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難”，慈禧帶着光緒皇帝西逃陝西而不是逃往他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當時向西逃跑對于她來說，是最為“安全”的。
伴随着帝國列強與大清王朝的沖突不斷激化，特别是此時掌握政權的慈禧太後對于西方的不滿情緒已經是愈發的激烈，于是在光緒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釋出《宣戰诏書》，就此向所有的列強邦交國宣戰，而這也造就了中外外交史和戰争史上的奇葩一幕。
然而，由英、美、法、俄、德、日、意、奧八國組成的侵略聯軍，自天津大沽口登陸後，盡管遭到了清朝軍隊以及義和團的激烈抵抗，但是憑借巨大的武器裝備優勢，八國聯軍部隊仍勢不可擋的逼近北京，北京城破隻是時間問題。
此時的慈禧太後，再一次要面對逃離北京的局面，就如同40年前的1860年時的狀況一樣，隻不過那個時候她隻是鹹豐皇帝的妃子，一切安排都要服從于皇帝，鹹豐擁有這決定權，而這一次的決定權掌握在慈禧手中。
慈禧沒有選擇如同鹹豐皇帝一樣逃到承德避暑山莊，也沒有選擇逃回東北，更沒有選擇南下，而是走直隸，經山西，最終達到陝西西安。這條路線對于當時的慈禧太後來說是最安全的，也是唯一可行的“逃亡路線”了。
首先說說為什麼慈禧不選擇清朝的龍興之地——東北地區。
自順治元年（1644年），滿洲人舉族入關，留在東北地區的人口本來就很少，再加上一直實施柳條邊制度，使得東北地區一直處于人煙稀少的狀态，這也為後來沙俄入侵東北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盡管鹹豐年間已經取消了柳條邊制度，大量的關内人口開始“闖關東”，但是東北的開發程度和繁榮程度遠不如關内地區，要去受這份苦，以慈禧太後的性格是斷然不會的，這一點後面的内容還會提到。
再加上此時的東北地區不僅被俄國割占了大片領土，還被十多萬的俄國軍隊大兵壓境，在東北甚至比在北京還沒有安全感，是以東北是慈禧斷不會去的。
其次就是慈禧沒有選擇去上次鹹豐皇帝去的承德。
承德離着北京太近了，此時的慈禧已經是山窮水盡，很難再組織兵馬進行防禦，跑到承德和在北京的差別已經不大了。
況且慈禧太後認為，自己同時向所有的11個邦交國宣戰，已經是徹底激怒了西方列強，西方列強也抱定了要徹底将其除掉的決心，更加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列強的嘴邊而任人宰割。也是因為這樣的心态，才有了慈禧太後在得知西方列強不會懲治自己的時候，欣喜若狂的醜惡嘴臉。而這也使得她不會選擇離北京很近的承德。
與此同時，慈禧太後也沒有選擇向東逃走，八國聯軍就是從東面的天津殺過來的，慈禧斷不會自投羅網。
而慈禧向南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此時的南方省份已經同西方列強達成了“東南互保”的協定，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慈禧與列強的戰争之外。
實際上，早在慈禧向各國宣戰之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郵政大臣盛宣懷等即商議如何儲存東南各行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借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光緒皇帝、慈禧太後出現不測，當由李鴻章出任總統支撐局面。
戰争打響後，除了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包括閩浙總督許應骙、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立馬組成“東南互保”，範圍涵蓋包括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區。
清朝的曆史上，南方諸省曆來就是反清鬥争的高發之地，“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南方的滿洲勢力幾乎被徹底清除，恢複漢人江山的聲音又重新響起，特别是早先擁立曾國藩自立的聲音非常普遍。此時再加上南方諸省的官員公然與朝廷進行對抗，私下與列強進行媾和，更加引得了慈禧的猜忌和擔憂，盡管不滿，但是依然無可奈何。
向北、向東，向南都走不了的慈禧，隻能選擇西逃，事實上，西逃也的确是最為“安全的”。
首先，山西、陝西地勢複雜，曆來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從直隸進入山西再前往陝西，路上崇山峻嶺易守難攻，還要經過黃河天險，如果八國聯軍予以追擊，在地勢上會讓清軍占據主動。
其次，山西、陝西包括直隸，距離北京較近，不僅與北京地區關系密切，且當時的發展在全國名列前列，可以為慈禧太後的西逃提供物質基礎。
再次，這些地方自清朝建立後，沒有經曆過大的戰争，駐防的八旗軍隊建制還算完成，這也成為了慈禧最後的指望和保證其安全的希望。
正是因為如此，慈禧太後帶着光緒皇帝逃出北京後，一路向西，經直隸、山西，最終逃到了陝西的西安，并且開始屈服于列強，并派李鴻章同列強進行談判。
成功達到西安開始，慈禧太後立馬恢複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似乎已經忘記了“國破家亡”的慘痛教訓。
從北京一路逃到西安的慈禧的太後，可謂受到了極大的委屈，到達西安之後就開始養尊處優起來。面對此情形，慈禧太後身邊的官員隻能巧立名目開始盤剝當地的官員、富商和百姓，以保證慈禧的驕奢淫逸的生活。而在《辛醜條約》簽訂，慈禧太後即将要離開西安回到北京的時候，帶走的财物多達3000多輛馬車。
不僅如此，慈禧太後逃到西安是從走的山西，而回到北京的時候則是故意繞道走河南，再從直隸回京，對于沿途當地又是一陣剝削和搜刮，俨然忘記了近在咫尺的“國之大恥”，依然感慨着自己沒有被列強追究進而“死裡逃生”。
殊不知，也正是因為這位小老太太的無知與自負，不僅将整個大清王朝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更是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黑暗和屈辱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