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能靜
孫承宗的悲涼或許源自那個時代的痼疾與局限。
萬曆三十二年，孫承宗以出色的才華高中進士，此後先後任職翰林院和充日講官，禮部右侍郎等職務。由于操守極好，是以在其身後依舊被概括為“公為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征逐遊宴，厚自貴重。”既是贊美又是由衷欽佩，然而從某種意義來講，這樣的操守恰恰為他日後出任遼東總督埋下伏筆，為什麼？因為“衆人皆醉我獨醒”的獨好其身，最終将他排除在外，孤零零的難以運轉前線的複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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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之初，孫承宗就是接替年邁的兵部尚書崔景榮，另外就是遼東局面告急，是以在資曆和人望的推動下，他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午處理内閣事務，下午處理部務。對此他頗為坦誠地向皇帝表示:“今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此外他直指大明的痼疾已經出現“年來兵多不練，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将臨戰，而以文官指發……。”在長篇大論之後，他又指出，在熊廷弼被處死後，沒有誰願意出任這一位置，但是為了社稷，他表示自己願意試一試。
事情源于不斷的争吵之中，而孫承宗的任職，就是想要看一看下面吵的這樣厲害到底是誰對。
此時王在晉是遼東經略。王在晉上任後打算襲取廣甯，但總督王象乾認為就算能攻取廣甯，但也不容易守住，還不如重守山海關防衛京都。于是王在晉在山海關外八裡鋪修築重關，留四萬人馬去守。袁崇煥認為王在晉此舉不是好的政策，與王在晉争辯無果後，上書給首輔葉向高。葉向高卻認為不能憑主觀猜測，于是孫承宗請求親自前往遼東決斷。是以，這種情況甚至成了大明的某種現象，遇到事情，無不争吵不休，在不斷的争吵中喪失許多機會，把錯的變成對的，把對的變成錯的，此後這樣的情況再度多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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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孫承宗認為王在晉的計劃是錯誤的，二人圍繞是否建立新城如何防守進行辯論。
最終在孫承宗說出:“如今不籌劃恢複大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将盡撤藩籬，日鬧堂奧，京畿以東還有安甯嗎？”的話後，駁斥得王在晉啞口無言。然而二人最終未能對如何防守達成共識，由于王在晉是經略，許多決策必須要經他向朝廷提出，雖然二人談了七天，最終還是沒有任何進展。
大明就在這種彼此執拗之中，耗去了許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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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閱關”後，孫承宗回京向天啟報告，并總結了四個方面，大體圍繞如何守關和對付俘虜以及“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守遼人”，最終向天啟朱由校提出了戰守大略“為今之計，不盡洗天下之肺腑，不能起朝氣，不盡改天下之觀聽，不能收殘局，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中外之聞見不清。”簡單說來就是提出要做好持久守衛的戰略方針，避免“每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事久變生，師老财匮。”就是避免這種不斷輸出造成的巨大浪費饷銀，注重遼東自我造血功能。而後的幾年裡，在皮島駐守的毛文龍顯然也是受到這種诟病最終被袁崇煥擅自誅殺，這是後話。
孫承宗畫像
不久天啟在與他探讨時，認可他的想法，還誇贊他:“夫内安外攘，出将入相，尤鮮兼才。”并表示“安危之任，實惟一身。朕所依賴，亦惟卿一人。”由此開啟了孫承宗全面掌握遼東局勢的局面。孫承宗接到任命立即督師出關，此刻魏忠賢通過取悅客氏得到朱由校的信任，政務全都交給了魏忠賢。在任命孫承宗的時候，魏忠賢對孫承宗“平時表現”還算滿意，并且給他撥付了許多錢款，“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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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承宗卻在出關後對魏忠賢“僅具杯茗而已，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這也為孫承宗罷職埋下伏筆。無論是誰，心底都不願意與宦官過度來往，但是，如果僅僅靠這一句話推測孫承宗與魏忠賢關系冷淡到這種地步，似乎也不可了解，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同樣也适用于二人。遺憾的是由于缺乏權威資料，我們隻能對此一筆帶過。如果這些不算什麼，但重要的是宦官卻掌控大明，這是一種無法避免的深重災難和沖突，為後續的一些事件埋下伏筆。
不久，當孫承宗對甯遠形勢進行實地踏察後，總結出“遙見甯遠形勢，天設重關，以護神京，必不可不守。”是以提出了整體防護和修築措施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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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再晉被免去遼東經略後，孫承宗主動要求出任該職，他豪邁地說：“經略去矣，代者且将奈何？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在他的推薦下，更換了遼東巡撫，并将袁崇煥和祖大壽一批重要将領予以提升或是轉任到更為重要的位置。這種安排，顯然也存在某種意圖的穿插自己信任的将領，對于快速推進戰略，是一種不得不做的基礎。
在孫承宗與袁崇煥的布防下，四年來一大批重要武将充實到邊防。“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複以邊事為慮矣。”孫承宗赴任後首先整頓軍紀，其次是修築關城以及核查錢糧，頗有成效 。此後的袁崇煥一戰成名的“甯遠之戰”就是建立在孫承宗打下來的重要基礎之上。
然而随着大明宮中的宦官魏忠賢的權勢越來越大，朱由校本人也成了他們的傀儡，躲在後宮專心做起木匠活。是以孫承宗對魏忠賢未能進行依附，最後成了魏忠賢等人的眼中釘，加之彼此傾軋的其他人物，都讓孫承宗寸步難行。天啟五年（1625）八月，在發生柳河之役失利後，最終導緻閹黨集團向其發難借口，彈劾孫承宗，由此導緻孫承宗第一次被罷職回鄉養病。但是具體細節又有許多語焉不詳，是以這段曆史的真相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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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大明王朝因為這種内耗争錯過了一次重要鞏固後方的機會，也導緻了孫承宗後續的人生悲劇。此後早前一切謀劃和經營化為泡影，遼東局勢也是以迅速惡化。不久，崇祯繼位，袁崇煥受到重用，遺憾的是，卻未能将孫承宗的戰略推進下去，錯失了一次重要的曆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