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多种形式：有面对面真枪实弹的阵地战，有隐蔽战线的间谍战，有以破坏对方经济为目的的金融战。在抗战时期就发生过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之间的金融战，那就是以假币对假币的一场暗战。
在民国时期，我国使用的钞票又称“法币”，“法币”是“法定货币”或“法偿币”的简称，指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其强制流通使用的货币。当时发行“法币”主要是三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印刷钞票的地点主要是在香港。
1941年12月8日，美国与日本宣战后，香港难免不被日军侵占。于是，当时我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下令：我在港银行，战争一旦波及香港，重要文件和人员要尽量迁回内地；订印的券钞和券版要送到内地或销毁；所有的法币也要运回内地，如果不能运走则销毁。
就在美国宣战的这一天，战火同时烧到香港，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由于英军准备不足，在双方激战半个多月后，1941年12月26日香港沦陷。在香港沦陷前，国民政府再次下达命令：销毁法币。银行的职员开始日夜不停地销毁钞票和半成品，但是由于数额巨大，他们并没有在日本人赶到之前把所有钞票和印钞机销毁完。
日本人得到这些钞票和印钞机后，简直是得到了一个摇钱树。他们用印钞机可以毫不费力地制造非常逼真的假币，让它们流入国统区，从而导致国统区经济的瘫痪。可见日本侵略者的恶毒，他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消灭我们，更在经济上搞乱国统区。
面对这一严重的情况，作为军统局长的戴笠，在1942年1月，向蒋介石献了一策：“为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我也印你的假币！”既然日本人可以用假币打乱国统区的经济，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以假对假”的策略破坏沦陷区的金融。
蒋介石对戴笠的建议非常赞赏，于是征询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诒等人的建议，他们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当时宋子文在美国，他还征求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罗斯福表示支持。
就这样，国民政府与日伪就此展开了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假币对假币。
日伪偷印的是国统区的法币，国统区可不能印自己的假钞票，那是自毁长城。戴笠立即命令各区站特务收集沦陷区流通的军用票与汪伪政府发行的银联券、储备券等。然后把这些货币样品寄往美国，请美国的制钞公司进行秘密仿制，印刷。
为了顺利地将假钞运到沦陷区，军统还专门开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重庆空运到江西上饶，由潜伏在那里的忠义救国军通过秘密通道把伪钞运送到苏、浙、皖、沪等地。另一条是从西安运到洛阳，由军统货运处和汤恩伯的物资调运处与汪伪政权的汉奸交换物资，然后运回重庆。
后来考虑到这些假币在美国印刷成本高、周期长，戴笠建议在重庆印刷。经蒋介石同意后，就在重庆杨家山附近建造了一家印刷伪钞的工厂。
这场“假币对假币”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对国民政府来说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挫败日伪的经济阴谋；第二，用假币购买大量沦陷区的物资，支持抗日战争；第三，破坏沦陷区的金融系统，保证国统区战时经济的运转。
但副作用是，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沦陷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沦陷区的百姓受苦了。然而，为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这个大局，承受一点苦难老百姓也是能够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