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機大臣是清朝設立的一個官職，其地位相當顯赫。
軍機大臣是軍機處的長官，軍機處是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機構，是清代全國政令的策源地和統治中心，軍機大臣的職務是“掌書谕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即秉承皇帝的旨意辦理軍政事務，實際上是為皇帝做侍從秘書工作。
嘉慶朝末年的軍機大臣分别是東閣大學士托津、文瀾閣大學士戴均元、戶部尚書盧蔭溥，還有一位是軍機行走（實習）戶部侍郎文孚。
話說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承德避暑山莊休養的嘉慶帝突然猝死。
按清朝雍正帝創下的規矩，皇帝在世時都會把自己挑選出的皇位繼承人，親筆書寫密封後，藏在“正大光明”匾後。待皇帝駕崩，請出密诏當衆宣讀，進而确立新的皇帝。傳位密诏都有兩份，一份藏在匾後，一份由皇帝随身攜帶。
但奇怪的是，在嘉慶駕崩後，随身攜帶的傳位密诏一時間卻找不到了。國不可一日無主，當時把衆臣子給急得，翻箱倒櫃，搜遍了整個避暑山莊。
後來，還是讓軍機大臣托津和戴均元給找着了（有人認為是他們僞造的），後來就根據這份“密诏”宣布綿甯為皇位繼承人，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
是以說，綿甯能坐上皇位，軍機處的幾位大臣是出了力的，立了功的。
但就在他登基十天後，這幾位軍機大臣就被罷了官，這是為什麼？難道真的就是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句話。
嘉慶二十五年（1825年）九月初七，就是道光帝登基的第十天，他開始對先皇的老班底動刀：一是責令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盧蔭溥、文孚留任，四人均交刑部議罪；二是革去托津、戴均元軍機大臣之職，連降四級，去編寫大行皇帝實錄，盧蔭溥、文孚連降五級留任。三是重新任命了新的軍機大臣：即大學士曹振镛、禮部尚書黃钺、戶部尚書英和在軍機行走。不久，盧蔭溥也被調離軍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就出在新任領班軍機曹振镛身上。
據《清史稿·曹振镛傳》記載，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縣人，尚書曹文埴之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三等，高宗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講。累遷侍讀學士。嘉慶三年（1798年），大考二等，遷少詹事。父憂歸，服阕，授通政使。曆内閣學士，工部、吏部侍郎。十一年（1806年），擢工部尚書。《高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調戶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八年（1813年），調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晉太子太保。
嘉慶帝駕崩時，大學士曹振镛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人，但一直盯着軍機處這個位置，為什麼？因為大學士雖是文臣的最高官位，但僅僅是種待遇，沒有實權。隻有到了軍機處，才算是宰丞，稱得上中堂大人。是以，他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的。
道光帝登基後，他看着托津、戴均元等人以顧命大臣自居，他的心裡真不是滋味，整一個“羨慕、嫉妒、恨”。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留着的。這天，曹振镛的一個老部下、翰林院編修劉鳳诰找上門來，無意中說起由軍機大臣起草的“嘉慶遺诏”有一個明顯的常識性的錯誤：就是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由雍和宮寫成了避暑山莊。
九月六日這天，曹振镛就找道光帝彙報，說遺诏有一個重大錯誤，它不但有辱先祖，還有損國體。
道光帝很生氣，這種常識性的問題都會出錯？十日，他召來托津等人，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托津等解釋說，我們沒有錯啊，高宗（乾隆）出生于避暑山莊也不是我們捏造出來的，而是來自于《嘉慶帝禦制詩文初集》注釋。在詩文的注解中，先皇确認高宗生于“山莊都福之庭”。（要錯也是嘉慶帝啊，當然他們不敢這樣說）
道光也不想多聽他們解釋，直接就把這四位老班子的軍機大臣給撸了，并任命了曹振镛為軍機大臣，可把曹振镛樂得差點暈了過去。
當然，更換先帝老班子也不僅僅就是因為曹振镛告密一件事，還有他們以自己擁立有功，常以顧命大臣自居，恐怕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不過，這幾位被罷了官的軍機大臣，結局還是不錯的。
托津，在道光元年，升太子太傅、正黃旗蒙古都統、正白旗滿洲都統、署戶部尚書、内大臣、閱兵大臣、管理三庫大臣、署理藩院尚書、署刑部尚書、署左都禦史。去世後贈太子太師，谥文定，入祀賢良祠，享年80歲。
戴均元，道光元年管理刑部，79歲退休，道光皇帝還賜詩送行，并诏令在他還鄉沿途的水驿所在官護送，在籍食全俸，83歲時加太子太師，1840年去世，享年95歲。
盧蔭溥，後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刑部，退休後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79歲去世，贈太子太師，谥文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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