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随後，盟軍先後四次，共計逮捕日本戰犯118人。1946年2月，盟軍最高統帥部在東京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在各同盟國政府的提名下，任命了11名法官，梅汝璈作為其中唯一的中國代表，不但為全中國人讨回了血債，也為人類進步事業做了貢獻。
梅汝璈，字亞軒，1904年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從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留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複旦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任教，并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之職，還擔任過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的助手，在法學領域享有盛名。作為中國法學界權威，梅汝璈受國民政府委派，參與了東京審判。從此，他的名字和這一曆史事件緊密相連。
日本對中國的狼子野心由來已久，七七事變後，更是步步緊逼，給中國人民帶來造成巨大災難。作為一名有中國人，梅汝璈當然痛恨日本的所作所為，但他沒有被仇恨蒙蔽頭腦。到達東京後，恰巧遇到清華校友，時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的顧毓。他特意買下一把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好友，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梅汝璈聽罷，正色道：''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之說，如今系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想先斬他幾個，方雪心頭之恨。這些戰犯擾亂了世界，殘害了中國，同時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但為防止将來再有戰争狂人出現，對這些戰犯必須繩之以法。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遠東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國人之托，定當依法行事，斷不使戰争元兇逃脫法網！''
正式開庭前，庭長韋伯宣布把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當即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是以，有八年浴血抗戰曆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說完，憤然脫下法袍。
最終，全體法官同意，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都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梅汝璈用自己的行動為祖國争得了應有的地位。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從此，兩年半的漫長審判開始了。在整個東京審判期間，梅汝璈經曆了818次開庭，1100多名證人，4300多件證據。為了依法懲治這些戰争罪犯，他全力尋找各種證據，說服每一位證人出庭作證，像一條鑽進國際法典的蟲子，找尋着法律依據。面對如山的鐵證，東條英機不得不認罪；坂垣征四郎的精神防線徹底崩潰，承認了全部侵華罪行；土肥原賢長歎一聲，放棄了申辯權。
1948年4月，法庭開始起草判決書，梅汝璈又一次慷慨陳詞：''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證據，可以看出，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比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屠殺，更加慘絕人寰。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陰戶或肛門等等，舉凡一個殺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殘酷方法，日軍都施用了，南京的許多婦女被強奸後又被殺掉，日軍還将她們的屍體斬斷。對此種人類文明史上罕見之暴行，我建議，在判決書中應該單設一章予以說明。''庭長同意了這一請求，于是，在這份判決書上，出現了梅汝璈和助手楊壽林寫下的十餘萬字的控訴日軍暴行的材料，其中專門談到了南京大屠殺問題。
法庭進入量刑階段後，11國法官在是否判處死刑的問題上，有了分歧。大部分法官，不贊成死刑，印度法官甚至主張以慈悲為懷，釋放全部戰犯。滿腔義憤的梅汝璈對各國法官說：''寬大固是美德，姑息卻是怯懦。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犯們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次挑起戰争？誰能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别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複活？在座哪位先生敢做出這樣的保證！''一番話下來，說得法官們個個沉默不語。
最終在梅汝璈的努力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通過了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戰犯處以絞刑的判決。1948年11月12日，判決宣告完畢。當日，梅汝璈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經此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之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今日國際法庭之最後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于今後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
此後的歲月裡，他曾向政府提出要系統研究南京大屠殺，卻長時間不被重視。1962年，在《關于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他這樣坦誠心迹，''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緻未來的災禍。''1973年，梅汝璈先生去世，他是帶着遺憾走的。生前，他一直打算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想将那段曆史完全記錄下來。但由于很多日記和資料被沒收、銷毀。臨終前，60萬字的書稿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