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疊與楊憲益
1935年，20歲的楊憲益即将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入學前，他做了一次環地中海旅行，到開羅的那天晚上，楊憲益騎着馬夜遊沙漠。
開羅的夜晚繁星點點，一切像極了童話故事，向導突然神秘地對他說，如果肯付一枚銀币，他可以告訴楊憲益未來會發生的一件事。
楊憲益感到十分新奇，便掏出了一枚銀币，向導說：“在大西洋有一位美麗的金發少女正在為你憔悴，你們尚未相遇，但不久将會見面。”
童年時代的楊憲益
晚年的楊憲益每每提及此事，仍是十分感慨：“雖然我不相信命運，但這确實很奇妙。”
那位金發少女，就是楊憲益未來的妻子——戴乃疊。
1919年，戴乃疊出生于北京的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父親戴樂仁曾在天津教會學校“新書書院”做外教，後又受聘于北京燕京大學。
在戴乃疊随父親離開天津若幹年後，楊憲益也來到了“新書書院”讀書，盡管彼時兩家沒有交集，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着奇妙的緣分。
戴乃疊7歲時，母親将她送回英國讀書，而在戴乃疊的童年記憶中，讓她無比懷念的，還是在中國度過的時光。
1937年，18歲的戴乃疊考入牛津大學，彼時這個聰慧活潑的英國女孩并不知道，她将在這裡遇見命中注定的那個人，進而改變她的一生。
戴乃疊
因幼時受到中國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入學不久的戴乃疊，經人介紹，加入了牛津大學中國協會，而協會的主席正是楊憲益。
那是楊憲益與戴乃疊的初見，四目相對的那一刻，像是一個伏筆多年的秘密，終于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
後來在戴乃疊的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起初我幾乎被他吓了一大跳，眼睛細長，面色蒼白，但彬彬有禮。”
當戴乃疊看到楊憲益房間裡挂滿了他親手繪制的中國曆代疆域圖時，那份對祖國的熱愛之情，深深打動了她。
随着接觸愈加深入，戴乃疊更是驚訝于這個中國青年的聰明和才華。
普通學生要學習六七年的古希臘文，楊憲益隻用了一年就通過了牛津的測試，他喜歡旅行，喜歡喝酒，這一切都讓戴乃疊覺得不可思議。
楊憲益
誠然，年輕人之間産生愛慕之情無非來自兩種原因，一種是鐘情于外貌，另一種則是性情相投。
楊憲益在晚年接受采訪時說：“那時，我總覺得與她聊天，不論是關于政治還是文化，合拍的地方更多一些。”
是的，中國文化深深地影響着這個英國姑娘，她喜歡中國字畫，中國瓷器，中國人的謙遜儒雅，喜歡楊憲益身上令她迷戀的“中國味道”。
楊憲益常常約戴乃疊散步、郊遊、談詩論畫，其實男人在感情中往往是後知後覺，此時的楊憲益還不知道自己對戴乃疊已經越來越依戀。
在他的眼中，戴乃疊相貌清秀，落落大方，沒有一般女孩身上的虛榮和世俗，都說情人眼裡出西施，何況比起西施，她本就毫不遜色。
戴乃疊選修法國文學，為了有更多時間能和她在一起，楊憲益也跑來聽課，有一次老師要他翻譯詩歌，他隻得尴尬地說自己沒有準備好。
楊憲益的窘态，讓戴乃疊忍俊不禁，但不久後，他竟用中世紀法文寫了一首情詩送給戴乃疊，而他不過是湊趣陪她聽了幾節法語課。
如此聰慧浪漫的男子，怎能不讓她癡迷？他們相愛了，像深埋在開羅沙漠裡的古老預言，任憑千山萬水，終是要走到一起。
在楊憲益的影響下，戴乃疊甚至将專業改成了中文，她也是牛津大學第一位拿到中文學位的學生。
這無疑為日後兩人在文學翻譯上的完美協作和不朽成就奠定了基礎。
後來，戴乃疊曾開玩笑說：“我愛的不是楊憲益，而是中國傳統文化。”
聽到妻子的調侃，楊憲益十分得意：“那隻能說明，我就代表了中國文化。”
是的，很難說愛上中國文化，是戴乃疊對楊憲益的愛屋及烏，還是因為中國文化，她才愛上了楊憲益。
然而，命運似乎總是不會輕輕松松地讓有情人終成眷屬，盡管他們的愛情如膠似漆，卻無法得到各自家庭的認可和支援。
當21歲的戴乃疊對父母說她要嫁給楊憲益時，她的母親簡直不敢相信女兒的決定，她竟然要嫁給一個中國人！
“你瘋了嗎？你一定會後悔的！相信我，你們的婚姻不會維持過四年，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會自殺的！”戴乃疊的母親發了狠話。
也許我們不能完全了解一個母親為何會對女兒說出這樣的話，但橫亘在中英兩國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卻是顯而易見的。
相較于母親的極力反對，戴乃疊的父親則相信，隻要兩個人真心相愛，就可以相守一生，但他仍直言不諱地說，異國婚姻大多都以失敗告終。
另一邊，楊憲益早已料到母親的反應，他先給妹妹楊敏如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戴乃疊是一個文靜、質樸、有教養的女子，并附了一張照片。
楊敏如明白哥哥的用心，試探着将這件事透露給母親，誰知楊母聽說兒子要娶一個“洋媳婦”，當場就昏了過去，甚至為此大病了一場。
誠然，在當時的中國，娶一個金發碧眼的外國女人，無疑是一件離經叛道的事，何況楊家是名門望族，更加在意世人的目光。
文化相差甚遠的兩個家庭，在兒女婚姻這件事上的意見卻出奇一緻，不過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家庭的阻力卻恰恰成為了愛情的動力。
楊敏如
不得不承認，愛情往往就是這樣沒有道理，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認定了，就能把一輩子交出去，至死不渝。
戴乃疊不顧母親的反對，堅持要與楊憲益在一起，無論他到哪裡，她都願意跟着他，她笃定，這就是今生她要走的路。
而楊憲益又何嘗不是如此，他認定，她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個人。
畢業那年，楊憲益收到了美國哈佛大學的任教邀請，戴乃疊也得到了英國高校的垂青，正當二人難以抉擇時，一封家書改變了兩人的命運。
楊憲益收到家中來信，受戰争影響，家中的經濟狀況一落千丈，已無法繼續供應他在英國的開銷，富家子弟一夜之間變成了平民。
此時，面對哈佛大學提供的優厚待遇，楊憲益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要回國，投入到抗日圖存的救國運動中。
戴乃疊（左一）與楊憲益（左二）
不過，在戴乃疊看來，楊憲益的決定卻一點都不奇怪，是啊，她早就知道，他對祖國的愛是那樣深沉，現在國難當頭，他又怎會袖手旁觀？
“我要和你一起回到中國。”戴乃疊的眼中閃爍着堅定的光芒。
“我要去的是中國，正在打仗，條件很苦，你能受得了嗎？”
“隻要能和你在一起，吃再多苦，我也願意。”
鑒于戴乃疊一生對中國文學翻譯做出的傑出貢獻，後世很多人都認為，她來到中國不僅是為了愛情，更是為了革命。
而在戴乃疊的自傳中，我們卻看到了另一個答案：
“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經驗，而是出于我對楊憲益的愛，以及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楊憲益與戴乃疊
是的，我們不想過度解讀一個人的動機，對于戀愛中的女人來說，她要的不過是和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這已經需要極大的勇氣了。
楊家人怎麼也不會想到，楊憲益竟然真的會帶回一個金發碧眼的姑娘，就像戴乃疊的父母不會想到，多年後，女兒會再次回到中國。
彼時的天津已經淪陷，楊家舉家搬到了重慶，幾經輾轉，曆盡艱辛，這對年輕的戀人終于出現在了楊家人的面前。
必須承認，有一些東西是沒有國界之分的，比如文學，比如音樂，比如戴乃疊的懂事和教養。
如果說在見面之前，楊憲益的母親對“洋媳婦”還有顧慮的話，那麼現在，這種顧慮已經煙消雲散，楊家人對戴乃疊十分滿意。
1940年，在戰火連天的中國，楊憲益和戴乃疊走進了婚姻的殿堂，那一天戴乃疊穿着婆婆為她親手縫制的中式旗袍，宛若天人。
作為主婚人，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見證了這一對新人的神聖時刻，也正是受張伯苓的邀請，楊憲益接受了西南聯大的聘書。
此後，楊憲益夫婦不停奔波于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生活十分艱辛，但二人仍舊感到快樂和滿足。
戴乃疊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四川的第一年，身上起了痱子，還得了瘧疾和腹瀉，但是我感到生活是浪漫的。”
一年後，他們的兒子楊烨出生，彼時一家三口住在貴陽郊區，地處偏僻，總是找不到合适的女傭，戴乃疊隻得邊工作邊照顧孩子。
張伯苓
那時候，戴乃疊在高校教英語，她就把兒子放在一個小背簍裡，背着他到處走，下了課就給孩子洗尿布，每天回到家，身體已經精疲力盡。
流動性的工作讓他們了解了更多西南地區的文化，夫妻二人曾為此引以為樂，但是随着兒子的出生，他們決定必須要找一個地方安頓下來。
有時候機緣就是這樣巧合，讓人們在回顧歲月時，總是對命運報以敬畏之心，當時梁實秋上司的國立編譯館恰好成立，邀請楊戴二人加入。
1943年底，楊憲益一家三口來到編譯館所在的重慶北培。
盡管北培的生活條件艱苦，沒有生活設施，沒有自來水，甚至連電都沒有，但總算是有了一個穩定的生活。
當時在國立編譯館，有很多人從事将西方文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事實上，從清末民初開始，就已經有大量外國文學被引入中國。
梁實秋
但是，直到上世紀40年代，卻始終沒有人将中文著作外譯，可以說，彼時西方對于中國的文學經典還是一無所知。
鑒于這種情況，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夠專門從事中文外譯的工作，将中國的古典乃至現代文學，推廣到全世界。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是一個多麼艱巨而偉大的任務。
很快，楊憲益就發現了在翻譯工作上，他和妻子似乎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
最常見的是，楊憲益先拿着古典書籍口譯，戴乃疊用打字機飛速記錄，此後，再由戴乃疊對楊憲益的初稿進行審閱和潤色。
楊憲益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刻了解，能夠使其将晦澀難懂的語言準确轉達成英文，而戴乃疊對英文的把控和渲染，則使文章韻味十足。
可以說，二人在翻譯上的配合，不僅大大提升了效率，更使翻譯後的中國經典著作大放異彩。
這位金發碧眼的英國姑娘，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熱情，都奉獻給了中國經典文學的翻譯事業，當然，還有她的愛情。
時間來到1949年，夫妻二人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在國立編譯館的這幾年，戴乃疊又為楊憲益生了兩個可愛的女兒。
不久後，北韓戰争爆發，當楊憲益有意要為志願軍捐獻一架飛機時，戴乃疊默默拿出了她所有的首飾，甚至包括結婚鑽戒。
她将首飾變賣，湊了四萬元，與丈夫一起捐獻給了國家，在戴乃疊看來，相較于他們真摯的愛情，這些都不算什麼。
是的，愛情于她來說，就是這般純粹、透徹。
戴乃疊（中）
遷居北京後，楊憲益與戴乃疊達到了他們翻譯文學的高峰，他們用獨特的工作方式，孜孜不倦，奮筆疾書。
甚至花了四年的時間，将《紅樓夢》這部巨著的前100回，翻譯成了英文，不可不謂是一項造福世界的偉大工程。
因對《紅樓夢》的喜愛，香港有媒體曾将戴乃疊比作“林黛玉”，後來楊憲益的妹妹楊苡在接受采訪談及此事時，笑道：
“她根本不像林黛玉，她是完全可以照顧自己的，她常常騎個自行車沖來沖去，她喜歡中國的任何東西。”
顯然，比起林黛玉，戴乃疊有着對生活更加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并能夠在幸福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然而，沒有人的一生可以風平浪靜，在還有一年即将完成這部文學巨著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打破了一家人安甯的生活。
楊憲益全家福，戴乃疊（二排左一），楊憲益（後排左一）
因夫妻二人的英國留學經曆，又常常結交外國朋友，他們一度被懷疑是間諜，雙雙被捕，一關就是四年。
盡管夫妻二人被關在同一所監獄，但是四年間，他們從未見過面，也完全不知道對方的消息。
在獄中，戴乃疊“享受”着單獨囚禁的待遇，長時間的獨處，讓她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孤獨。
為了讓自己保持正常的精神狀态，戴乃疊常常在獄中朗誦中國古詩詞給自己聽，這能讓她暫時忘卻身陷囹圄的生活。
不得不說，戴乃疊樂觀積極的人生态度，不僅感染着世人，也拯救了她自己。
在回憶起這段牢獄歲月時，她說過：“我并不害怕，我知道逮捕我們是錯誤的，我們會被釋放，我隻是擔心我們的孩子。”
夫妻出獄後，又繼續投入到了《紅樓夢》的翻譯工作中，當英文版《紅樓夢》問世後，這部中國史詩級的愛情悲劇終于可以被西方人所熟知。
然而，隐藏在這部《紅樓夢》背後的楊憲益夫婦的悲劇，卻沒有人能夠挽救。
長子楊烨本是一個陽光開朗的少年，因父母入獄，他受到了牽連，經常被人敵視和辱罵，導緻精神分裂。
盡管戴乃疊将其送回英國姨媽家療養，但不幸的是，在夫妻二人出獄一年後，兒子還是因不堪重負，選擇了自殺。
命運真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東西，誰能想到，當年戴乃疊母親的話，居然一語成谶，讓人怎能不感慨人在命運面前的蒼白無力？
兒子的離世，無疑是對楊憲益夫婦最大的打擊，尤其是戴乃疊，她的身體每況愈下，一下子衰老了很多。
戴乃疊（左一）與楊憲益（右一）
對于兒子的悲劇，戴乃疊充滿了深深的自責，在她的自傳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母親對孩子教育上的深刻檢討：
“一位兒童心理學家曾勸告我們，要麼把孩子帶成中國人，要麼帶成英國人，不要弄得中西結合，最終成為一個‘二不像’。”
顯然，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生存，無疑是異國婚姻留給後代的後遺症，當年母親對戴乃疊的警告，正是擔心這種“困惑”會變成悲劇。
“如果我能早點意識到這一點，也許兒子就不會走上絕路。”
此後的戴乃疊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她瘋狂的酗酒抽煙，以此來麻木自己破碎的心，而這一切，楊憲益看在眼裡，疼在心裡。
為了将妻子從悲傷中拯救出來，楊憲益常常帶着她去旅行、講學，無論做什麼事，他都要與妻子在一起。
也許是因為愛情的力量，也許是那顆樂觀的心還未完全泯滅，抑或是什麼不可名狀的情緒都好，楊憲益終于看到了妻子臉上久違的笑容。
然而，命運之是以被稱為命運，恰恰是人力所不可為，在經曆了一連串的磨難後，戴乃疊千瘡百孔的身體早已不堪重負。
晚年的戴乃疊記憶喪失，患上了老年癡呆症。
看着相守一生的妻子在病痛中煎熬，楊憲益百感交集，此後的他拒絕了所有的工作和社交，寸步不離妻子的身邊，喂她吃飯，為她穿衣。
此時的楊憲益不再是我們熟知的著名翻譯家，他隻是她的丈夫，一個将白發老妻看作是溫情熾熱的青春戀人的丈夫。
他對她說情話，講笑話，有時候，她的眼中會突然閃爍着清澈的光芒，仿佛聽懂了什麼，但又怅然所失。
誠然，死亡是每個人都會經曆的終點，即便命運再不可捉摸，這一點也是能夠笃定的，是以，我們不想談及死亡。
愛情是不是永恒的？有情人會不會在天堂相見？能不能再續前緣？這一切，誰能知道？誰又能有把握？
但我們仍然願意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不會被遺忘的東西，它超越愛情，它淩駕在親情之上，它是如此純粹，他隻是想對她好。
我們堅信，戴乃疊懂得丈夫的心，如同年輕時他寫給她的信中所說的那般：“願上帝保佑你，如果沒有上帝，我會保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