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華軒
現代人提倡婚姻自由，談戀愛的男女之間，沒什麼條件，三觀一緻，談得來，建立了感情，就登記結婚，當然也有人要房要車要學曆，盡管世俗了一些，其他方面還是很開放的。但是，在一百多年前，那時的男婚女嫁，必須要遵循封建禮教的條條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稍有不慎就會被人評論為：丢人現眼。
今天小編說一說想當年民國大名人，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一段轶事。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紹興山陰縣。蔡家相當富裕，蔡元培的祖父蔡嘉谟是當地著名的商人，他的長子也就是蔡元培的父親蔡光普是錢莊的經理。蔡光普性格善良，待人溫和，他有七個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蔡元培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傳統教育，他6歲進入私塾，學習《百家姓》《千字文》等啟蒙書籍。11歲的時候，蔡元培的父親不幸去世，好在蔡氏家族很大，有很多人照顧他，其中六叔蔡銘恩負責指導他學習，蔡元培很快就熟讀四書五經，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基礎。
1883年，15歲的蔡元培考取了清朝的秀才。第二年，蔡元培開館收徒教書，同時準備繼續進學。1889年，21歲的蔡元培趕赴杭州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這一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第二年，他前往北京參加會試，再中進士，順利進入翰林院擔任了庶吉士的官職。身居清閑顯要的職位，有了一些名聲，按說新任翰林應該對生活感到惬意，可身處腐敗無能的朝廷，滿腔愛國熱情的蔡元培深感報國無門的苦惱。1895年，甲午戰争爆發，腐敗的清王朝戰敗，于1895年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蔡元培對此滿腔憤懑，他逐漸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開始接觸西方的民主思想。
之後，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開始鼓動光緒帝變法維新，蔡元培對此也非常支援。可百日維新很快失敗，清政府還殺害了蔡元培非常欽佩的維新志士譚嗣同。蔡元培看透了外強中幹的清政府，他毅然辭官南下，回到紹興老家，擔任了紹興中西學堂的校長，創辦新式教育。然而該所學校中守舊派勢力很大，他們對蔡元培的改革妄加幹涉，蔡元培對此無法忍受，又憤然辭職。
1901年7月，蔡元培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的教師。這時蔡元培的妻子王昭已經因病去世，很多人知道了蔡元培喪偶的情況後，都勸剛剛33歲的蔡元培續弦，以照顧他的起居生活。這個事情很快傳了出去，大批的媒人跑到蔡元培的住所，都想為聲名在外的蔡元培保媒。
那個年代締結婚姻關系，男女雙方都必須嚴格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禮記·曲禮》："男女無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婚姻的前期程式要符合"六禮"，"六禮"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條件。合禮合法的婚姻，必須通過"六禮"程式來完成，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個環節缺一不可。
蔡元培剛過而立之年，學貫中西名滿天下，真是一個未婚女子們的香饽饽！媒人們趨之若鹜，輪番登門，絡繹不絕。蔡元培被媒人們弄得焦頭爛額，苦于應付，于是，他當機立斷，大膽地在門口貼出了一個娶妻标準，這個标準等于在校園放了一個炸雷，把人們驚的目瞪口呆！
這個标準一共包括五點：
第一是不纏足的女性；
第二是識字的；
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
第四是如果丈夫先死那麼妻子可以改嫁；
第五是意見不合可以離婚。
這五點在那個年代來說，用離奇怪誕、驚世駭俗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大家弄清楚了，當時可是慈禧太後當政的大清朝，三寸金蓮是當時的時髦，三房四方納妾的比比皆是，女子不識字很正常，丈夫死了女子要守節，娶進門的媳婦不能離婚。然而，蔡元培的這五條大膽要求，突破了世俗的底線。看了這五條娶妻标準，說媒的人幾乎全部吓跑了。可上海畢竟不是一般的小城鎮，最不缺乏有膽有識的女子，其中江西名士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就為這五點标準所吸引，本來嘛，黃小姐知書達理，相貌出衆，一雙天足，舒展大方，思想開放，觀點新穎，她尋了個媒人，主動出擊，兩人在朋友撮合下很快結婚。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舉辦了他的第二次婚禮。這次婚禮不再是傳統的中國婚禮程式，而是中西合璧，這也展現了蔡元培思想的轉變。
婚後不久，蔡元培去日本遊曆。目睹日本在新式教育以後，全國已經出現銳意進取的勢頭，蔡元培大感震驚，他認為中日最大的差距就是在教育上，更深感清政府于民政策的毒害之大。他回國後開始公開談論革命，并和陶成章一起在上海建立了光複會，被推為會長，密謀發動武裝起義。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蔡元培經人介紹又加入了同盟會。
1904年日俄戰争期間，蔡元培剪掉了辮子、脫下長袍，與年輕學生一起搞起了軍事訓練，甚至傳授給學生們暗殺的知識，希望用起義和暗殺來摧毀腐敗的政權。
1907年5月，在駐德公使孫寶琦的幫助下，蔡元培前往德國留學，就讀于著名的萊比錫大學，前後學習了四年之久。蔡元培的此次留德是完全自費的行為，再加上上海的妻兒也靠他養活，是以他留學期間打了多份零工，不但給人當家庭教師，還為商務印書館編寫教材，翻譯德文著作，日子過得相當艱苦。可就是在這樣緊張而忙碌的氛圍中，他從一個隻讀四書五經的舊知識分子轉變為一個通曉西方教育精髓的教育者。為日後擔任北大校長，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