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难”，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西逃陕西而不是逃往他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向西逃跑对于她来说，是最为“安全”的。
伴随着帝国列强与大清王朝的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此时掌握政权的慈禧太后对于西方的不满情绪已经是愈发的激烈，于是在光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就此向所有的列强邦交国宣战，而这也造就了中外外交史和战争史上的奇葩一幕。
然而，由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自天津大沽口登陆后，尽管遭到了清朝军队以及义和团的激烈抵抗，但是凭借巨大的武器装备优势，八国联军部队仍势不可挡的逼近北京，北京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的慈禧太后，再一次要面对逃离北京的局面，就如同40年前的1860年时的状况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她只是咸丰皇帝的妃子，一切安排都要服从于皇帝，咸丰拥有这决定权，而这一次的决定权掌握在慈禧手中。
慈禧没有选择如同咸丰皇帝一样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也没有选择逃回东北，更没有选择南下，而是走直隶，经山西，最终达到陕西西安。这条路线对于当时的慈禧太后来说是最安全的，也是唯一可行的“逃亡路线”了。
首先说说为什么慈禧不选择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
自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人举族入关，留在东北地区的人口本来就很少，再加上一直实施柳条边制度，使得东北地区一直处于人烟稀少的状态，这也为后来沙俄入侵东北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尽管咸丰年间已经取消了柳条边制度，大量的关内人口开始“闯关东”，但是东北的开发程度和繁荣程度远不如关内地区，要去受这份苦，以慈禧太后的性格是断然不会的，这一点后面的内容还会提到。
再加上此时的东北地区不仅被俄国割占了大片领土，还被十多万的俄国军队大兵压境，在东北甚至比在北京还没有安全感，所以东北是慈禧断不会去的。
其次就是慈禧没有选择去上次咸丰皇帝去的承德。
承德离着北京太近了，此时的慈禧已经是山穷水尽，很难再组织兵马进行防御，跑到承德和在北京的区别已经不大了。
况且慈禧太后认为，自己同时向所有的11个邦交国宣战，已经是彻底激怒了西方列强，西方列强也抱定了要彻底将其除掉的决心，更加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列强的嘴边而任人宰割。也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才有了慈禧太后在得知西方列强不会惩治自己的时候，欣喜若狂的丑恶嘴脸。而这也使得她不会选择离北京很近的承德。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也没有选择向东逃走，八国联军就是从东面的天津杀过来的，慈禧断不会自投罗网。
而慈禧向南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的南方省份已经同西方列强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协议，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慈禧与列强的战争之外。
实际上，早在慈禧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现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
战争打响后，除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包括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立马组成“东南互保”，范围涵盖包括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
清朝的历史上，南方诸省历来就是反清斗争的高发之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南方的满洲势力几乎被彻底清除，恢复汉人江山的声音又重新响起，特别是早先拥立曾国藩自立的声音非常普遍。此时再加上南方诸省的官员公然与朝廷进行对抗，私下与列强进行媾和，更加引得了慈禧的猜忌和担忧，尽管不满，但是依然无可奈何。
向北、向东，向南都走不了的慈禧，只能选择西逃，事实上，西逃也的确是最为“安全的”。
首先，山西、陕西地势复杂，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从直隶进入山西再前往陕西，路上崇山峻岭易守难攻，还要经过黄河天险，如果八国联军予以追击，在地势上会让清军占据主动。
其次，山西、陕西包括直隶，距离北京较近，不仅与北京地区关系密切，且当时的发展在全国名列前列，可以为慈禧太后的西逃提供物质基础。
再次，这些地方自清朝建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驻防的八旗军队建制还算完成，这也成为了慈禧最后的指望和保证其安全的希望。
正是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出北京后，一路向西，经直隶、山西，最终逃到了陕西的西安，并且开始屈服于列强，并派李鸿章同列强进行谈判。
成功达到西安开始，慈禧太后立马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似乎已经忘记了“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
从北京一路逃到西安的慈禧的太后，可谓受到了极大的委屈，到达西安之后就开始养尊处优起来。面对此情形，慈禧太后身边的官员只能巧立名目开始盘剥当地的官员、富商和百姓，以保证慈禧的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在《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即将要离开西安回到北京的时候，带走的财物多达3000多辆马车。
不仅如此，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是从走的山西，而回到北京的时候则是故意绕道走河南，再从直隶回京，对于沿途当地又是一阵剥削和搜刮，俨然忘记了近在咫尺的“国之大耻”，依然感慨着自己没有被列强追究进而“死里逃生”。
殊不知，也正是因为这位小老太太的无知与自负，不仅将整个大清王朝堕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更是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和屈辱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