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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白居易都當過的這個官,安史之亂後“言事不須上報長官”

杜甫、白居易都當過的這個官,安史之亂後“言事不須上報長官”

唐代前期和中期,言谏系統總體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唐玄宗時正式确定拾遺、補阙編制,左拾遺、左補阙各二員,右拾遺、右補阙各二員。唐代宗時進一步擴大補阙、拾遺的編制,将谏議大夫的品階由正五品上升為正四品下,以期更有效發揮谏官的作用。

傳統上,進谏共有5種,即諷谏、順谏、規谏、緻谏、直谏。其中,諷谏以暗谕規勸,使君主自悟,也不至于傷其面子,是以更容易被接受乃至傳誦。書法大家柳公權以筆法為例進行的諷谏,就是一個有名的案例。

柳公權的書法結體遒勁、字字嚴謹,以瘦勁著稱。他于唐憲宗元和初年中進士,任職秘書省校書郎,唐穆宗時任右拾遺,後遷右補阙。

唐穆宗為政不端,柳公權一直想找合适的機會進谏。一次,唐穆宗問柳公權應該如何運筆?柳公權回答:“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唐穆宗聽後動容,知道柳公權是在筆谏。

杜甫、白居易等詩人都擔任過左拾遺,杜甫還是以被人稱為杜拾遺。岑參則當過右補阙,杜甫與岑參任谏官時有詩唱和。

岑參曾作《寄左省杜拾遺》,感歎“聖朝無阙事,自覺谏書稀”。詩有牢騷之意,表達身處卑位而又惆怅國運的複雜心态。杜甫讀後作《奉答岑參補阙見贈》,感慨身世遭際,傾訴對朝政的不滿。

白居易于元和三年擔任左拾遺,擔任之初即上疏言事,稱凡人“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谏”,而拾遺之位“位不足惜而恩不忍負”,才能有阙必規、有違必谏。

安史之亂後,唐肅宗即位,廣開進谏之門,廢除禦史言事須禦史大夫同署的規定,且言事不須上報長官。

長慶四年,左拾遺劉栖楚進谏唐穆宗每日上朝時間較晚。第二天,唐穆宗提拔劉栖楚擔任起居郎,但劉栖楚堅辭不就。

給事中是唐代範圍職權最廣的谏官,擁有封駁權。給事中隸屬門下省,設給事中四人,從五品上。給事中陪侍皇帝左右,有權駁回和糾正百官奏折中的悖失之處,皇帝诏敕有誤也可修改上奏。

唐武宗時,宦官仇士良封楚國公,官位骠騎大将軍。按制度,從五品以上皆可蔭子授官,官位高低視其父品秩而定。仇士良開府從一品,請蔭其子。

門下省給事中李中敏主管其事,援筆批道:“開府階誠宜蔭子,谒者監何由有兒?”谒者即宦官,宦官自是無子。仇士良既慚且恨,但也無可奈何。

曆史上,谏官如果不能發揮好作用,也會遭到彈劾。唐肅宗時期,顔真卿授刑部尚書後很快兼禦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酒容入朝,谏議大夫李何忌在班卻不糾。顔真卿彈劾二人,最終崔漪被貶為右庶子、李何忌被貶為西平郡司馬。

總之,有唐一代,是士大夫進谏意識很強的一個時期。進谏活動不僅展現谏官職能,更表現出士大夫的道德良心及其對國家命運的關心。

(作者劉社建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