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西南聯大已徹底走出“被淡忘在曆史煙雲中”的狀态。從長時間段看，對這所極具特殊性的大學的研究幾乎是一種必然，它所蘊涵的巨大價值持續被挖掘，在大學教育、知識分子研究、文化創造等衆領域給後來者留下重要啟示。
曆經屈辱的南渡、西遷，在民族危難之際，三所高等學府的知識分子（及學生）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承擔自己的責任，是時局向他們提出的問題，他們也做出了智慧的選擇，如姚丹在《西南聯大曆史情境中的文學活動》中所說，“把文化創造看做民族存亡絕續的根本……是全體聯大人的共同思路”，是以，聯大知識分子“以文化創造和文化傳播為自己的主要曆史使命和精神傳統”，他們相信，文化延續與創造所彙聚而成的文化血脈将在未來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西南聯大相對獨立自由的校園裡，在堅毅洶湧的創造之潮中，有一個格外活躍的群體，由老師卞之琳、馮至、燕蔔荪等人和學生穆旦、王佐良、杜運燮、鄭敏等人組成，他們潛心研究詩歌，體味個人與時代經驗，借鑒艾略特、奧登等現代詩人的創作方式，尋求着新的詩學意識，激發着生命、同時激發着漢語的内在活力，最終開拓了中國現代詩的疆域。錄有24位聯大詩人作品的《西南聯大現代詩鈔》的編者之一張同道在“編後”中說：“由老師和學生共同構成的校園詩人群把西方現代主義詩學引進中國新詩，在暗黑重壓下堅定而自信地歌唱自由、苦難和土地，拷問自我的沖突靈魂，成為現代詩學與中國泥土融合的支點，促使中國新詩現代化，創造了中國現代詩的一個高峰。”
如今，當我們進入《詩鈔》中的一首首詩，除了欣賞詩人們審美創造性的魅力，更可以感受到鮮活留存在詩行裡的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以及詩人們在時代語境中焦灼又通達、痛苦又絢麗的内心。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月25日專題《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詩》的B01-B03。
「主題」B01丨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詩
「主題」B02-B03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 一本書與一所名校及一個詩派
「主題」B04-B05丨“西南聯大詩人群”寫出了現代漢詩的活力
「文學」B06 | 在“普羅旺斯”尋找人性的真實
「社科」B07丨專訪弗朗西斯·福山：疫情會加速全球化浪潮的消退嗎？
「藝術」B08 |通過電影去愛：戰後二十年法國迷影文化史
撰文 | 李光榮（西南民族大學教授）
01
一部聯大詩歌讀本是時代需求
中國曆史在20世紀中葉走過三十年後，國人猛然擡頭四顧，文藝園地一派衰敗。作品怎麼寫，詩歌怎麼作？大家感到茫然。
這時，有三位長者挺身而出，為文藝的繁榮建言獻策。他們是：穆旦、杜運燮、袁可嘉。他們三人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西南聯大學緣，二是現代派詩人，三是沉默已久而小心謹慎地發聲。他們不約而同把詩路指向世界潮流，推崇現代主義詩風，提倡從中斷了三十年的詩路重新出發。
紀錄片《西南聯大》劇照。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行人搖晃着向前行進。
穆旦遺作《春》《秋》《冬》發表，杜運燮發表《秋》并引出一場關于“朦胧詩”的讨論，袁可嘉翻譯《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出版，時間都在1980年。他們提供了詩的思想、風格、式樣以至争論——在争論中思考，但卻沒有打出“西南聯大”招牌，沒有說現代派詩歌也是中國（上世紀）40年代詩歌的傳統。接着他們籌劃出版了一本書：《九葉集》。《九葉集》把中國40年代現代主義的詩歌集中地推到讀者眼前，引起學界熱烈的反響。研究者發現，“九葉”中有“四葉”是西南聯大畢業的學生，而且，他們詩歌的現代派意味更濃。于是，西南聯大成為研究者發掘的對象，且挖掘出一個“西南聯大詩人群”誘惑大家去開發。但是，西南聯大詩歌散刊于40年代的各種報刊書籍，每個研究者都從查閱詩歌做起，費時而艱難，且所見不全，是以尋找原詩成了研究者面前的大山，更不用說衆多遠離大型圖書館的人。（上世紀）80年代是充滿好奇、創造與奮進的年代，越是艱險難達的境界，大家越要去遊覽一番。于是，提供一部西南聯大詩歌的讀本便成為時代的需求。
穆旦手稿。
當時，報刊書籍的查找方式比較落後，加之圖書館對現代文獻不夠重視，編輯一本書相當困難。面對此情，杜運燮和張同道站出來承擔起編輯西南聯大詩歌的任務。杜運燮是西南聯大詩歌的創作者，1939年秋轉學西南聯大，到1945年秋畢業，在校六年，跨越了西南聯大前中後三期。他未趕上聽燕蔔荪講“現代英詩”，卻與燕蔔荪的親炙者穆旦、王佐良、楊周翰等過從甚密。他是冬青文藝社的負責人之一，參與組織了社團的創作活動，對西南聯大的詩歌較為了解。張同道則是新銳批評家，有很好的藝術感覺，對中國詩歌的發展較為熟悉，是西南聯大詩歌的熱愛者，那篇《中國現代詩與西南聯大詩人群》展現出他的學術水準，也代表着當時西南聯大詩歌研究的最高成就。他倆一老一青，各盡所能，是當時編輯西南聯大現代詩歌的最佳組合。沒辜負學界的期望，他倆曆盡艱難，于1997年捧出了《西南聯大現代詩鈔》，完成了曆史使命。
02
聯大詩人推動中國現代派詩歌走向成熟
《詩鈔》面世，大受歡迎，書中所收的三百多首詩歌，給予研究者很大的沖擊，所印三千五百冊書很快售罄。讀者的審美趣味不相同，對詩歌可以作各種評價，但有兩點感受是大家共同的：“西南聯大”和“現代詩”。
衆所周知，西南聯大長期以來銷聲匿迹無人知曉，到思想解放的80年代，西南聯大師生開始聚會、回憶、紀念、研究，社會上才逐漸知道這所大學的業績，其文學魅力随着對“九葉派”的閱讀與評論也逐漸蕩漾開去。《詩鈔》的問世，讓大家集中見到西南聯大的詩歌，引出了一批研究文章，大學生有了寫畢業論文的材料，西南聯大詩歌在各個讀者尤其是大學生的心田播下了種子。可以說，《詩鈔》在傳揚西南聯大及其文學成就，使其深入與廣泛兩個方面均有功勞。在《詩鈔》前後，《笳吹弦誦情密切》《笳吹弦誦在春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等書相繼面世，推動了人們對于西南聯大的整體認識，也為研究《詩鈔》及西南聯大文學提供了相關背景材料。自此，研究者有了線索，找到了路徑，西南聯大的方方面面得到陸續發掘，進而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西南聯大”頻頻出現在各種媒體上。考察曆史，這幾本書是人們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的基礎讀物，《詩鈔》則對西南聯大的認識與傳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西南聯大能夠作為一個“熱詞”頻繁出現，有《詩鈔》的一份功績。
卞之琳。
“現代詩”指現代主義或曰現代派詩歌，是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不同的流派。中國的現代詩20年代漸成潮流，30年代中期卻進入困境，而至西南聯大為之一變，并被推向了高峰。随着燕蔔荪講授艾略特、馮至介紹裡爾克、卞之琳翻譯奧登，西南聯大詩人能夠站在世界詩潮的前沿從事創作，他們摒棄戴望舒似的個人愁緒，拒絕對風花雪月的感喟，堅持以理智取代感情，把現實變為思想，鍛造獨特的意象，尋找新奇的比喻，提煉有力的辭句，反映現代生活内容，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與此前的新月派和象征派迥然有異。即使是古老的題材，在他們筆下便遽然一新：告訴熱戀者“你的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春天“光、影、聲、色都已經赤裸，/痛苦着，等待深入新的組合”。如此新鮮、刺激而有力，古來無多。《詩鈔》給人一個明晰的印象：西南聯大師生寫的就是現代派詩。再加上《書前》與“編後”的引導，研究者确切地相信：西南聯大的詩歌屬于現代派。是以說，《詩鈔》推進了學界對西南聯大現代詩歌的深入研究和持續探讨，見識了中國現代派詩歌所達到的高度，進而認定西南聯大詩人對于中國現代派詩歌走向成熟的重大作用。可以說，這是《詩鈔》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貢獻。與此相連的是，學界對“九葉派”中西南聯大詩人的深入研究，大家肯定了穆旦、杜運燮、鄭敏、袁可嘉對現代派詩歌的貢獻，确立了他們的文學史地位，特别是穆旦，由一個默默無聞的校園詩人而被确定為中國現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其中有《詩鈔》的一份功績。謹慎地說，對穆旦詩人形象的塑造，是此前出版的《穆旦詩全集》與《詩鈔》共同發生的作用。
03
所選詩歌展現編者偏好
隻是，“現代詩”一詞有不同含義：“現代的詩”，“現代體詩”，“現代派詩”。《詩鈔》的編者顯然了解為後一種。這并不奇怪。杜運燮推崇卞之琳的現代詩，受奧登的影響較大，偏重制代派詩歌，他的“朋友圈”中西南聯大現代派詩人為多，他編“詩鈔”自然現代派詩為主體。張同道推崇現代派，在當時現代主義占詩壇主潮的風氣下，必然會對西南聯大詩歌作現代主義解讀。這樣，他倆編的《詩鈔》現代派詩為多。客觀上講，在西南聯大，現代派詩風較為強勁，詩歌成就也最高。這就決定《詩鈔》是一本以現代派為特色的詩集。
可是解讀為“現代體詩”就不同了。在西南聯大，除了現代詩外，還有數量不少的古體詩。陳寅恪、吳宓、劉文典等的古體詩在師生中流傳，朱自清、楊振聲、王力等現代作家也寫古體詩。編輯一本“現代體詩”而不收“古體詩”，是可以稱為“現代詩”的。《詩鈔》沒一首古體詩，将書名了解為“西南聯大現代體詩鈔”也未嘗不可。再從編輯思想來看，《詩鈔》是對聞一多《現代詩鈔》的繼承，連“鈔”字都與後者保持一緻。其實，“鈔”就是“抄”。聞一多編《現代詩鈔》，首先将“現代”作為一個時間概念，與“古代”相對，收的詩全是現代社會的詩；其次作為一個“現代體”概念，不收古體詩。是以，《現代詩鈔》收錄了一些非現代派的詩歌。《詩鈔》雖然盡量收現代派詩歌，但也有一些非現代派的詩。從詩人看，李廣田、趙瑞蕻、缪弘不是現代派詩人，以詩而論，《血說了話》《題林蒲（并序）》《紀念吾師聞一多先生》并非現代派風格。是以，現代派詩隻是《詩鈔》中的大多數，展現出編者的偏好。
聞一多。
由于現代派以外的詩歌收得不多，《詩鈔》給讀者西南聯大除了現代派詩外，并無多少其他詩歌的印象，這不能不說是《詩鈔》造成的認識盲區。
另一方面，《詩鈔》所收的現代派詩歌并不廣泛。人總是有局限的。杜運燮雖然對西南聯大前中期的詩歌較了解，但對初期和後期的詩知道的就少一些，是以所收不多。例如早期南湖詩社，後期新詩社、文藝社的詩就較少；沈季平、陳時、缪弘并非“孤篇橫絕”。個中人編書當然有局外人不及的長處，但也難免陷入王瑤先生所說的“有所蔽”而不能縱觀全局，出現“唐人選唐詩”的弊端。《詩鈔》中，同是詩集，收了鄭敏、杜運燮的，不收缪弘、何達的；同是散文詩，收了陳時的，不收劉北汜的。盡管可以了解為資料難覓，杜運燮年事已高，但實際是沒有充分查閱報刊雜志，因為連杜運燮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十八首組詩《機場通訊》都漏收了。如果發動西南聯大校友共襄其事，年輕的編輯跑一跑圖書館，是不會留下如此大缺憾的。
南湖詩社。西南聯大最早的文藝社團。圖來自紀錄片《九零後》。
然而，我們又不能以此苛責編輯。因為他們編的既不是“詩集”，也不是“詩選”，而是“詩鈔”。“鈔”嘛，可以鈔這，也可以鈔那，出于主觀意圖，既不求全，也不求精。我們要判斷的是這一“主觀意圖”是否能夠滿足大衆的需要：在1997年推出《詩鈔》，是符合了讀者願望的。可過了二十餘年再來看《詩鈔》，自然會對它有更高的要求了。也許，這是時間的尺度，而不是原書的缺憾。
要之，《詩鈔》把西南聯大及其詩歌現代派推向社會，打入讀者心中，這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績了。
04
收文不以聯大存在時間為限
《詩鈔》的編輯思想，除了突出西南聯大藝術成就最高的現代派詩歌，并把詩歌的産生場所西南聯大推向社會外，還有兩點值得贊同：
第一是收文不以西南聯大存在時間為限，而以作品創作實際和風格為度。作品的母體是作家，社會組織隻是個人生活與工作的場所，作家可能更換場所但作家本身沒有變。西南聯大的教師與學校是契約關系，學校每年一聘，教師接受聘書，雙方就建立了工作關系。學校實行學分制，學生修夠規定學分就可以畢業。是以，師生作家與西南聯大的關系是靈活的。有的作家離開了西南聯大或者在學校結束後才發表或出版作品，或者繼續其風格創作，不可能割裂西南聯大。如果收文以西南聯大存在時間為度，既不符合創作的實際，又損害文學作品的完整性。是以，《詩鈔》的收文時間為1937年至西南聯大結束之後的1948年。舉例來說，《慰勞信集》創作于詩人進西南聯大之前，但發表與出版時詩人已進西南聯大，收了；《詩四十首》出版于1948年，但絕大部分詩歌創作于西南聯大時期，而其後的詩風與以前的一緻，也收了。這是值得肯定的。假若收文與學校的終始一緻，會使作品及其風格破碎。
第二，師生分卷排列的體例。這大約是《詩鈔》的創造。學生收錄老師的作品，而把老師與自己并列甚至列于自己名後（以通行方式排列），顯得不尊且有妄自尊大之嫌。作為西南聯大的學生，杜運燮對老師十分敬重，他曾在多處表達過這種心情。他編西南聯大詩歌，把老師的作品排在學生前，以此表達他對老師的尊敬。以作品實際而論，西南聯大學生的一些詩歌成就超過了某些老師——這是學術結論。但編一本書，并不是要在書中比個高下，而是把作品呈獻出來，是以有不同的方式編排。其實，師生混排也無大礙，“弟子不必不如師”，教師以學生為榮，好老師希望學生超過自己。但杜運燮不取，而以分卷排列的方式呈獻作品。這在西南聯大師生中造成了良好的聲譽。2004年，我拟編《西南聯大文學作品選》請教王景山先生，他提到《詩鈔》的體例，認為“這也是一法”。我後來的書在編排上做了變相的處理，算是接受了《詩鈔》的影響吧。
05
《詩鈔》多方面的價值意義
那麼，再版《詩鈔》是否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西南聯大的知名度及其現代派詩歌的影響呢？恐怕不能作這樣機械狹隘的了解。事實上，《詩鈔》的價值意義是多方面的。再版《詩鈔》的意義也要從多方面了解。例如，《詩鈔》以“現代詩”冠名，在80年代以來并不是第一本，卻是影響較大者之一。在它之後，以“現代詩”冠名的書則有上百種之多。又如，《詩鈔》收入二十四家詩人，其中老師六家，學生十八家，獲得“西南聯大詩人群”的稱号，後來的研究者多以此名來研究西南聯大詩人詩作。再如，《詩鈔》中的詩人杜運燮、穆旦、沈季平等曾參加中國遠征軍赴印緬戰場，用親身的經曆寫出了看得見肉搏、聽得到殺聲的戰場詩，缪弘則在戰鬥中沖鋒上陣，英勇犧牲，他們以生命和詩凝結成四個大字：“不要戰争”——反戰思想是他們獻予人類最輝煌的詩行！讀他們的詩，可以獲得作戰的勇氣和非戰的智慧。
而最基本的是沒有一本可供閱讀的西南聯大詩集。西南聯大詩歌的藝術光彩已為人們知曉，但要欣賞其美不能隻靠評論或者各處搜尋來的片段，判别他人論斷的正确與否也需要完整作品，進一步研究西南聯大詩歌更需要整體材料，總之，具有市場的需要。要問為什麼《詩鈔》斷貨二十年仍沒有一本更好更全的西南聯大詩集呢？這是我等的汗顔處：在重重困難下仍然無能完成。也許我們今天所面對的難度仍不低于杜運燮先生，隻是困難的情形不同罷了。
《西南聯大現代詩鈔》，編者：杜運燮 張同道，版本：雅衆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8月
在杜運燮逝世，張同道改行的情況下，曹雪峰以他學生時代的閱讀經驗標明《詩鈔》再版，并做了大量技術性的工作。首先是将原版的卷名改為“師者”和“學生”，并拟定了兩卷的卷名。其次是收回原版目錄中詩集名下的篇名，直接以詩集名出之；再次是補充完善了詩人簡介；第四是将後來修改的詩歌标題改為最初的字樣；第五是依據詩歌寫作的時間調整了一些詩的目次；第六是盡量收錄原載版詩歌；第七是勉力作了題注，說明版本情況；第八是适當地作了注釋，指出不同版本文字的差異；第九是校正了原版《詩鈔》的一些錯誤；第十是附錄了張同道的一篇雄文，這是迄今沒被超越的研究高峰。這些工作看似細小，做起來卻很要些學術功力和時間的，目的是為了保持西南聯大詩歌的原貌，并給讀者閱讀的友善。
不過，有的錯誤仍然沒有得到改正。這裡必須指出楊周翰的《女面獅（四）》的錯誤。這首詩原題《旅行》，收入《聞一多全集·現代詩鈔》訛為《女面獅》。原版《詩鈔》照錄了錯誤，新版《詩鈔》上溯到《現代詩鈔》而止，依舊儲存着錯誤。作品集的錯誤會造成以訛傳訛的惡果，是以特予指出。此錯我曾在《西南聯大文學社團研究》一書中指出過，似未引起人們的注意。雖然它并不影響新版《詩鈔》的整體完善，但使其現出了瑕疵，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