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白居易都当过的这个官，安史之乱后“言事不须上报长官”

唐代前期和中期，言谏系统总体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唐玄宗时正式确定拾遗、补阙编制，左拾遗、左补阙各二员，右拾遗、右补阙各二员。唐代宗时进一步扩大补阙、拾遗的编制，将谏议大夫的品阶由正五品上升为正四品下，以期更有效发挥谏官的作用。

传统上，进谏共有5种，即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其中，讽谏以暗谕规劝，使君主自悟，也不至于伤其面子，所以更容易被接受乃至传诵。书法大家柳公权以笔法为例进行的讽谏，就是一个有名的案例。

柳公权的书法结体遒劲、字字严谨，以瘦劲著称。他于唐宪宗元和初年中进士，任职秘书省校书郎，唐穆宗时任右拾遗，后迁右补阙。

唐穆宗为政不端，柳公权一直想找合适的机会进谏。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应该如何运笔？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听后动容，知道柳公权是在笔谏。

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担任过左拾遗，杜甫还因此被人称为杜拾遗。岑参则当过右补阙，杜甫与岑参任谏官时有诗唱和。

岑参曾作《寄左省杜拾遗》，感叹“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诗有牢骚之意，表达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杜甫读后作《奉答岑参补阙见赠》，感慨身世遭际，倾诉对朝政的不满。

白居易于元和三年担任左拾遗，担任之初即上疏言事，称凡人“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而拾遗之位“位不足惜而恩不忍负”，才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即位，广开进谏之门，废除御史言事须御史大夫同署的规定，且言事不须上报长官。

长庆四年，左拾遗刘栖楚进谏唐穆宗每日上朝时间较晚。第二天，唐穆宗提拔刘栖楚担任起居郎，但刘栖楚坚辞不就。

给事中是唐代范围职权最广的谏官，拥有封驳权。给事中隶属门下省，设给事中四人，从五品上。给事中陪侍皇帝左右，有权驳回和纠正百官奏折中的悖失之处，皇帝诏敕有误也可修改上奏。

唐武宗时，宦官仇士良封楚国公，官位骠骑大将军。按制度，从五品以上皆可荫子授官，官位高低视其父品秩而定。仇士良开府从一品，请荫其子。

门下省给事中李中敏主管其事，援笔批道：“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谒者即宦官，宦官自是无子。仇士良既惭且恨，但也无可奈何。

历史上，谏官如果不能发挥好作用，也会遭到弹劾。唐肃宗时期，颜真卿授刑部尚书后很快兼御史大夫。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酒容入朝，谏议大夫李何忌在班却不纠。颜真卿弹劾二人，最终崔漪被贬为右庶子、李何忌被贬为西平郡司马。

总之，有唐一代，是士大夫进谏意识很强的一个时期。进谏活动不仅体现谏官职能，更表现出士大夫的道德良心及其对国家命运的关心。

（作者刘社建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