間的關系。新詩的現代化更重要的一個落腳點是新詩的散文化。在40年代，像朱自清這樣新詩的批評大家，已經用到了“新詩的散文化”這個詞。沈從文當時也講過一個觀點，新詩的現代化要往前走，他用了一個詞，叫“新詩的小說化”。小說化是散文化的代稱。以前（的詩人）總把詩歌的場面處理成一種意境，用意境來化古，向中國古典詩緻敬，這也沒有錯，我們使用漢語，不管寫哪個時代，一定是向中國詩性傳統中的意境緻敬。這代詩人身上展示出來的詩歌實踐，最可貴的是他們把中國新詩場景的意識打開了。聞一多講的新詩和古詩最大的不同是一個字——動，到卞之琳開始講戲劇，讓詩歌的場景有一種戲劇性處境。袁可嘉當時也講到，現代化裡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新詩的戲劇化。他們的詩歌寫出了他們本人作為詩人的一代活力，也寫出了現代漢詩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了一種混雜的文體，或者用他們自己的話講，綜合的文體，不是那麼純粹的語言，包含着對現代散文的吸收，還包含着（突破）詩歌散文界限，這是一種非常自覺的混淆性。這個混用本身也讓現代漢詩的詩體有了更多包容性，這個包容性能夠回應更複雜的時代經驗。
袁可嘉。
我做博士論文是1993年到1996年。當時看了穆旦的詩，我突然覺得穆旦的寫作有一個模式，他要把每一首詩寫成一出小小的戲劇。這當時對我有很大的觸動，我覺得以前把詩歌的情境想得太小了。再去追蹤當時他們用的詩歌的感受力，袁可嘉當時用了一個詞，叫最大意識活動（最大意識量）。以前詩人說要寫情緒，比如20年代詩人，像郭沫若、穆木天，他們都講詩歌來源于情緒或者說感覺，像戴望舒寫《雨巷》的那種非常精妙的感覺。但是你突然看到穆旦這代詩人，他用的是在直面時代複雜性時那種生命的氣息、生命的意識量、生命的勇氣。作為一個現代人基于現代人格，他具有了對那個時代自覺的、清醒的現代人意識。以前我們的寫作都是落腳在情感，從情感出發，回歸到情感，穆旦的詩從現代人的意識出發，用意識平衡個人和時代之間的距離，（思考）怎麼去壓縮它，或者怎麼重新做一個組合。這是中國新詩寫作最根本性的變化。
04
相對完整的文學生态
姜濤（詩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本書1997年第一版出版的時候我第一時間買了，讀完真的大開眼界，第一次比較完整地了解了這樣一個詩歌群落。有很多詩人是第一次知道，印象很深的是俞銘傳。俞銘傳的詩寫得很多，而且寫得真的很好，才氣逼人。當年他的寫作品質并不在袁可嘉之下，甚至更高，如果要排的話，穆旦最好，他能排第二。這本集子确實有裡程碑的意義。
這本詩集出來之後，特别好的是把（上世紀）40年代這麼多年輕詩人的寫作放在西南聯大這樣一個空間中去讨論、去呈現。特别是同道老師集子後面有一個編後記，标題就很有意味，“警報、茶館與校園詩歌”，其實除了詩歌之外，也談了詩歌周邊的文化生态、教育生态，包括昆明城市生存的狀态。這恰恰是我們做現代文學研究在90年代中後期的一個變化，之前我們更多的是文學内容，比如談作家、談流派、談觀念，但是到90年代越來越強調把文學放在具體的曆史情境、曆史語境中讨論，讨論具體人的關系，他和政治、社會的關系，我覺得這展現了當時研究思路潛在的轉變。
我們如果細讀這本集子，能讀到非常多有意思、非常生動的環節，能讓我們更好地了解當時詩人寫作的基本背景，包括他們的心态。比如趙瑞蕻先生有一首比較長的詩，《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這首詩我認為非常重要。這首詩的方式有點像臧棣講的用新詩小說化、戲劇化的方式寫成。寫一群學生在轟炸的時候到郊外跑警報、躲避轟炸，他們怎麼聊天、怎麼說話、怎麼畫風景、怎麼讀書，完全是用小說化的方式去寫，寫一個動态的連續的生活畫面，同時也引用了很多他們當時熟悉的西方文學的經典段落。而這個寫法，就是在1939年到1942年階段穆旦經常用的寫法，他從艾略特和葉芝那裡學來的寫法。比如穆旦有一首很有名的詩《防空洞裡的抒情詩》，也是寫躲警報、鑽山洞的情節。如果把《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跟穆旦的寫作做參照，能看出其中的對話關系。趙瑞蕻這首詩就是贈給穆旦的，但是看後面趙瑞蕻先生的詩就不是這樣寫的，反而是用相對抒情的方式，不是戲劇化的方式。
趙瑞蕻。
我私下猜測，趙瑞蕻有一點想跟穆旦競技，說穆旦你寫了這麼多詩，我也來寫，我比你寫得更好。我覺得趙瑞蕻寫得更舒暢、更飽滿、更完整。而穆旦那個時候身上有很多能量，他自己無法消化，是以他那個階段寫的小說化、戲劇化的詩基本上是比較蕪雜、零亂的，是以他有高的品質，但是氣息不流暢，但趙瑞蕻先生這首詩是非常流暢的。不是說哪首詩好，而是能夠看到當時年輕詩人之間交流的狀态，彼此競争。可能他們閱讀資源都差不多，比如都熟悉艾略特和葉芝的詩，而且對對方的寫作也很了解，讓我們真正能回到曆史的現場中去。這是一首詩呈現出來的好像很微觀、但我覺得很重要的層面。
《西南聯大曆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作者：姚丹，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确實，40年代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潮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是它的拓展期、成熟期，包括穆旦、鄭敏、杜運燮都在這個脈絡裡。事實上，當時的西南聯大不僅是現代主義詩歌有很大的影響，抗戰時期出現的一些其他的詩歌流派，也在校園中有回響。比如艾青的詩歌，穆旦當時最崇拜的詩人就是艾青。比如說田間的詩歌，聞一多在聯大講過田間、艾青的詩，在學生中引起很大振蕩。是以40年代中後期，聯大的詩人當中也有一些左翼詩歌、現實主義詩歌的嘗試，包括寫戰鬥行動的詩歌。
這個集子特别好的是選入了何達的詩，何達現在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不是特别有名氣，但當年是一個非常活躍的聯大學生。他跟聞一多、朱自清的關系都非常密切，他寫的詩是政治抒情詩，甚至是一種行動的詩，像喊口号一樣，而且這些詩在當年是非常有活力的。朱自清很看重何達的詩，而且在自己寫的文章中專門讨論過。這些看似不大的細節、微觀層面，我們如果能更多地捕捉到，真正能感受到當時聯大更豐富、更完整的文學生态，我覺得這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