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科學家的天真和悲哀
圖源：《奧本海默》電影
撰文｜張天祁 李珊珊
“像一個命運盡在掌握的男人”。
1945年，人類曆史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一位同僚這樣形容控制中心掩體外的奧本海默。
這個帶着微妙的原子彈試驗場“霸總”氣質的實體學家後來被稱為了“原子彈之父”，人們評價他是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帶來火種，卻不得不終身承受這個行為帶來的懲罰。
不僅如此，這位盜火者的傳記作家還認為他是美國科學界的一個标志性人物：他幾乎是美國的最後一位“具有科學背景的大公共知識分子”，自他之後，科學家幾乎退化成了技術專家，他們不敢表明自己的反對立場，隻能在技術上做出批評，因而也就失去了公衆的信任。
1942年，38歲的奧本海默在美國西部的一個小鎮，帶着一群平均年齡隻有25歲的年輕人，3年，20億美元，他們制造出了一種大規模屠殺性武器，赢得了美國人在人類戰争史上最大的一場賭博，把人類戰争推向了新的原子時代——在這個時代，一個幾十數百居民的城市可以在頃刻間被摧毀，人類将可以輕易擁有毀滅世界的能力。
短暫的成功喜悅過後，這個男人感受到的是長久的恐懼。兩顆原子彈投在了廣島和長崎，幾十萬人死亡，一直萦繞在他心頭的“毛骨悚然”成真了，“我覺得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他向總統杜魯門抱怨。
自那之後，這個打開了魔盒的男人試圖親手去關上這個魔盒——利用“原子彈之父”的聲譽，他反對威力更大的氫彈的研究，呼籲、遊說，希望達成一個禁止核武器的國際協定，建立一個制約核武器發展的國際組織，夢想着喚醒人們來“廢除核武器”……他越來越不是政客們希望的形象了，他嚴重影響政客們的計劃了，這便有了旨在除掉他的那場“聽證會”。
在那裡，這個男人幾乎是被脫光了衣服面對着一群全副武裝的對手，然後，所有的記錄被公布于衆，他被毀了。
這場摻雜了政治鬥争、個人恩怨、冷戰、麥卡錫主義的“奧本海默事件”，幾乎是20世紀美國的最大冤案之一。然而，自那之後，這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實體學家一度變成了棄子，他生活在“一個人的囚牢”，一直到去世。有人評價這個驕傲的男人時，說他“非常謙遜”。
奧本海默死于1967年，2006年，一本關于他的傳記《奧本海默傳：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勝利與悲劇》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傳記獎，今天，以這本書為主要藍本的電影《奧本海默》正在上映。
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記者曾向前述《奧本海默傳》作者之一凱·伯德(Kai Bird)提問：發生在奧本海默身上的事情今天還在發生嗎？科學事實是否仍在因為政治利益而被歪曲？
“恐怕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伯德回答。
也許，這個回答，便是今天的我們，重新回顧奧本海默故事的原因。我們回顧這段往事，希望70年前的悲劇不再重演，希望如這位“原子彈之父”所言：讓原子彈“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危險，也是一個巨大的希望”，為我們帶來長久的和平。
《奧本海默傳》封面，中信出版社出版。
先知奧本海默
“那些可憐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憐的小老百姓”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一場有擁有核武器的超級大國參加的戰争，讓告别了冷戰陰影多年的人們再次想起了被核戰争支配的恐懼。這種世界核戰的威脅，早在80年前，早在原子彈出現之前，在奧本海默建立的那個小鎮，人們便早已意識到了。
1943年，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彈工廠成立第二年，像“科學事業上的父親”一樣的玻爾來訪。玻爾啟發了奧本海默，他們都相信，一種以核能為基礎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已經箭在弦上，這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卻也可能是一個“偉大的希望”，是創造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是帶來一個開放、和平的新世界的希望。
在科幻小說《三體》中，一個黑暗森林假說認為，文明可以靠資訊阻隔帶來的威懾來維持和平。但當時的奧本海默和玻爾想到的是另一種方式，用信任來維持和平——核武器下的和平，需要每個國家都必須确信沒有潛在的敵人在暗中儲備這種武器，那便需要充分的透明度和信任。
玻爾說：那是個“開放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中，國際核查人員可以自由進入任何軍事和工業設施，并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學進展。奧本海默顯然對此深以為然，他深信自己正在創造的這種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将擊敗法西斯，終結所有戰争，建立一種新的文明。
讓原子彈來終結戰争，為人類帶來永久和平，這個信念深深紮根在了奧本海默的心中，即便在原子彈研發最艱苦的那些歲月裡，這一點也從未動搖。在原子彈試爆前夕，一群年輕人開始從倫理角度質疑是否要繼續開發這種“小裝置”，奧本海默加入了那場辯論，他用柔和的聲音在這場讨論中“占了上風”，因為“很多未成年男孩都會因它而保住性命”。
奧本海默“就像天使一樣，真實又誠實，他不會出錯……我相信他”，一位參加過那場讨論的實體學家回憶道。
1945年夏天，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在當時的記者采訪中，奧本海默淡然地回答：爆炸的景象是“可怕的”，但也“并不全是令人沮喪的”。多年後，回憶那個場景，奧本海默提到了自己在《薄伽梵歌》中讀到過的句子“現在我成了死神，諸界的毀滅者”——這個句子，被用在了諾蘭電影的一個限制級鏡頭中。
那之後的兩周裡，據當時的同僚回憶，興高采烈狂歡的年輕同僚中，奧本海默變得異常安靜，甚至有人記得他會邊抽着煙鬥邊說“那些可憐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憐的小老百姓”，帶着聽天由命的神情，好像在宣布死訊。
一些迹象顯示，對于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奧本海默并沒有特别強烈地反對，也許這是因為他深知，需要一種方法讓大家知道這種新武器的威力。為了更好地進行這場示範，在當時，科學家們曾向軍方提出過各種意見，比如：邀請各國代表參觀一次試爆告訴大家新武器的威力；将投彈點選在一個偏遠的兵工廠；甚至，在投彈前知會當地政府，讓平民先躲起來以減少傷亡。很顯然，這些建議都被無視了。
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投在了日本廣島，8月9日，另一顆原子彈投在了長崎。同日，一名聯邦調查局的線人報告說，奧本海默“精神崩潰了”。
資料顯示，在1945年年末的一段時間，奧本海默确實處于一種強烈的失望和悲痛的狀态，當年11月，他對一個參議院委員會說：“我們使勁搖晃一顆碩果累累的果樹，從樹上掉下了雷達和原子彈。整個（戰時）的指導思想就是對現有知識進行既瘋狂又無情的剝削。”
他認為，從本質上來講，曼哈頓計劃所取得的成就，那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300年來實體學的頂峰”，然而也令實體學元氣大傷。
不過，這種悲傷沒有維持太久，因為他需要振作起來，去實作夢想中的那個開放、互信的和平新世界。
天真的原子科學家
在戰争中，争論一種武器是否比另一種武器更不道德是愚蠢的…..
二戰後，原子科學家們從勝利帶來的喜悅中回過神來，開始反思原子能的危險，追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最為熱衷于進行這場控核運動的人，正是那群參加了曼哈頓計劃，親手締造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科學家，先是在洛斯阿拉莫斯，然後是芝加哥、橡樹嶺……到1945年11月——第一顆原子彈投入戰場後的第三個月，一個全國性的科學家組織，原子科學家聯合會成立，很快，這個組織又更名為美國科學家聯合會 (FAS)，但宗旨始終未變，即：緻力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FAS展開的積極遊說下，美國設立了非軍方管理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原子能委員會(AEC)，AEC成立了一個由9名傑出科學家組成的總顧問委員會（GAC），其中奧本海默擔任主席。
似乎科學家運動在民用核能上獲得了初步勝利，但勝利的感受很短暫。AEC名義上是民事委員會，但卻建立了一個軍事聯絡委員會，實際上在發揮軍事用途。科學家們争取來的原子能法案，在國會的修改下，幾乎變成了他們反對的軍方方案。
相比其他原子科學家，奧本海默承擔的是更沉重的任務，他要讨論的是更為政治敏感的核武器問題，面對的是更為狡猾的軍方和政客高層。
在此之前，奧本海默已經見識到了和政客交流的難度。1945年底，他在杜魯門面前脫口而出“我覺得我的雙手沾滿鮮血”，雙方不歡而散。
1946年初，奧本海默和同僚利連索爾經過兩個月的合作，提出了“艾奇遜-利連索爾計劃”。雖然沒有奧本海默的名字，但内容是由奧本海默一力主導的。
這份計劃堅信美國的核壟斷不會持續太久，在此基礎上 ，奧本海默提出了一種超前又天真的方案。他設計了一種國際控制原子能的方法，各國将放棄部分主權，将其原子科學資訊和材料交給這個全球機構，該機構随後将控制地球上的所有鈾，使其僅用于和平目的。既提供了針對原子武器的安全保障，又提供了電力來源。
這個以世界、以全人類為坐标的長遠計劃，剛上交就遇到了政客的黑手。國務卿伯恩斯在收到這份材料當晚就找到了他的商業合作夥伴巴魯克，他們兩人都在鈾礦上有大量投資。鈾礦共有，他們第一個不同意。
伯恩斯說服總統，将“艾奇遜-利連索爾計劃”扭曲成了“巴魯克計劃，将一個去中心的原子能國際機構變成了一個保證美國核壟斷的機構。這個計劃很快遭到了蘇聯的強烈反對，計劃無疾而終。
這次計劃的失敗令奧本海默心灰意冷，準備回歸他的實體，“實體學和實體教學曾是我的生活，而現在它們似乎無關緊要了”。
這一切，直到1949年，蘇聯也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奧本海默再次振奮起來，覺得機會來了，蘇聯掌握了核武器技術，這就意味着過分的保密已經沒必要。
然而，政客們卻不是這麼想的，當時的杜魯門政府想到的對蘇聯核武器的應對就是：核彈産量，以及，盡快研發氫彈。兩個超級大國進入了核武器的軍備競賽階段。
氫彈的威力比原子彈大很多，原子彈的最大爆炸威力很難超過50萬噸，而氫彈這類熱核武器幾乎沒有固定的上限。氫彈的出現可能帶來對人類無差别的大屠殺，甚至成為種族滅絕的工具。這讓奧本海默感到恐懼，決定阻止政府嘗試氫彈的研究。
奧本海默送出了一份涉及氫彈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氫彈，他聰明地選擇了技術上的批評：批評氫彈“設計模糊，性能不确定”。而且由于生産一公斤氚需要放棄大約 70 公斤钚的生産，研發氫彈會拖慢原子彈武庫擴充的速度。政策上講，美國武庫中的大量原子彈足以應對蘇聯。是以，無論是核威懾還是核報複，氫彈都是不必要的存在。
然而，天真的他還是無意間暴露了自己的出發點。他附加了一份“少數派附件”，在那份附件中指責氫彈 "它的存在和對其構造的了解對整個人類都是一種危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必然是一種邪惡的東西"。
這些道義上的指摘，成了這份報告在政客眼裡的弱點，稽核氫彈問題的委員會表示，“在戰争中，争論一種武器是否比另一種武器更不道德是愚蠢的…..戰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這種不道德的恥辱必須落在發起敵對行動的國家身上。”
最後，杜魯門在相關會議上隻和利連索爾談了7分鐘，當他确認蘇聯有研發氫彈的可能後，他宣稱美國别無選擇，隻能繼續前進，并且禁止所有科學家公開談論這個問題。
1952年美國引爆了世界第一顆氫彈，1953年，蘇聯成功試爆氫彈。就這樣，與科學家期盼的和平願景相比，美國的軍方和政客選擇了確定美蘇互相毀滅，哪怕這可能終結人類文明。原子科學家曾盼望的和平時代沒有來臨，奧本海默與玻爾最初開放世界設想已經被兩極格局的現實無情摧毀。
聽證會，一次公開處刑
國家間關系日益緊張的年代，攻擊一個人對國家的忠誠，
永遠是最友善的潑髒水手段。
反對氫彈失敗的奧本海默，在政府中的地位逐漸邊緣。1953年後，他的對手，氫彈的熱情支援者施特勞斯成為了ACE主席。
在政府中被逐漸邊緣化之後，奧本海默還一直試圖利用他作為著名科學家的聲望和地位，從内部影響國家安全機構。他的老朋友們和他的弟弟都勸他，這是一場徒勞的賭博，但奧本海默堅持發聲。
天真的奧本海默，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大禍臨頭了。
今時不同往日，戰争時期政府需要科學家在技術上的幫助，也需要樹立科學偶像以凝聚人心，奧本海默由此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對政策的影響力。但在冷戰期間，政府更忌憚科學家獨立于政府的影響力。現在政府需要的不僅是能幹活的科學家，更是聽話的科學家。
奧本海默身在美國體制内，卻堅持着知識分子的做事原則，在公共領域不斷發聲、批評國家政策，這很難說到底是有勇氣還是太天真。在當時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環境下，他遭到攻擊和清洗完全不奇怪。
從更長的時間段看，美國官僚系統一直希望消除科學家群體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使他們成為為政府服務、隻講技術的專家，而戰争時期的合作不過是權宜之計。從曼哈頓計劃開始，美國政府就緻力于打造一種新的科學家角色。艾森豪威爾 1946 年分發的一份備忘錄标題最恰當地總結了這個目标：“科學技術資源作為軍事資産。”
要實作這個目标，拿最有威望的奧本海默開刀雖然有風險，但回報也是可觀的。FBI主管胡佛的說法表明了政府現在對科學家的态度，“科學家們認為自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個人感覺，他們和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
奧本海默作為最傑出的科學家，曾經被推到民族英雄甚至神話的高度，現在是時候被打落凡間了。
在那個國家間關系日益緊張的年代，攻擊一個人對國家的忠誠，永遠是最友善的潑髒水手段。
由于反對氫彈的立場，奧本海默早就被麥卡錫盯上。1953年5月，麥卡錫曾向FBI局長胡佛表示要調查奧本海默。麥卡錫還聲稱，政府裡的蘇聯間諜讓氫彈計劃推遲了十八個月。“我們的國家很可能會因為拖延而滅亡。請問是誰造成的？是忠誠的美國人，還是我們政府的叛徒？”
不等麥卡錫發難，奧本海默已經遭到了指控。1953 年 11 月 7 日，國會原子能聯合委員會前執行主任博登寫信指控海默很可能是“蘇聯特工”，建議剝奪他接觸機密的安全許可。一場秘密聽證會開始了。
這是場不公平的聽證會，奧本海默從一開始就幾乎沒有勝利的可能。
起草對奧本海默指控信的AEC法律官員格林表示，聽證會的“預定目标”就是發現奧本海默存在安全風險。根據格林的說法，為達成這一目标，施特勞斯和FBI主管胡佛都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有反對奧本海默傾向”的強硬派被選入委員會。
盡管從法律上講，這次聽證會隻是一次調查。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不僅是審判，還是對奧本海默公共身份蓄謀已久的一次處刑。
奧本海默的影響力讓他的對手們極為惱火。他們明白，就算失去了政府公職，奧本海默還是會以大科學家的身份繼續批評氫彈。想讓奧本海默徹底閉嘴，就要徹底摧毀奧本海默作為一個科學家，甚至作為一個人的信譽和威望。
就像一位AEC官員對“氫彈之父”泰勒曾說過的那樣，關鍵是要”在(奧本海默)自己的教堂裡脫光他的衣服”。讓奧本海默下台是不夠的，還要拿掉奧本海默的科學家光環，讓他徹底暴露在公衆面前。
這本來應該是一次秘密聽證會，但聽證會前，對奧本海默的指控信和他的回複全文都已經被洩露給了《紐約時報》。聽證會開始後，内容也被奧本海默的對手随意透露給記者。秘密聽證會變成了全國直播的媒體狂歡。
隐私在這場聽證會中是不存在的，聽證會掌握着對奧本海默多年調查和竊聽的完整資料。奧本海默被迫承認自己和瓊·塔特洛克的婚外情。被當庭盤問“她為什麼必須見到你？”“你和她過夜了，是嗎？”
奧本海默還要回答他身邊哪些人是共産黨，哪些人是同情者。如果說了，奧本海默就是背叛朋友，這大大折損他的個人信譽。但如果不說，聽證會就會坐實他的不忠誠。
原本有着出色表達能力的奧本海默，在律師羅布審犯人一樣地連續盤問下經常陷入混亂。
他曾在糾正自己說法時提到“我想我是個白癡”，這句簡單的自嘲被他的對手大加演繹，用來羞辱奧本海默。媒體報道中，奧本海默說這句話時“蜷着身子，雙手緊握，臉色蒼白得像紙一樣”。過去媒體上仿佛智慧化身一般，随口引用《薄伽梵歌》、解釋量子力學奧本海默，現在卻自相沖突、自認白癡。
本該保密的聽證會文字記錄，在聽證會結束後也被施特勞斯借故公開。奧本海默受到的種種指控，在庭審過程中的每一次羞辱，以及幾乎整個人生的檔案都暴露在外，任由公衆審視。
可以說，即使聽證會能證明奧本海默的清白，暴露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奧本海默，也不可能再變回那個神話一般的科學家了。
直到聽證會結束，也沒有證據能證明奧本海默不忠誠，但他的安全許可仍被剝奪。奧本海默的公共角色也被打垮了，盡管他還能繼續公開露面，發表科學和哲學講座，但他在公共領域中已經銷聲匿迹。這次聽證會成功把他從世界上最著名的人，變成了一個透明人。
當時的一位記者曾經對這種變化表示過震驚，他說：“奧本海默曾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欽佩的人之一，被人引用、拍照、咨詢、頌揚，幾乎被神化為一個全新的英雄神話原型——科學和智慧的英雄，新原子時代的開創者和活生生的象征……突然間他消失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沒過多少年，他顯然被人遺忘了。”
最後的公共知識分子
今天對于科學家的不信任，
部分可以追溯到當年奧本海默受到的公開羞辱。
奧本海默案給整個科學界帶來了恐懼。科學家們意識到，即使是像奧本海默這樣的國家英雄，也會僅僅因為對政府的某些政策存在疑慮，就被扣上不愛國的帽子。
1957年至1959年間擔任總統科學顧問的小詹姆斯·R·基利安 (James R. Killian Jr.) 博士在十多年後回顧此案時說道，“奧本海默案最可怕的方面是它造成的恐懼……技術建議如果不支援目前的某些軍事或政治政策，可能會受到譴責。”
奧本海默身上有着一代原子科學家的縮影。他們曾經有着崇高而遠大的願景，堅信從長遠來看，隻有一個能夠控制原子能的世界政府才能保證人類的生存，但這種國際主義期盼卻在冷戰的淺灘上觸礁。
随着戰後美蘇關系的緊張日漸加劇，美國對安全的國家安全追求逐漸陷入偏執，仍對聯合國控制原子能抱有期望的原子科學家們，成了被懷疑和被打壓的對象。科學的理想，最終敗給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态。
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懷抱國際主義理想的科學家們是最好的替罪羊。在政府和軍方授意的宣傳攻勢下，科學家的形象和共産主義者、間諜、叛徒聯系起來，公衆越來越認為理論實體學家是美國國家安全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
1954 年，一位科學家向 AEC 抱怨，“公衆媒體的誇大報道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科學家作為一個階層非常不可靠，而且許多人都不忠誠。”
一些學術和政府科學機構支援也這種紅色恐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其從業人員制定了忠誠承諾書，并解雇了許多拒絕簽署的人，而 AEC 則啟動了新一輪的安全審查聽證會，以清除涉嫌颠覆的人員。
打壓的另一面是收編。冷戰時期美國軍工複合體的擴張給科學界帶來了大量經費，也給實體學家提供了穩定高薪的就業機會。軍事相關的研究一度主導了實體學家的就業，而想要得到這樣的工作，科學家的工作和生活都要受到嚴格的政治審查，需要放棄那些體制不認可的言論、行為和人際關系。
美國需要科學家的知識，但不需要他們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按照政府的官方說法，科學家表達科學意見的自由應該受到尊重。但事實上，隻有當科學意見與道德和政治問題無關時，科學家才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被迫在公共問題和政策問題上噤聲後，美國科學家群體出現了分裂。
一部分科學家失去了知識分子的一面，退化成了技術專家。在核威懾作為美國國家安全基本前提的情況下，科學家隻在技術上提出建議。哪怕不認同現行政策的科學家，也不敢表明自己的反對立場，隻能在技術上做出批評。相應地，他們失去了公衆的信任。
那些仍然獨立于體制，堅持道德批判的科學家則發現，很快發現自己已經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甚至受到同行的排斥，被政府甚至同行看作活動家而非科學家。他們的同行已經學會區分哪些科學是不挑戰冷戰紅線的、被容許的。
而科學家在公共問題，尤其是原子科學問題上的意見，本來對公衆是非常寶貴的。由于原子試驗的保密性質，得到原子試驗報道機會的媒體，往往是和政府、軍方的合作者，報道的内容也要受到審查。
那些基于對健康危害的擔心，對原子試驗的質疑則沒有被報道，甚至幹脆被抹黑成有叛國嫌疑。未能獲得公衆關注，也沒有進一步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
比如内華達州試驗場的一次核試驗後，猶他州境内放射性沉降物肉眼可見。但報道中出現的卻是“不到100輛汽車需要清洗”"AEC人員平息猶他州輻射疾病的報道 "“資訊人員試圖平息大規模的歇斯底裡”這類官方辟謠。直到7年後，AEC才承認當時猶他州測出了“人口稠密地區空氣中放射性沉降物的最高測量濃度”。
不再有奧本海默這樣的科學家了。在他身上，專業知識、道德和文化權威、在國家中的強大地位曾經緊密結合，化身為科學權威的理想代言人。過去他能夠以内部人的身份，公開批判原子試驗和軍備擴張的問題，警醒和連結公衆。但聽證會後，他的權力被剝奪了。
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記者曾向《奧本海默傳》作者之一凱·伯德(Kai Bird)提問：發生在奧本海默身上的事情今天還在發生嗎？科學事實是否仍在因為政治利益而被歪曲？
“恐怕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伯德回答。“我們隻需回顧一下最近新冠的大流行，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的誠信受到公衆和政客的質疑，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伯德看來，今天對于科學家的不信任，部分可以追溯到當年奧本海默受到的公開羞辱。這讓科學家們對公共政策謹慎發聲，無論這些科學知識對普通公民來說多麼有必要。如今沒有一位科學家享有1945年奧本海默那樣的地位，他既是一位公認的科學家，而且公衆也願意傾聽他在公共問題上的發言。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奧本海默這樣具有科學背景的大公共知識分子了。這是一件奇怪而不幸的事情。”伯德說。
2022年12月，長達68年之後，美國能源部長廢除了1954年撤銷奧本海默安全許可的決定，為奧本海默平反。也正是這一年，俄烏沖突讓告别冷戰陰影多年的人們，再一次想起了被核戰争支配的恐懼。
現在我們仍然坐在火藥堆上。到2023年，美國和俄羅斯仍然擁有世界上13,000枚核武器中的大約90%，雙方仍在戰略飛彈和轟炸機上部署約1,500枚熱核彈頭，準備在下達指令後幾分鐘内發射。
與此同時，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每年繼續投入數百億美元來更換和更新其緻命武庫。由于核軍備控制上的停滞，核戰争一旦爆發，僅在最初的幾小時内可能就會造成數千萬人的傷亡。
這也是科學家們的遠見所在，沒有對原子能的國際控制，人類永遠處在毀滅的邊緣。正如諾蘭在電影結尾警告我們的那樣，核戰的風險其實從來沒有遠離我們，最終被點燃的可能是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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