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為啥都不自己動手寫材料？

上司不寫材料，公文一類的事情都請秘書捉刀代勞，這是有曆史傳統的，至少可以追溯到諸葛亮那裡。

《資治通鑒》第70卷有一段記載：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谏曰：“為治有體，上下可不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複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谷之數，雲‘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卒，亮垂泣三日。

有一天，諸葛亮在屋裡親自校對公文，主簿楊顒走進來，勸他不要這麼辛苦，因為治理國家是有制度的，上司和下級應各司其職，不能混淆。

為了增強說服力，楊主簿打了個治家的比方：

有一個人，命奴仆耕田，婢女燒飯，雄雞管打鳴報曉，狗負責咬盜賊，以牛拉車，以馬代步；這樣做的結果是，家中事務無一曠廢，想得到的東西都可得到滿足，悠閑自得，高枕無憂，他就隻是吃飯飲酒而已。

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情他都要親自去做，不用奴婢、雞狗、牛馬，結果勞累了自己的身體，陷身瑣碎事務之中，弄得疲憊不堪，精神萎靡，卻一事無成。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别，難道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雞狗嗎？不是，而是因為他忘記了作為一家之主的職責。

是以古人說：坐着讨論問題，作出決定的人是王公；執行指令，親自去做事情的人，稱作士大夫’。漢朝兩位著名的宰相都懂得這個道理——丙吉不過問殺人這樣的刑事案件，卻擔心耕牛因天熱而喘使天下糧食減産（司馬光評價他“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陳平不去了解國家的錢、糧收入，而說‘這些自有具體負責的人知道’，他們都真正懂得各司其職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國政務，卻親自校改公文，終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勞累了嗎？”

聽完這番話，諸葛亮深表感謝。楊顒去世，諸葛亮哭泣了三天。

這件事發生在黃初四年（公元223年），也就是劉備去世、諸葛亮主政的那一年。

從字面上看，我們不好斷定二人之間的關系。但能讓蜀漢丞相諸葛亮哭了三天，說明兩人關系不一般，至少楊對他來說很重要。可是從《資治通鑒》中，我們又再找不出二人有關系的其它地方，那就說明這則事例與他哭了三天一定是有聯系的。

主簿這一官職，是各級主官帳下掌管文書的副官。

《文獻通考》卷六十三：“蓋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禦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郡縣皆有之。”

魏晉時期，王和地方長官的幕府中，主簿常參機要，總領府事，因為是長官的親吏，是以權勢頗重。

曆史上作過主簿的名人不少，如楊修、司馬懿都作過魏王曹操的主簿，呂布作過并州刺史丁原的主簿，廖化作過關羽的主簿。這就相當于首長的秘書長、辦公室副主任，專門管推材料的。

估計楊顒說過這話之後，就把推材料的活全部接過去了，不讓諸葛亮操心，結果把自己早早累死了。

上司是管大事的，日理萬機，是以一般都不會親自去寫公文。可偏偏有些上司對材料要求非常高，不光要“四六句”（那都是面上的東西），關鍵要求把政績說足，可以有一說二，但絕不能有二說三，至少要說到四，至于缺點呢，要說得盡可能婉轉。這可就苦了寫材料的人了。

雖說從職責分工上來說，上司不必親自搞材料，但上司也不能有“材料癖”——要求手下人反複推、層層審，非要搞它個石破天驚。

材料這個東西不必太過講究，能把事情說清就行了，讓人家秘書點燈熬油推材料，那耗的可都是青春和生命啊！據說有上司帶着幾個人推了半夜，最後的成果就是把“打實基礎”改成“夯實基礎”。賈島為一個字的推敲而“撚斷數莖須”，唐詩中的苦吟派追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可那都是清閑文人的自娛自樂，他們有的是時間，反正不用上班開會搞總結。材料是總結與指導工作的，若是“兩句三年得”，那黃花菜都涼了。

誠然，大材料需要集體推。可平常講話之類的小材料就沒這個必要了吧。上司若是看不上手下人寫的，就自己上手。讓秘書分門别類的提供相關資料，自己把資料讀上三遍，再加上平時的思考，思路肯定就漸漸清晰。然後開會，心裡有啥就說啥，有幾句就說幾句。須知，說實話的人才會辦實事，開短會的人才能幹大事！

這樣，既省得手下人做無用功，弄出“八稿九稿，回到原稿”的鬧劇，又可以開短會，免得大夥開會時候坐在台下眼巴巴盯着，看你手中的稿子還剩幾頁！

如此，文風、會風、作風問題一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