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有朱棣這樣有雄才大略的兒子，但卻近乎固執地要把皇位傳給嫡長子朱标，甚至在太子朱标去世後，又固執地要把皇位傳給稚嫩的皇太孫朱允炆。
盡管朱棣後來起兵奪位，但是，在朱元璋在世時，儲君之位始終是明确、不容争議的。
康熙也有一衆不錯的兒子，他也曾想立儲君，但諸子之争卻此起彼伏，最後上演出“九子奪嫡”。
這背後，是古代立儲方式的不同。
古代主流的繼承人選擇制度
自古以來，選擇繼承人有兩種方式：立長、立賢。
其中，自周以來，在大部分時間裡，“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嫡長子繼承制是主流。
不僅僅在皇位傳承上如此，在爵位，甚至家族地位傳承中也是如此。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明确！利于家族的團結、穩定。
誰來接班，靠出身就已經确定下來了，其他人可以早早丢掉妄想，安分守己地作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争搶不屬于自己的東西。長幼有序，團結親愛。
與競争激烈的現代社會不同，古代農業社會是相對穩定的，隻要繼承人不是太“作”，即便能力平庸一些，家業也是能守得住的。相比之下，諸子相争，導緻家族分裂、衰落的危險要大得多。
是以，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嫡長子繼承制在古代一直是主流。
朱元璋的堅持
朱元璋驅逐蒙元，一統天下後，急切地要恢複天下秩序。
當時，不但皇位是世襲的，王位、各級爵位、軍戶，甚至許多職業都是世襲的。
有的世襲位置，人人都搶着要，有的世襲位置，人人都不想要。
在朱元璋看來，如果不能對世襲制度做出明确，便于執行、監督的規範，天下要亂套。
是以，朱元璋對皇位、親王、爵位、軍戶的世襲都作了嚴格的規範。
比如，親王之位，嫡長子到十歲時（夭折機率大減）就要授予金冊，立為王世子；其他的兒子各得其位；如果嫡長子早去世，又已經有了嫡長孫，就要立嫡長孫；如果王與正妃50歲了還沒有生子，就要立庶長子。
總之，朱元璋對世襲制度做了明确、細緻的規範，列入祖訓，以為大明萬世不變的原則。
朱标去世後，朱元璋立皇太孫時的诏書，更是表明了自己的堅定不移。
朱元璋提到：朕建立大明，就是要為後世立榜樣！如果朕自己都不遵守自己設立的制度，以後誰還會遵守這個制度呢？
是以，有明一代，嫡長子繼承制都是皇位傳承的基本原則。
朱棣起兵奪位後，繼續堅決執行朱元璋的祖訓，明确推行此制。
顯然，對曾經流浪的朱元璋來說，“各得其所，各安其業”就是理想天下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
而朱元璋帶頭執行嫡長子繼承制，正是試圖為天下做出“各得其所，各安其業”的表率。
大清（後金）早期的繼承人制度
後金其自關外，受到中原宗法制度的影響較小，生産力水準也比較落後。
是以，後金的繼承人制度，有原始的民主色彩。
首領一般不指定接班人，而由八旗貴族們以會議選舉的形勢确立繼承人。
是以，後金的每次皇位傳承都危機四伏。
努爾哈赤去世後，經過激烈角逐，皇太極登基。但當時許多人不服，多爾衮甚至認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奪立”。
皇太極去世後，豪格與多爾衮互不相下，險些引發火并。
所幸的是，當時的八旗貴族頭腦比較清醒，行為比較克制，皇位之争始終沒有導緻政權分裂。
然而，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如果不能改變這種繼承人制度，激烈的内讧、分裂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真是那樣，大清也逃不脫”胡人無百年之運“的“魔咒”了。
康熙的嘗試
康熙最初的嘗試，是要再用中原王朝常見的嫡長子繼承制。
是以，康熙早早确立了嫡長子胤礽為皇太子。
随即，康熙傾注了大量心血，試圖将胤礽培養為合格的接班人。
康熙不但選擇了優秀的老師來交代太子，還極力維護皇太子的地位，對于藐視皇太子的臣功，無論職位多高、權力多大，堅決打擊，毫不留情。
然而，滿清貴族，并沒有宗法制傳統，各皇子依然觊觎其位，各重臣也結交不同的皇子，彼此拉幫結派，互相競争。
複雜的情況下，皇太子胤礽“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成為衆矢之的。
與此同時，胤礽也确實不具備處理複雜形勢的能力。
胤礽不但盛氣淩人，随意訓斥王公大臣，甚至在留守京城期間擅自将康熙已經批發的事情進行修改！
最終，康熙還是廢了胤礽。
顯然，試圖再用中原王朝常見的嫡長子繼承制，早立太子是不合适的了。
因為：滿清貴族受中原宗法制度的影響有限，限制較小。
即便立了太子，如果不加重太子的權力，諸子與大臣勾結，仍然能對其發起挑戰；而如果進一步加重太子的權力，太子又可能威脅現任天子。
是以，康熙不再立皇太子了。
如此，大清的皇位繼承權，不但沒有明确的接班人，連相對明确的繼承順位都沒有！
這樣的情況下，誰能表現出突出的能力，擁有更大的力量，擷取更多的支援，誰就更可能成為繼承人！
諸子中的積極分子觊觎皇位，互相争奪，“九子奪嫡”，愈演愈烈。
“秘密立儲”制度的形成
任諸子相争，康熙并未再立皇太子。
直到彌留之際，康熙才以《遺诏》的形勢确定：皇四子“繼朕登基”。
經曆過“九子奪嫡”風風雨雨的雍正，決心确定新的規則。
雍正元年，初登大寶的雍正就宣布：現在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以後再說。
實際上，當時，三子弘時已二十歲，四子弘曆、五子弘晝已十三歲，都已不算“幼”了。
是以，雍正此語的本質，是表示：不再使用“嫡長子繼承制”，而是要對諸子考察後，再确立繼承人！
随即，雍正表示：朕會親自寫下确立的儲君人選，放在“正大光明”匾之後，以備不虞。你們不用去知道朕到底立了誰，隻管盡心盡力替朕辦事，朕也會保全你們的富貴，這難道不是國家的大慶嗎？
顯然，雍正的意思很明确：朕已經選好了儲君，是以你們再怎麼争來争去都沒有用！而朕又沒有公示儲君，是以你們也不必黨附太子，動搖皇權。
如此，對雍正來說，能夠維系政權的穩定，而對群臣來說，不必被迫站隊，你死我活。
是以，群臣都贊許此法。
此後，乾隆繼位後，将雍正的“創舉”法定下來。
乾隆下诏：不可不立儲，而尤不可顯立儲，最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孫當遵守而弗變者。
如此，“秘密立儲”制度被确立下來，成為大清王朝法定的立儲制度。
此後，帝位傳承時的劍拔弩張少了，大清算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傳承之法。
朱元璋固執堅守“嫡長子繼承制”，希望以此使諸子“各安其業，各居其位”。
然而，權力配置設定的本質永遠是以實力、能力為基礎的。
朱元璋死後不久，朱棣就把建文拉下馬，奪得了帝位。
康熙時期，大清已經入主中原許久，過去基于關外生産、生活方式的貴族民主制度已經不合時宜。
是以，康熙嘗試再用嫡長子繼承制。
然而，對于缺乏宗法制傳統的滿清貴族來說，這樣的做法并不能使諸子、大臣各安其分，圍繞繼承權的明争暗鬥仍然不能制止，以至發展到“九子奪嫡”。
在皇權進一步集中的情況下，雍正确立的“秘密立儲制度”，“不可不立儲，尤不可顯立儲”，算是為滿清貴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繼承制度。
當然，放眼世界，此時的世襲皇權本身，已經是落後的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