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同中国古典小说是颇有些渊源的。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写道：他上初小时，就常常和同班好友罗常培一起，去小茶馆听评书《小五义》或《施公案》。后来进入师范学校读书，老舍在学习桐城派散文和陆放翁、吴梅村诗歌的同时，应当也“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关于这点，我们读《〈老舍选集〉自序》和《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不难发现相关的消息。
1924至1929年，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这期间，他曾向学生做过关于唐人爱情小说的专题演讲，演讲稿后来发表在燕京大学的校刊上。他还帮助合租一层楼、并“彼此交换知识”的英国人艾支顿，翻译了《金瓶梅》。对于此事，老舍本人虽然很少提及，但艾支顿英译本《金瓶梅》出版时，却在扉页特意标明了“献给我的好友舒庆春”的字样。至于老舍笔下的小说作品和谈论小说的文章，更是每每透显出作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浓厚兴趣和广泛涉猎。譬如，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讲述抗战时期重庆艺人的动荡生活，其中宝庆唱书的场面，便很自然地反映出作家是何等喜欢并且熟悉《三国演义》。《谈幽默》一文旨在介绍西方语境中的“幽默”概念，但作家却信手拈来了《西游记》与《镜花缘》，以便于比较和分析，可见此二书的精要早已进入作家的腹笥。而一篇《言语与风格》的创作谈，更是通过分析武松“血溅鸳鸯楼”的短句效果，从而传递出作家对《水浒传》艺术成就的细致体味和独特把握。庶几可以这样说，在老舍那里，中国古典小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更是一种文化血脉。
当然，在林林总总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老舍最为推重、最为赞许的，还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所取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是巨大的、非凡的，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他的《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写道：“世界上有不少和《红楼梦》一般长，或更长的作品，可是有几部的价值和《红楼梦》的相等呢？很少！”他把《红楼梦》当作一个很高的标准，一个艺术上很难企及的目标。他告诫文学青年切不可志大才疏，以为轻而易举就能够达到《红楼梦》的水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老舍围绕一部《红楼梦》颇下了一番精心阅读和研习揣摩的功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独具只眼，别有颖悟的见解。这些见解既触及到作品蕴藏的无限丘壑，又体现着论者特有的学识修养，迄今仍具有“红学”研究乃至一切文学经典阅读与阐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梳理、总结和评价。
老舍虽然早就有教授的头衔，但就其资质、性情、意趣和思维而言，却无疑更属于作家。这样的主体条件决定了在他的眼中，一部《红楼梦》无论负载着多么深奥的历史内容和何等丰富的社会含量，其最终或者说首先仍然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因此，老舍读《红楼梦》便一向恪守着“文本”的原则，遵循着审美的要义，关注着创作的规律。具体来说就是，他主张从《红楼梦》本身，即思想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和欣赏《红楼梦》，而不赞成于《红楼梦》之外用考证的办法来解说或诠释《红楼梦》。
事隔十四年后的1954年，老舍在《人民文学》杂志12月号发表了《红楼并不是梦》的专论。在这篇文章里，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进一步声明：“我反对‘无中生有’的考证方法”；“我反对《红楼梦》是作者自叙传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烦琐考证“把研究《红楼梦》本身的重要，转移到摸索曹雪芹的个人身边琐事上边去。一来二去，曹雪芹个人的每一生活细节都变成了无价之宝，只落得《红楼梦》是谜，曹雪芹个人的小事是谜底。”但是，他同时又承认“研究作家的历史是有好处的……我们明白了作家的历史，也自然会更了解他的作品。”他认为：“一个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据家的责任：是以唯物辩证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证，从而把作品的真正价值与社会意义介绍出来，使人民更了解、更珍爱民族遗产，增高欣赏能力。谁都绝对不能顺着自己的趣味，去‘证明’作品是另一个东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考证者所考证出来的才是真的。”
毋庸讳言，这篇文章是联系着当年那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的，其用语也体现了作家接受革命文艺理论之后的鲜明特征。不过，倘若就其对“红学”考证的基本观点及相应的表述看，似乎并没有沾染上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的流弊，相反倒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扬弃和修正了作家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绝对和偏颇，即：不再一概地、无条件地贬低和否定考证，而是肯定了其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并为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考证要为发掘作品价值，了解作家思想和方便艺术欣赏服务。应当承认，在半个多世纪前实用主义大炽的语境里，老舍能这样看待《红楼梦》文本解读与作者考证的关系，堪称洵为可贵。
从立足文本、立足审美、立足创作的基点出发，在具体的《红楼梦》解读和评价上，老舍着重强调了三点：
第一，《红楼梦》是一笔内涵丰富，取之不竭的文学乃至文化遗产。
老舍指出：“《红楼梦》很长。这部书写了许多年，故长而精。这好比开了一座大矿，慢慢地提炼出许多许多金子来。”（《怎样丢掉学生腔》）因此，无论是文学工作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应当常读和细读《红楼梦》，从中汲取文学与文化的养份。
第二，《红楼梦》给文学的历史长廊增添了一系列不朽的人物。
在老舍看来:“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作。”（《人物的描写》）他写道：“看看《红楼梦》吧！它有那么多的人物，而且是多么活生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伟大的作品”。“对这么多的人物，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他关切人生，认识人生，因而就不能无是无非。他给所爱的和所憎的男女老少都安排下适当的事情，使他们行动起来。借着他们的行动，他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写过一些小说，我的确知道一点，创造人物是多么困难的事。”（《红楼并不是梦》）
第三，《红楼梦》的语言出神入化，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层次。
老舍认为：“从语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家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但丁是但丁。文学作品不能用机器制造，每篇都一样，尺寸相同。翻开《红楼梦》看看，那绝对是《红楼梦》，绝对不能和《儒林外史》调换调换。”（《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他告诉读者：“看看《红楼梦》吧……专凭语言来说，它已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的人物各有各的语言。它不仅教我们听到一些话语，而且教我们听明白人物的心思、感情；听出每个人的声调、语气；看见人物说话的神情。书中的对话使人物从纸上走出来，立在咱们面前。”(《红楼并不是梦》)坦率的说，如果单就理论和学术价值而言，老舍以上所谈，似乎算不上言人未言，别开生面，但是，由于它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渗入了一个作家特有的、源于创作实践的心得与感悟，所以其娓娓道来，还是别有一种亲和力与说服力。
对于一部《红楼梦》，老舍自有一颗敬畏之心，甚至不乏一种崇仰之情。只是敬畏也好，崇仰也罢，最终都不曾导致作家在《红楼梦》面前，丧失清醒的审美眼光和客观的艺术尺度。相反，即使美玉仍有微瑕，哪怕经典亦存不足，曾是老舍读“红”时特有的辨证心态，这直接导致了他在某些场合对《红楼梦》缺憾的直言不讳。譬如，他的《言语与风格》一文就曾这样写道：
比喻在诗中是很重要的，但在散文中用得过多便失去了叙述的力量与自然。看《红楼梦》中描写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段形容犯了两个毛病：第一是用诗语破坏了描写的能力；念起来确有诗意，但是到底有肯定的描写没有？
在诗中，像“泪光点点”，与“闲静似娇花照水”一路的句子是有效力的，因为诗中可以抽出一时间的印象为长时间的形容：有的时候他泪光点点，便可以用之来表现她一生的状态。在小说中，这种办法似欠妥当，因为我们要真实的表现，便非从一个人的各方面与各种情态下表现不可。她没有不泪光点点的时候么？她没有闹气而不闲静的时候么？第二，这一段全是修辞，未能由现成的言语中找出恰能形容出黛玉的字来。一个字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应再给补充上：找不到这个形容词便不用也好。假若不适当的形容词应当省去，比喻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我们能够抛弃那些先入为主的东西，也不盲从所谓专家的意见，而坚持一切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出发，那么就必须承认，老舍以上的分析与评价，确实道出了《红楼梦》写林黛玉容貌的力不从心。又如，在《我怎样写〈二马〉》的创作谈里，老舍结合自己所做的小说语言口语化和陌生化的努力，很随意也很敏锐地写道：“《红楼梦》的言语是多么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这显然是说《红楼梦》的风景描写落了俗套，质之以作品的实际情况，可知老舍此言不虚。关于这点，一向见地不俗的香港作家董桥不仅表示认同，而且做了补充。他认为《红楼梦》的写景之所以喜欢“有诗为证”，“这正好说明曹雪芹老实：他的教育背景是这样的，他只会这样写，所以他这样写。”（《从〈老张的哲学〉看老舍的文字》）
从理论上讲，一切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即使是伟大的传世之作，亦难免存在弱项和软肋。正因为如此，基于善意的文学批评一向没有禁区，从真实的感受出发，指出文学名著的美中不足亦属天经地义。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定律似乎未能在《红楼梦》身上得到贯彻和体现。这部问世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小说作品，虽然曾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屡屡禁毁，但是在民间读书界和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却一向保持着极高的声誉，甚至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风气（清嘉庆二十二年刊本《京都竹枝词》）。
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毛泽东主席的格外看重和大力推荐，也由于当时异于寻常的社会气氛，《红楼梦》的地位和价值更是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使学术界对它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做阐释，不能有批评。用俞平伯先生在复出之后写于《旧时月色》一文里的话说：“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越来越高……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来看老舍对《红楼梦》某些描写的否定性意见，即可意识到：尽管它出现在评“红”环境比较自由的1930年代，尽管它没有从整体上指出《红楼梦》的败笔所在，但其中包含的健康的文学批评意识和高超的艺术审美眼光，依然难能可贵，令人激赏。
毋庸讳言，在谈及《红楼梦》时，老舍也有思考不周，立论粗疏的地方：譬如，还是在那篇《论创作》里，作家就有这样的表述：“我们的《红楼梦》节翻成英文……对于外国文学有什么影响？毫无影响！再看看俄国诸大家的作品，一经翻译，便震动了全世界!”在这段话里，老舍将作品译成外文后所产生的一时的影响，视为衡量该作品艺术质量的唯一标准，并由此得出了《红楼梦》不如俄国大家之作的结论。我们不能说作家所言全无道理，因为它分明吻合着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定律，但是，它至少忽视了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不容易实现跨民族的沟通，越是不利于产生普世的效应。
当年，林语堂之所以放弃《红楼梦》的英译，而改写一部模仿《红楼梦》的《京华烟云》，其原因就在于担心现代西方人根本读不懂《红楼梦》。而他的《京华烟云》虽然饮誉西方世界，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是，倘就艺术水准而言，却难望《红楼梦》的项背。这仿佛在提示我们，要估量一部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优秀作品的价值，需要多种视角和多种纬度，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域外影响所能决定的。显然，在这一点上，老舍的结论有些简单化了。
与学者的读“红”相比，老舍阅读《红楼梦》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就是，他不但把《红楼梦》变成了自己有益的精神底蕴和艺术营养，而且还让这种底蕴和营养自觉而自然地融入了笔下的创作，化为高度个性化的繁纷场景和血肉形象。在这方面，大凡读过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或《正红旗下》者，都会有清晰的发现和由衷的认可，无需笔者过多饶舌。
或有人问，在众多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老舍何以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窃以为，这除了文学欣赏和借鉴在一般意义上的“取法乎上”之外，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曹雪芹和《红楼梦》所体现的满族文化传统对应着老舍自己作为满族作家的文化血缘；二是《红楼梦》所拥有的京都气象和曹雪芹所具有的京华背景，与老舍在北京的生活经历以及其小说创作的京味追求不谋而合。搞清了此中壸奥，我们自可进一步了解,对于作家来说，特定的文化场域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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