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1971年，在法屬波利尼西亞進行的獨角獸計劃試驗 | 圖源：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
導讀
1945年廣島、長崎之後，核武的陰霾一直都在。現在搜尋nueclear war，就有不少新聞讨論這些事。據聯合國的資料，全球仍存在約1.4萬枚核武器。據 “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ICAN）的介紹，當年廣島、長崎的核彈威力，相當于15和20千噸的Dynamite炸藥（諾貝爾1866年的發明），而現代核武器至少在百千噸級别。按照蘇聯氫彈之父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1968年的描述，“典型” 的核彈威力相當于300萬噸TNT，100平方公裡以内将陷于火海，被完全摧毀。可以算一下，1.4萬枚，夠人類滅絕幾次？控制甚至消除核武器的曆程艱苦卓絕，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僅以諾貝爾和平獎為例，已有數次頒獎和這些努力有關（1959、1962、1974、1975、1982、1985、1990、1995、2005、 2007），其中有三次頒給了科學家：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95），鮑林（Linus Pauling，1962）以及沙卡洛夫（1975）。在二戰、冷戰的嚴酷環境下，他們為了世界和平，呼籲奔走，矢志不渝。今天，人類依然面臨着如核彈一樣的全球性挑戰（如瘟疫大流行、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亟需摒棄各方分歧，加強合作和治理。這些先驅的事迹和精神，值得銘記。此為第一篇，介紹勇士羅特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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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核武器，科學家在想什麼？
撰文 | 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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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一次不尋常的退出
1939年初，當鈾核裂變的消息傳來，羅特布拉特正在華沙的放射實驗室工作。很快，他做了實驗，在裂變過程中确實會釋放多餘中子。
沿此思路往下想，鍊式反應，短時間釋放巨大能量，可能的殺傷性的武器…… 一切顯得那麼順理成章。
想到這些，羅特布拉特本能的抗拒——就像一個人得了重病卻諱疾忌醫，假裝沒事。
不過，他很清楚，自己不做，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做；最大的擔心是，德國科學家做，怎麼辦？
這年4月，羅特布拉特到了英國的利物浦，跟随查德維克（James Chadwick，中子的發現者）利用回旋加速器做研究。期間，他讀到了弗洛格（Siegfried Flügge）的文章，裡面提到了核爆炸的可能性。
果然，德國科學家正沿着這條路走。
8月，趁着回波蘭的機會，他向當初的實驗室主任滕斯泰恩（Ludwik Wertenstein，居裡夫人的學生）吐露了内心的苦惱，企圖尋求他的建議。然而，如此重大的道德抉擇，滕斯泰恩不好說什麼。這件事還需要羅特布拉特自己想清楚。
短暫停留後，羅特布拉特回到了利物浦。兩天之後，戰争爆發，幾周後，波蘭淪陷。羅特布拉特的内心不再糾結。
他主動找到查德維克，希望對原子彈的可行性進行研究。随後，作為英國原子彈計劃的一員，羅特布拉特趕赴美國，加入了曼哈頓計劃。
此時的羅特布拉特，和大部分人一樣，制造原子彈的動機是基于核威懾，如他後來所說——
“我說服自己，阻止德國人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方法是我們也有核武器，可以實施報複。我從沒設想應該使用，甚至是對德國人使用核武器。我們需要原子彈的唯一目的是確定他們不用，就如現在核威懾學說的支援者想的那樣。” （羅特布拉特同時承認，自己當初的想法未免簡單了，像希特勒這樣的瘋子，威懾其實沒有用，“非常可能他從柏林的掩體裡面下的最後一道指令就是摧毀倫敦，即便他清楚這會導緻對德國的可怕報複”。）
圖21939年，羅特布拉特從華沙動身前往利物浦所攝|藏于華沙大學檔案館
然而，到了1944年，核威懾的心理支撐發生了動搖。彼時，納粹正經曆潰敗，種種迹象表明，他們的原子彈計劃也不會成功。
三月發生的一件事，讓羅特布拉特最終做了退出的決定。
某一天，曼哈頓計劃的軍方負責人格羅夫斯（General Leslie Groves）到訪查德維克的居所。當時，羅特布拉特也暫住在此。閑聊中，格羅夫斯說，造原子彈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壓制蘇聯。
聽到這一說法，羅特布拉特一時語塞，目瞪口呆——
他自然是對蘇聯沒有好感，當初納粹侵略波蘭，曾和蘇聯達成了互不幹涉的條款；可此一時彼一時，蘇聯此刻畢竟在和德軍作戰，每天幾千蘇軍陣亡，為的是給盟軍登陸歐洲大陸争取時間。
“我深感背叛了盟軍。” 他說。
1944年底，很明顯，德軍已經放棄了核彈項目。羅特布拉特覺得，再無必要呆着。他向英方的負責人查德維克提出，希望獲得準許，傳回英國。
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如此之多，為什麼隻有羅特布拉特退出？他本人後來分析認為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是因為 “純粹而簡單的科學好奇心”，或者說某種慣性，已經做了這麼久，做了這麼多的計算、預測，他們希望看到到底能不能成；其次，部分人希望借原子彈結束與日本的戰争，挽救美國人的生命，隻有和平恢複之後，才可以騰出手，讓核彈不再使用。剩下的人覺得，雖然不該繼續，但害怕（退出）會影響到未來的職業發展。
羅特布拉特承認，在科學家群體裡，有社會良知的是少數——
“大部分并不會受到道德方面的困擾。讓别人決定怎麼使用其成果，他們覺得完全沒問題。在其他國家，涉及軍工項目的工作，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情況。而我則是，戰時的這些道德難題，才最受困擾和擔憂。”
戰争令人成魔。
很多在平時不合道義的事情，可以以戰争為名，堂而皇之的考慮實施。羅特布拉特舉了一個例子，解密文獻顯示，在1943年5月25日的一封信裡，奧本海默曾一本正經的讓費米考慮，是否可能生産含锶的食物，毒殺至少50萬人。
揭露官方的謊言
參與原子彈的研制讓羅特布拉特認識到，即使是純粹的基礎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用途。在傳回英國後，羅特布拉特轉行從事了核醫學領域，讓核實體增進人們的健康而不是殺戮。同時，他也決定将餘生緻力于揭示核武器的危害，喚醒公衆的注意。
1946年3月，羅特布拉特成立了原子科學家聯合會（Atomic Scientists Association，ASA），組織原子列車（Atom Train），在英國各大城市、中東和斯堪的納維亞辦展覽，發放5.6萬份冊子，向公衆解釋核能善惡并存的面貌。
ASA的首要任務是想釋出一份國際核能管控的備忘錄。然而，此時英國政府正決定制造原子彈，ASA的副主席是親建制派，否決了任何反核的聲明。ASA很難影響政府決策，最終在1959年解散。
圖31954年3月1日，美國在Marshall群島比基尼（Bikini）環礁附近進行氫彈試驗（Castle Bravo test）後，幸運龍5号（Lucky Dragon No. 5）漁船的23名船員暴露在放射性塵埃中，船上的首席無線電工程師在六個月後死亡|圖源：archive.ica.art/
好在，他結識了同樣為核武深感擔憂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事情有了轉機（在1945年廣島遭核彈轟炸之後不久的8月18日，羅素就發表相關文章；11月28日，羅素也在英國上議院的演講中預告了氫彈的巨大破壞以及對人類文明的威脅）。
在1954年4月13日BBC的直播節目中，羅特布拉特和羅素合作，讨論了一個月前美國在比基尼環礁進行的氫彈試驗，羅素主講道德，羅特布拉特負責科學解釋。
當時官方的看法是，雖然這枚氫彈的爆炸威力是之前原子彈的1000倍，但在核輻射方面沒有增加，因為其設計上是先裂變後聚變，是 “幹淨” 的。
然而不久後，在比利時的 “輻射生物學” 會上，羅特布拉特遇到了日大學學家 Yasushi Nishiwaki。
核爆之時，186公裡外有一艘日本漁船，其名字充滿了反諷的味道——幸運龍5号（Lucky Dragon No.5）。結果，從天而降的 “白雨”，裹挾着放射線塵埃，澆了5小時之久，落在甲闆上，粘在船員的身上，被他們吸食、吞咽。靠岸兩周後，大多數人出現了頭痛、牙龈出血、皮膚灼傷、頭發脫落。所有人都進了醫院，其中一人六個月後死亡。
Nishiwaki拿到了這艘船的輻射資料。羅特布拉特了解後确信，這枚氫彈實際上有三個階段，裂變－聚變－裂變，快中子在第二階段的聚變後接着在第三階段再次引發裂變，其輻射比廣島強1000倍。
英國原子能機構的負責人考克饒夫（John Cockcroft）勸說羅特布拉特，不要發表他的發現，理由是在富赫斯（Klaus Fuchs）間諜案後，害怕美國會懷疑羅特布拉特竊密，讓兩國心生芥蒂。
然而，1955年2月，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釋出了一份極具誤導性的報告。羅特布拉特十分惱怒，3月，他分别在英國和美國的雜志上公布了自己的發現。
一石激起千層浪，官方的，包括英國上議院的攻擊随之而來。羅特布拉特默默的承受。
最年輕的簽名者
羅特布拉特一直和羅素保持着聯系，分享他的發現。後者也對熱核戰争的危險和災難性後果，尤其是放射性塵埃的長期影響感到不安。
1954年底，羅素感到有必要繼續行動，引起公衆對核爆危險性的注意。
這一年的12月23日，羅素在BBC發表了名為 “人類的危急時刻”（Man’s Peril）的演講。這一演講大獲成功，據說有600至700萬人收聽，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接着，羅素和衆多科學家，如波昂（Max Born）、居裡（Frederic Joliot-Curie）、李四光、愛因斯坦等通信，商量發起聲明，召開會議，讨論并試圖扭轉核武的危害。
愛因斯坦叫羅素拟定好文稿，他簽字就好。
1955年4月18日，羅素從羅馬乘機傳回巴黎，這時他還沒等來愛因斯坦的簽名。可就在飛行途中，機長向衆人沉痛的宣布，愛因斯坦剛剛去世了。羅素深感震驚與凄涼，他擔心，沒有愛因斯坦的背書，這次科學家的公開聲明或許會泡湯。不過，等落了地，到了巴黎的飯店，一份信已經靜靜地等在那裡，拆開看，愛因斯坦的簽名赫然在目。
多年後，羅特布拉特寫道——
“這份簽名是愛因斯坦在他生命最後一刻完成的。這給這份日後稱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聲明平添了悲傷和懊悔：象征人類智識最高峰的他發出的最後一個資訊卻是懇求我們，不要讓人類的愚蠢把我們的文明毀掉。”
圖41955年7月9日，羅素在倫敦卡克斯頓大廳（Caxton Hall）宣讀《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1份簽名者包括波昂、布裡奇曼（Percy Bridgman）、愛因斯坦（Einstein）、英菲爾德（Leopold Infeld）、居裡（Joliot-Curie）、穆勒（Hermann Muller）、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鮑威爾（Cecil Powell）、羅素、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和羅特布拉特。
在征集簽名的過程中，羅素有意想讓這份聲明具有政治上的代表性，然而，最終的11名簽名者沒有蘇聯的代表，共産黨員也隻有兩位——來自波蘭的英菲爾德和法國的居裡。在當天的釋出會上，羅特布拉特應羅素的邀請，擔任了主席。
“有些氫彈的技術方面的問題，他擔心難以回答，而我是簽名者中唯一參與過曼哈頓計劃的。” 羅特布拉特說。他也是《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最年輕的簽名者。
這份宣言号召從人類的整體利益出發，無論你是來自哪一國，持何種信仰，都應該為人類這一物種的繼續存在擔負起責任，其中一段這樣寫道：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感情中立，但身為人類，我們須牢記，東西方之間的問題，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解決，可以讓不管是誰獲得何種程度的滿意，無論你是信共産主義，還是反共産主義，無論你是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白人還是黑人，這些問題都絕不能通過戰争來解決。我們希望，無論東西，都能了解這點。如果我們選擇這麼做，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不斷增進的幸福、知識與智慧。相反，難道我們要轉而選擇死亡，僅僅因為無法忘記彼此的不和？作為人類，我們在此向同樣是人類的你們呼籲，銘記人道主義，忘記其它的一切。如果你可以這麼做，前方的路将通向嶄新的天堂；如果你做不到，所有人都可能面臨絕滅。”
東西相遇
宣言字字珠玑、振聾發聩，引發了媒體的廣泛報道。世界各地的信件、電報湧來，紛紛表達關切和支援。其中一份信來自俄亥俄州的富商伊頓（Cyrus Eaton），他表示願意出錢資助科學家，在自己的出生地，加拿大的帕格沃什（Pugwash）舉辦研讨會。
圖5第一屆帕格沃什會議與會者合影，左二為周培源，後排最右為羅特布拉特。
1957年7月7日，第一屆帕格沃什會議正式開始，10個國家的23名科學家（美國7人，蘇聯3人，日本3人，加拿大2人，英國3人，其餘澳洲、奧地利、法國、波蘭、中國各一人）參會。
羅特布拉特作了放射性對人身及遺傳的危害性的綜合報告。除全體大會外，三個小組會分别讨論了 “核輻射的危害性” “核子武器的控制” “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三個小組的決議、總綱在10日晚12時之後表決通過。
會議召開前，包括羅特布拉特在内，不少人擔心，時局的對立和分歧，恐怕會讓會議開不下去。但出人意料的是，會議辦的很成功，大家開誠布公的發表意見。這固然是因為參會者隻代表個人，不代表各自的政府，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為科學家，基本上還是遵守邏輯、理性的一群人。參會者七成是實體學家，有些參與過曼哈頓工程，很多人也彼此熟絡。
“相反，我們發現在議程的主要方面存在廣泛共識。在我看來，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主要是因為參會的都是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家。這倒不是說科學家高于一般人，而是他們經受過科學傳統的訓練，可以不帶偏見的，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考慮問題。” 羅特布拉特說。
會議決定成立新的組織，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The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其委員會将繼續組織接下來的會議。
在冷戰時期，尤其是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因為蘇聯科學家的參會，帕格沃什會議常被人描繪成配合蘇聯宣傳的工具，任何願意和蘇聯科學家坐下來談和平，談裁軍的人都被冠以共産主義同謀的“惡名”，或者認為這些人是天真爛漫、容易上當受騙，容易被操縱。另一方面，蘇聯确實也想利用這個會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切讓帕格沃什會議有種“夾縫中求生存”的味道，維持其獨立性頗為不易。
難得的是，帕格沃什會議挺過了冷戰，在各國和地區的不時爆發的沖突中一直走到了今天，為持不同意見的人提供了可以對話和讨論的平台，促使各國改變其敵對狀态，進而走向核武器的削減乃至消除。
人們廣泛認為，帕格沃什會議為《核不擴散條約》（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部分禁試條約》（the Partial Test Ban Treaty）、《反彈道飛彈條約》（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生物武器公約》（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和《化學武器公約》（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締結奠定了基礎。
而羅特布拉特則是該會第一位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長（從1957年至1973 年），之後還擔任數年的主席（1988年至1997年）。直到2005去世，在減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終結戰争方面，他都是靈魂人物和精神的旗手。
1995年，羅特布拉特與帕格沃什組織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褒揚他 “努力減少核武器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并從長遠消除此類武器”所做的貢獻。
在諾獎的演講中，羅特布拉特号召大家抛棄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核威懾思維定勢，為了人類的福祉，消除所有的核武器。特别地，他号召科學家，肩負起身上的責任——
“……還有其他領域的科學研究可能直接或間接導緻對社會的危害。這需要時刻保持警惕。某些政府或行業研究的目的有時會被隐瞞，且向公衆提供誤導性資訊。揭露這種渎職行為應該是科學家的職責。充當吹哨人（Whistle-blowing）應該成為科學家精神的一部分。這可能會帶來報複，也就是堅守自己的信念會付出代價。代價可能非常沉重……”
“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
從早期的退出曼哈頓計劃，到之後為消除核武器所做的種種努力，羅特布拉特都足夠勇敢，稱得上是名真的壯士。
《知識分子》資深主筆
尚存進取之心
邸利會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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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avid Ropeik, How the unlucky Lucky Dragon birthed an era of nuclear fear, https://thebulletin.org/2018/02/how-the-unlucky-lucky-dragon-birthed-an-era-of-nuclear-fear/
制版編輯|姜絲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