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有多種形式：有面對面真槍實彈的陣地戰，有隐蔽戰線的間諜戰，有以破壞對方經濟為目的的金融戰。在抗戰時期就發生過國民政府與日僞政權之間的金融戰，那就是以假币對假币的一場暗戰。
在民國時期，我國使用的鈔票又稱“法币”，“法币”是“法定貨币”或“法償币”的簡稱，指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賦予其強制流通使用的貨币。當時發行“法币”主要是三大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印刷鈔票的地點主要是在香港。
1941年12月8日，美國與日本宣戰後，香港難免不被日軍侵占。于是，當時我國的最高統帥蔣介石下令：我在港銀行，戰争一旦波及香港，重要檔案和人員要盡量遷回内地；訂印的券鈔和券版要送到内地或銷毀；所有的法币也要運回内地，如果不能運走則銷毀。
就在美國宣戰的這一天，戰火同時燒到香港，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由于英軍準備不足，在雙方激戰半個多月後，1941年12月26日香港淪陷。在香港淪陷前，國民政府再次下達指令：銷毀法币。銀行的職員開始日夜不停地銷毀鈔票和半成品，但是由于數額巨大，他們并沒有在日本人趕到之前把所有鈔票和印鈔機銷毀完。
日本人得到這些鈔票和印鈔機後，簡直是得到了一個搖錢樹。他們用印鈔機可以毫不費力地制造非常逼真的假币，讓它們流入國統區，進而導緻國統區經濟的癱瘓。可見日本侵略者的惡毒，他們不僅要在戰場上消滅我們，更在經濟上搞亂國統區。
面對這一嚴重的情況，作為軍統局長的戴笠，在1942年1月，向蔣介石獻了一策：“為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我也印你的假币！”既然日本人可以用假币打亂國統區的經濟，那麼我們也可以用“以假對假”的政策破壞淪陷區的金融。
蔣介石對戴笠的建議非常贊賞，于是征詢了财政部長宋子文和中國銀行總裁貝祖诒等人的建議，他們都認為這個主意不錯。當時宋子文在美國，他還征求了羅斯福總統的意見，羅斯福表示支援。
就這樣，國民政府與日僞就此展開了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争，假币對假币。
日僞偷印的是國統區的法币，國統區可不能印自己的假鈔票，那是自毀長城。戴笠立即指令各區站特務收集淪陷區流通的軍用票與汪僞政府發行的銀聯券、儲備券等。然後把這些貨币樣品寄往美國，請美國的制鈔公司進行秘密仿制，印刷。
為了順利地将假鈔運到淪陷區，軍統還專門開辟了兩條路線。一條是從重慶空運到江西上饒，由潛伏在那裡的忠義救國軍通過秘密通道把僞鈔運送到蘇、浙、皖、滬等地。另一條是從西安運到洛陽，由軍統貨運處和湯恩伯的物資調運處與汪僞政權的漢奸交換物資，然後運回重慶。
後來考慮到這些假币在美國印刷成本高、周期長，戴笠建議在重慶印刷。經蔣介石同意後，就在重慶楊家山附近建造了一家印刷僞鈔的工廠。
這場“假币對假币”的沒有硝煙的戰争，對國民政府來說有三方面的意義：第一，挫敗日僞的經濟陰謀；第二，用假币購買大量淪陷區的物資，支援抗日戰争；第三，破壞淪陷區的金融系統，保證國統區戰時經濟的運轉。
但副作用是，這樣的做法直接導緻了淪陷區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淪陷區的百姓受苦了。然而，為了取得抗日戰争勝利這個大局，承受一點苦難老百姓也是能夠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