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为啥都不自己动手写材料？

领导不写材料，公文一类的事情都请秘书捉刀代劳，这是有历史传统的，至少可以追溯到诸葛亮那里。

《资治通鉴》第70卷有一段记载：

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顒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可不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及卒，亮垂泣三日。

有一天，诸葛亮在屋里亲自校对公文，主簿杨顒走进来，劝他不要这么辛苦，因为治理国家是有制度的，上司和下级应各司其职，不能混淆。

为了增强说服力，杨主簿打了个治家的比方：

有一个人，命奴仆耕田，婢女烧饭，雄鸡管打鸣报晓，狗负责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这样做的结果是，家中事务无一旷废，想得到的东西都可得到满足，悠闲自得，高枕无忧，他就只是吃饭饮酒而已。

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情他都要亲自去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陷身琐碎事务之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却一事无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难道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

所以古人说：坐着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的人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自去做事情的人，称作士大夫’。汉朝两位著名的宰相都懂得这个道理——丙吉不过问杀人这样的刑事案件，却担心耕牛因天热而喘使天下粮食减产（司马光评价他“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时人以为知大体”）；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他们都真正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改公文，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

听完这番话，诸葛亮深表感谢。杨顒去世，诸葛亮哭泣了三天。

这件事发生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也就是刘备去世、诸葛亮主政的那一年。

从字面上看，我们不好断定二人之间的关系。但能让蜀汉丞相诸葛亮哭了三天，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至少杨对他来说很重要。可是从《资治通鉴》中，我们又再找不出二人有关系的其它地方，那就说明这则事例与他哭了三天一定是有联系的。

主簿这一官职，是各级主官帐下掌管文书的副官。

《文献通考》卷六十三：“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郡县皆有之。”

魏晋时期，王和地方长官的幕府中，主簿常参机要，总领府事，因为是长官的亲吏，所以权势颇重。

历史上作过主簿的名人不少，如杨修、司马懿都作过魏王曹操的主簿，吕布作过并州刺史丁原的主簿，廖化作过关羽的主簿。这就相当于首长的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专门管推材料的。

估计杨顒说过这话之后，就把推材料的活全部接过去了，不让诸葛亮操心，结果把自己早早累死了。

领导是管大事的，日理万机，所以一般都不会亲自去写公文。可偏偏有些领导对材料要求非常高，不光要“四六句”（那都是面上的东西），关键要求把政绩说足，可以有一说二，但绝不能有二说三，至少要说到四，至于缺点呢，要说得尽可能婉转。这可就苦了写材料的人了。

虽说从职责分工上来说，领导不必亲自搞材料，但领导也不能有“材料癖”——要求手下人反复推、层层审，非要搞它个石破天惊。

材料这个东西不必太过讲究，能把事情说清就行了，让人家秘书点灯熬油推材料，那耗的可都是青春和生命啊！据说有领导带着几个人推了半夜，最后的成果就是把“打实基础”改成“夯实基础”。贾岛为一个字的推敲而“捻断数茎须”，唐诗中的苦吟派追求“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那都是清闲文人的自娱自乐，他们有的是时间，反正不用上班开会搞总结。材料是总结与指导工作的，若是“两句三年得”，那黄花菜都凉了。

诚然，大材料需要集体推。可平常讲话之类的小材料就没这个必要了吧。领导若是看不上手下人写的，就自己上手。让秘书分门别类的提供相关资料，自己把资料读上三遍，再加上平时的思考，思路肯定就渐渐清晰。然后开会，心里有啥就说啥，有几句就说几句。须知，说实话的人才会办实事，开短会的人才能干大事！

这样，既省得手下人做无用功，弄出“八稿九稿，回到原稿”的闹剧，又可以开短会，免得大伙开会时候坐在台下眼巴巴盯着，看你手中的稿子还剩几页！

如此，文风、会风、作风问题一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