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同中國古典小說是頗有些淵源的。在《悼念羅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寫道：他上初小時，就常常和同班好友羅常培一起，去小茶館聽評書《小五義》或《施公案》。後來進入師範學校讀書，老舍在學習桐城派散文和陸放翁、吳梅村詩歌的同時，應當也“讀過唐人小說和《儒林外史》什麼的”。關于這點，我們讀《〈老舍選集〉自序》和《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不難發現相關的消息。
1924至1929年，老舍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中文。這期間，他曾向學生做過關于唐人愛情小說的專題演講，演講稿後來發表在燕京大學的校刊上。他還幫助合租一層樓、并“彼此交換知識”的英國人艾支頓，翻譯了《金瓶梅》。對于此事，老舍本人雖然很少提及，但艾支頓英譯本《金瓶梅》出版時，卻在扉頁特意标明了“獻給我的好友舒慶春”的字樣。至于老舍筆下的小說作品和談論小說的文章，更是每每透顯出作家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濃厚興趣和廣泛涉獵。譬如，長篇小說《鼓書藝人》講述抗戰時期重慶藝人的動蕩生活，其中寶慶唱書的場面，便很自然地反映出作家是何等喜歡并且熟悉《三國演義》。《談幽默》一文旨在介紹西方語境中的“幽默”概念，但作家卻信手拈來了《西遊記》與《鏡花緣》，以便于比較和分析，可見此二書的精要早已進入作家的腹笥。而一篇《言語與風格》的創作談，更是通過分析武松“血濺鴛鴦樓”的短句效果，進而傳遞出作家對《水浒傳》藝術成就的細緻體味和獨特把握。庶幾可以這樣說，在老舍那裡，中國古典小說既是一種寫作資源，更是一種文化血脈。
當然，在林林總總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老舍最為推重、最為贊許的，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他認為，《紅樓夢》所取得的思想和藝術成就，是巨大的、非凡的，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罕見的。他的《青年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寫道：“世界上有不少和《紅樓夢》一般長，或更長的作品，可是有幾部的價值和《紅樓夢》的相等呢？很少！”他把《紅樓夢》當作一個很高的标準，一個藝術上很難企及的目标。他告誡文學青年切不可志大才疏，以為輕而易舉就能夠達到《紅樓夢》的水準。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老舍圍繞一部《紅樓夢》頗下了一番精心閱讀和研習揣摩的功夫，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若幹獨具隻眼，别有穎悟的見解。這些見解既觸及到作品蘊藏的無限丘壑，又展現着論者特有的學識修養，迄今仍具有“紅學”研究乃至一切文學經典閱讀與闡釋的借鑒和啟示意義，因而很值得我們加以梳理、總結和評價。
老舍雖然早就有教授的頭銜，但就其資質、性情、意趣和思維而言，卻無疑更屬于作家。這樣的主體條件決定了在他的眼中，一部《紅樓夢》無論負載着多麼深奧的曆史内容和何等豐富的社會含量，其最終或者說首先仍然是一部偉大的小說。是以，老舍讀《紅樓夢》便一向恪守着“文本”的原則，遵循着審美的要義，關注着創作的規律。具體來說就是，他主張從《紅樓夢》本身，即思想和藝術的角度來解讀和欣賞《紅樓夢》，而不贊成于《紅樓夢》之外用考證的辦法來解說或诠釋《紅樓夢》。
事隔十四年後的1954年，老舍在《人民文學》雜志12月号發表了《紅樓并不是夢》的專論。在這篇文章裡，作家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進一步聲明：“我反對‘無中生有’的考證方法”；“我反對《紅樓夢》是作者自叙傳的看法”。他認為：過去的煩瑣考證“把研究《紅樓夢》本身的重要，轉移到摸索曹雪芹的個人身邊瑣事上邊去。一來二去，曹雪芹個人的每一生活細節都變成了無價之寶，隻落得《紅樓夢》是謎，曹雪芹個人的小事是謎底。”但是，他同時又承認“研究作家的曆史是有好處的……我們明白了作家的曆史，也自然會更了解他的作品。”他認為：“一個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據家的責任：是以唯物辯證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證，進而把作品的真正價值與社會意義介紹出來，使人民更了解、更珍愛民族遺産，增高欣賞能力。誰都絕對不能順着自己的趣味，去‘證明’作品是另一個東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隻有考證者所考證出來的才是真的。”
毋庸諱言，這篇文章是聯系着當年那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政治運動的，其用語也展現了作家接受革命文藝理論之後的鮮明特征。不過，倘若就其對“紅學”考證的基本觀點及相應的表述看，似乎并沒有沾染上簡單粗暴、無限上綱的流弊，相反倒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揚棄和修正了作家以往在這個問題上的某些絕對和偏頗，即：不再一概地、無條件地貶低和否定考證，而是肯定了其存在的意義和必要性，并為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考證要為發掘作品價值，了解作家思想和友善藝術欣賞服務。應當承認，在半個多世紀前實用主義大熾的語境裡，老舍能這樣看待《紅樓夢》文本解讀與作者考證的關系，堪稱洵為可貴。
從立足文本、立足審美、立足創作的基點出發，在具體的《紅樓夢》解讀和評價上，老舍着重強調了三點：
第一，《紅樓夢》是一筆内涵豐富，取之不竭的文學乃至文化遺産。
老舍指出：“《紅樓夢》很長。這部書寫了許多年，故長而精。這好比開了一座大礦，慢慢地提煉出許多許多金子來。”（《怎樣丢掉學生腔》）是以，無論是文學工作者還是普通讀者，都應當常讀和細讀《紅樓夢》，從中汲取文學與文化的養份。
第二，《紅樓夢》給文學的曆史長廊增添了一系列不朽的人物。
在老舍看來:“世事萬千，都轉眼即逝，一時新穎，不久即歸陳腐；隻有人物足垂不朽”，“憑空給世界增加了幾個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創作。”（《人物的描寫》）他寫道：“看看《紅樓夢》吧！它有那麼多的人物，而且是多麼活生活現、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偉大的作品”。“對這麼多的人物，作者的愛憎是分明的。他關切人生，認識人生，因而就不能無是無非。他給所愛的和所憎的男女老少都安排下适當的事情，使他們行動起來。借着他們的行動，他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我寫過一些小說，我的确知道一點，創造人物是多麼困難的事。”（《紅樓并不是夢》）
第三，《紅樓夢》的語言出神入化，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層次。
老舍認為：“從語言上，我們可以看出來作家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莎士比亞是莎士比亞，但丁是但丁。文學作品不能用機器制造，每篇都一樣，尺寸相同。翻開《紅樓夢》看看，那絕對是《紅樓夢》，絕對不能和《儒林外史》調換調換。”（《關于文學的語言問題》）他告訴讀者：“看看《紅樓夢》吧……專憑語言來說，它已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的人物各有各的語言。它不僅教我們聽到一些話語，而且教我們聽明白人物的心思、感情；聽出每個人的聲調、語氣；看見人物說話的神情。書中的對話使人物從紙上走出來，立在咱們面前。”(《紅樓并不是夢》)坦率的說，如果單就理論和學術價值而言，老舍以上所談，似乎算不上言人未言，别開生面，但是，由于它的字裡行間自然而然地滲入了一個作家特有的、源于創作實踐的心得與感悟，是以其娓娓道來，還是别有一種親和力與說服力。
對于一部《紅樓夢》，老舍自有一顆敬畏之心，甚至不乏一種崇仰之情。隻是敬畏也好，崇仰也罷，最終都不曾導緻作家在《紅樓夢》面前，喪失清醒的審美眼光和客觀的藝術尺度。相反，即使美玉仍有微瑕，哪怕經典亦存不足，曾是老舍讀“紅”時特有的辨證心态，這直接導緻了他在某些場合對《紅樓夢》缺憾的直言不諱。譬如，他的《言語與風格》一文就曾這樣寫道：
比喻在詩中是很重要的，但在散文中用得過多便失去了叙述的力量與自然。看《紅樓夢》中描寫黛玉：“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兩靥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幹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這段形容犯了兩個毛病：第一是用詩語破壞了描寫的能力；念起來确有詩意，但是到底有肯定的描寫沒有？
在詩中，像“淚光點點”，與“閑靜似嬌花照水”一路的句子是有效力的，因為詩中可以抽出一時間的印象為長時間的形容：有的時候他淚光點點，便可以用之來表現她一生的狀态。在小說中，這種辦法似欠妥當，因為我們要真實的表現，便非從一個人的各方面與各種情态下表現不可。她沒有不淚光點點的時候麼？她沒有鬧氣而不閑靜的時候麼？第二，這一段全是修辭，未能由現成的言語中找出恰能形容出黛玉的字來。一個字隻有一個形容詞，我們應再給補充上：找不到這個形容詞便不用也好。假若不适當的形容詞應當省去，比喻就更不用說了。
如果我們能夠抛棄那些先入為主的東西，也不盲從所謂專家的意見，而堅持一切從自己的閱讀體驗和感受出發，那麼就必須承認，老舍以上的分析與評價，确實道出了《紅樓夢》寫林黛玉容貌的力不從心。又如，在《我怎樣寫〈二馬〉》的創作談裡，老舍結合自己所做的小說語言口語化和陌生化的努力，很随意也很敏銳地寫道：“《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為證了”。這顯然是說《紅樓夢》的風景描寫落了俗套，質之以作品的實際情況，可知老舍此言不虛。關于這點，一向見地不俗的香港作家董橋不僅表示認同，而且做了補充。他認為《紅樓夢》的寫景之是以喜歡“有詩為證”，“這正好說明曹雪芹老實：他的教育背景是這樣的，他隻會這樣寫，是以他這樣寫。”（《從〈老張的哲學〉看老舍的文字》）
從理論上講，一切文學作品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即使是偉大的傳世之作，亦難免存在弱項和軟肋。正因為如此，基于善意的文學批評一向沒有禁區，從真實的感受出發，指出文學名著的美中不足亦屬天經地義。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定律似乎未能在《紅樓夢》身上得到貫徹和展現。這部問世于清代乾隆年間的小說作品，雖然曾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屢屢禁毀，但是在民間讀書界和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中間，卻一向保持着極高的聲譽，甚至出現了“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的社會風氣（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京都竹枝詞》）。
尤其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由于毛澤東主席的格外看重和大力推薦，也由于當時異于尋常的社會氣氛，《紅樓夢》的地位和價值更是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緻使學術界對它隻能說好，不能說壞；隻能做闡釋，不能有批評。用俞平伯先生在複出之後寫于《舊時月色》一文裡的話說：“數十年來，對《紅樓夢》與曹雪芹多有褒無貶，推崇備至，中外同聲，且估價越來越高……既已無一不佳了，就或誤把缺點看作優點，明明是漏洞，卻說中有微言……”從這樣的背景出發，我們來看老舍對《紅樓夢》某些描寫的否定性意見，即可意識到：盡管它出現在評“紅”環境比較自由的1930年代，盡管它沒有從整體上指出《紅樓夢》的敗筆所在，但其中包含的健康的文學批評意識和高超的藝術審美眼光，依然難能可貴，令人激賞。
毋庸諱言，在談及《紅樓夢》時，老舍也有思考不周，立論粗疏的地方：譬如，還是在那篇《論創作》裡，作家就有這樣的表述：“我們的《紅樓夢》節翻成英文……對于外國文學有什麼影響？毫無影響！再看看俄國諸大家的作品，一經翻譯，便震動了全世界!”在這段話裡，老舍将作品譯成外文後所産生的一時的影響，視為衡量該作品藝術品質的唯一标準，并由此得出了《紅樓夢》不如俄國大家之作的結論。我們不能說作家所言全無道理，因為它分明吻合着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定律，但是，它至少忽視了同一個問題的另一面：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不容易實作跨民族的溝通，越是不利于産生普世的效應。
當年，林語堂之是以放棄《紅樓夢》的英譯，而改寫一部模仿《紅樓夢》的《京華煙雲》，其原因就在于擔心現代西方人根本讀不懂《紅樓夢》。而他的《京華煙雲》雖然飲譽西方世界，甚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但是，倘就藝術水準而言，卻難望《紅樓夢》的項背。這仿佛在提示我們，要估量一部植根于中國文化深層的優秀作品的價值，需要多種視角和多種緯度，而不是一時一地的域外影響所能決定的。顯然，在這一點上，老舍的結論有些簡單化了。
與學者的讀“紅”相比，老舍閱讀《紅樓夢》還有一個極大的不同，這就是，他不但把《紅樓夢》變成了自己有益的精神底蘊和藝術營養，而且還讓這種底蘊和營養自覺而自然地融入了筆下的創作，化為高度個性化的繁紛場景和血肉形象。在這方面，大凡讀過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或《正紅旗下》者，都會有清晰的發現和由衷的認可，無需筆者過多饒舌。
或有人問，在衆多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老舍何以對《紅樓夢》情有獨鐘？竊以為，這除了文學欣賞和借鑒在一般意義上的“取法乎上”之外，至少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曹雪芹和《紅樓夢》所展現的滿族文化傳統對應着老舍自己作為滿族作家的文化血緣；二是《紅樓夢》所擁有的京都氣象和曹雪芹所具有的京華背景，與老舍在北京的生活經曆以及其小說創作的京味追求不謀而合。搞清了此中壸奧，我們自可進一步了解,對于作家來說，特定的文化場域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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