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元末戰争的廢墟上建立明朝。建國伊始，整個社會經濟凋敝不堪，人口稀少，土地荒蕪。一些大的郡縣也近城之地多荒蕪。
浙江名鎮烏程，也是民廬、寺觀、書館舉為煨燼。全國各地民毋甯居，連年饑馑，田地荒蕪。社會生産破壞嚴重。但是這也為發展提供了契機，人少地多意味着人均可配置設定的資源也更多。
在這個前提下，明政府通過各種政策來調整社會秩序、恢複社會生産，以達到政權的鞏固，而這些政策與社會資源的占有是緊密聯系的。這是因為對社會資源的占有，是社會生産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是國家調劑資源和調整配置設定政策的基礎。
明初的政策調整，是建立在政府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的統一性下，使國家幹預社會經濟産生了可能性，才能夠在生産力水準較低的情況下，集中力量進行社會管理。
有明一代，國家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占有社會資源。合法的占有手段是建立在有效、合理的行政立法之上，通過政府征收機構和社會基層組織，對物質财富和人力資源等進行占有。對物質财富采取稅收的征收方式，對人力資源則通過差役獲得，而非法的占有，則是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各種資源進行不合理的占有。
在明初，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宏觀占有及配置社會資源。在元末藩鎮割據的基礎上，政府掌握有大量的國有土地，其中又以荒閑無主的土地居多，構成土地國有制的主體。作為至高無上的帝王，朱元璋擁有很大的權力對之進行配置設定。
明政府也将之劃分為兩大塊，即官田和民田，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也就是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兩大類。官田所占比例、規模很大，為曆代所未有。洪武二十六年，官田占到全國土地的七分之一。
官田的成分很多。官田，主要是元代遺留下來的軍屯和民屯土地，以及蒙古貴族和官僚地主，遺留下來的莊田等土地。沒官田主要是，因罪犯之名而被沒收為國有的土地。
元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大量土地資源集中在少數貴族和大地主手裡，這是元王朝動蕩的一個很大因素，朱元璋正是看到了這一點，采取了打擊豪族地主大量占用土地的政策，洪武二十四年，命選取各處富民充實京師。
元末明初戰争中，曾為張士誠割據的江南地區的功臣子弟、地主豪紳所擁有的土地，在明初沒收為官田。松江一府就沒收了路、曹、瞿、台、陶、金、倪等數家大地主的土地。此外，寺院也占有較多的土地資源，明初對在戰争中毀的寺院占有的土地改為官田。
在明初，官田中的很大部分被用作軍屯，軍屯的規模占到官田的四分之七。軍屯的人數約在一百八十餘萬人，屯田數額約為九十萬三千三百一十三頃九十五畝零。軍屯的土地資源是以分為機關的，一分五十畝。
當然這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土地的肥瘠程度來劃分。一名軍士一分，同時授予戶由，也稱由帖或票，作為授給屯軍土地的憑證，形同戶帖。對軍屯的管理以屯為機關。之上則是千戶所、指揮所。
而政府通過小旗、總旗、百戶、千戶、屯指揮、管屯都指揮等負責管理屯田事務，并且還通過律法來禁止官田的買賣，典賣官田五十畝以上，實主、買主如系軍戶，發邊衛充軍；如系民人，發口外為民。
這在明初嚴刑峻法的環境下，應該是得到很好的執行的。這樣國家就牢牢把這部分土地資源掌握在手中，通過土地和重要資源的國有化，這對明初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是重要的，在這一時期很有典型性。
在江南地區，官田也是土地資源主要的形式。江南地區富庶，寸土寸金，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地；蘇、松、常、湖等地是元末張士誠的割據範圍。朱元璋為了強有力的控制江南，就必須絕對控制江南的土地資源，進而造成了江南官田的比例很大。
洪武十二年，蘇州府全部土地為，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七頃，而官田就占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四頃，占全府田土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曾核實當時田地畝數，蘇州官田為九萬七千七百八十六頃。松江府官田所占的比例還要高。
明代江南官田，除繼承宋元遺留下來的官田外，還有部分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和荒閑地等。曾為張士誠部及支援過張士誠的富豪大地主等，所擁有的土地都被籍沒。還官田是賜田複歸于國家，洪武十年，僅蘇州府的還官田就有二百一十八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