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今天，談論這件事，一些人往往會“抱怨”美國人，但更應該看到，其背後還有一個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國軍分明過于依賴美國人，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到了1947年4月，白崇禧建議蔣介石“設立原子實體研究所”，蔣介石在他呈來的公文上批示：“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彙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實體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不難看出，這中間分明還存在着作為上司者的決心與信心不到位的問題。
阿爾伯特·科蒂·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年7月9日－1989年12月17日），美國軍人。1942年7月升準将。1944年10月，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史迪威與蔣介石不和而被撤換。美國委任魏德邁接替史迪威的工作。擔任此職至1946年3月為止。被稱為在中國“最後的洋參謀長”。
俞大維（1897—1993），祖籍浙江紹興，出生于湖南長沙，早年就讀于複旦大學預科、 南洋公學、聖約翰大學。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深造。1929年回國任軍政部參事，1933年出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陸軍中将軍銜。抗日戰争期間，上司兵工企業堅持生産，為中國軍隊提供了重要裝備支撐，建成了一定規模的兵工生産和研發體系，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魏德邁和俞大維的私交很好，有一次兩人見面，魏德邁問俞大維：“你們想不想派人到美國學造原子彈？”俞大維覺得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當即向蔣介石作了報告。随後，國民黨軍的原子彈夢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打算派人去美國學習研制原子彈。
今天，在這方面可供講述的并不多，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用老百姓的話說，八字還沒一撇；二是當時的工作都是“保密”的，隻知道它是由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負責的。據說，當時蔣介石秘密撥給了一筆經費，負責人陳誠、俞大維訓示兵工署騰出一間大禮堂，作為“原子彈研究室”，算是有了科研的地方。
研究原子彈不是找雞下個蛋那麼簡單，有了地方，還得找人、找人才，是以，接下來的事情便是俞大維張羅人才。他最先找到的人是吳大猷（1907年9月29日—2000年3月4日），筆名洪道、學立，廣東高要人，出生于廣州府番禺縣（今廣州），著名實體學家、教育家。1933－1934年在美國作光譜學、原子和原子核實體學方面的研究。回國後，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任教，曆任北京大學實體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等職。
俞大維想到并去找吳大猷，是因為曾昭掄（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化學工程與化學，1926年獲該校科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曆任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化學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教授等職 。兩人是親戚關系：曾昭掄是曾國藩的曾孫，俞大維是曾國藩的曾外孫，是表兄弟，而曾昭掄的夫人俞大綱又是俞大維的妹妹，又是親上加親——曾昭掄應叫俞大維姐夫。
吳大猷和曾昭掄又找到華羅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1931年，進入清華大學數學系擔任助理，在此期間自學了英、法、德文、日文，在中國國外雜志上發表了3篇論文。1933年，被破格提升為助教。1934年9月，被提升為講師。1935年，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通路中國，注意到華羅庚的潛質，向英國數學家哈代（Godfrey Harold）極力推薦。1936年，華羅庚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度過了關鍵性的兩年。這時，華羅庚已經在華林問題（Waring's problem）上有了很多結果，而且在英國的哈代—李特伍德學派的影響下受益，發表多篇論文，其中一篇關于高斯的論文在世界上赢得了聲譽。
三人一同前往重慶，和陳誠、俞大維會面，會面的結果是大家一緻認為“有人才有彈”，需要選送人才去美國深造，而且還需要相當的費用。陳誠、俞大維表态錢不是問題，還授意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物色人才前往美國學習，吳大猷負責實體學方面的人才，曾昭掄負責化學方面的人才，華羅庚負責數學方面的人才。這時候是1945年的秋天，吳大猷推薦了朱光亞和李政道，還有已在美國的徐賢修；曾昭掄推薦了唐敖慶和王瑞駪；華羅庚推薦了孫本旺。
經過近一年的準備，到了第二年8月，這些人由上海乘坐輪船離開祖國，遠赴美國，國民政府也成立了以研制原子彈為核心任務的“原子能研究委員會”，秘密也正式地激活了中國原子彈研究計劃，“委員會”中有俞大維、吳大猷、曾昭掄等人在内的11位核心人物。但是，前往學習和深造的科學家到了美國後，滿懷的希望與信心很快被澆滅了——美國人根本不願意把研制原子彈的技術傳授給中國人。
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美軍8月6日和9日，對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迫使日本天皇裕仁在8月15日釋出诏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美國人當然不會把“能終結整場戰争”的原子彈技術告訴他國。魏德邁雖于當年3月任期已滿傳回美國，但這麼大的事哪能是他說了算的？如此，國軍的原子彈夢被美國人的“變卦”擊破了。
今天，談論這件事，一些人往往會“抱怨”美國人，但更應該看到，其背後還有一個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國軍分明過于依賴美國人，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到了1947年4月，白崇禧建議蔣介石“設立原子實體研究所”，蔣介石在他呈來的公文上批示：“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彙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實體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不難看出，這中間分明還存在着作為上司者的決心與信心不到位的問題。
曆史總是很有意思，被稱為在中國“最後的洋參謀長”、最早向國軍提出到美國學造原子彈的魏德邁，雖然在這件事兒上“食言”了，但1947年，他組成調查團訪華，精準“預測”了中國其後的國内形勢——國民黨軍事上已處于劣勢，解放軍很可能解放中國。為此，他建議美國承諾給予國民政府援助，但受到總統杜魯門堅決反對，而他撰寫的報告也被列為“機密”被束之高閣。更有意思的是，當年那些赴美但并非從美國人那學到原子彈研制技術的科學家們，有些人後來成為了新中國的兩彈一星專家、元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