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盟军先后四次，共计逮捕日本战犯118人。1946年2月，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在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下，任命了11名法官，梅汝璈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代表，不但为全中国人讨回了血债，也为人类进步事业做了贡献。
梅汝璈，字亚轩，1904年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并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之职，还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在法学领域享有盛名。作为中国法学界权威，梅汝璈受国民政府委派，参与了东京审判。从此，他的名字和这一历史事件紧密相连。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七七事变后，更是步步紧逼，给中国人民带来造成巨大灾难。作为一名有中国人，梅汝璈当然痛恨日本的所作所为，但他没有被仇恨蒙蔽头脑。到达东京后，恰巧遇到清华校友，时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的顾毓。他特意买下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好友，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梅汝璈听罢，正色道：''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想先斩他几个，方雪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须绳之以法。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当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正式开庭前，庭长韦伯宣布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当即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说完，愤然脱下法袍。
最终，全体法官同意，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都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梅汝璈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争得了应有的地位。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从此，两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在整个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经历了818次开庭，1100多名证人，4300多件证据。为了依法惩治这些战争罪犯，他全力寻找各种证据，说服每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像一条钻进国际法典的虫子，找寻着法律依据。面对如山的铁证，东条英机不得不认罪；坂垣征四郎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承认了全部侵华罪行；土肥原贤长叹一声，放弃了申辩权。
1948年4月，法庭开始起草判决书，梅汝璈又一次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庭长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在这份判决书上，出现了梅汝璈和助手杨寿林写下的十余万字的控诉日军暴行的材料，其中专门谈到了南京大屠杀问题。
法庭进入量刑阶段后，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有了分歧。大部分法官，不赞成死刑，印度法官甚至主张以慈悲为怀，释放全部战犯。满腔义愤的梅汝璈对各国法官说：''宽大固是美德，姑息却是怯懦。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们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能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哪位先生敢做出这样的保证！''一番话下来，说得法官们个个沉默不语。
最终在梅汝璈的努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战犯处以绞刑的判决。1948年11月12日，判决宣告完毕。当日，梅汝璈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此后的岁月里，他曾向政府提出要系统研究南京大屠杀，却长时间不被重视。1962年，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他这样坦诚心迹，''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1973年，梅汝璈先生去世，他是带着遗憾走的。生前，他一直打算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想将那段历史完全记录下来。但由于很多日记和资料被没收、销毁。临终前，60万字的书稿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