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1891年7月18日，湖南湘陰，一位老人與世長辭。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這位憂國憂民的老人，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得到大清朝廷為他正名，在他死後沒有得到大清朝廷賜予的谥号，隻有清廷不近人情的一句
“出使外洋，所著的書籍，頗受外界争議，是以不為其追贈谥号
”，讓他背負着“漢奸”之名長眠地下，以緻英雄蒙淚。
隻是當權者似乎忘了，他們當初是如何的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讓這位老人踏上歐洲的土地，而如果沒有這位老人挺身而出，他們如何能夠從“馬嘉理事件”中脫身，如何能夠解決英國人的。
“凡有關系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皆當詳細記載，随事咨報。數年以後，各國事機，中國人員可以洞悉，不至漫無把握。況日記并無一定體裁，辦理此等事件，自當盡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國。”---《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隻是老人的使命完成了，換來的卻是國人無端的謾罵和指責，孤獨伴随了他的後半生，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他就是大清朝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焘！
2、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剛剛走上明治維新道路的日本，以台灣生番殺害琉球漁民為借口入侵台灣，堂堂的天朝上國不僅沒有占到外交上的勝利，反而向日本賠償了50萬兩白銀，這引發了洋務派内部進行了“海防”、“塞防”、“塞海兩防并重”的争論。
伴随着洋務派内部之争的同時，更是一群食古不化的頑固派阻撓洋務運動，他們認為大清國已經效仿西洋興辦工廠，制造洋槍，但面對日本時依然無法取勝，這種意淫技巧根本不是強國之道。
這讓清廷的實際掌權人慈禧太後憂心忡忡。
事實上，頑固派的論點也是慈禧急需要了解的，畢竟從鹹豐十一年（1861年）底，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曾國藩已經興辦了安慶軍械所，這算得上是大清國洋務的開端。
此後短短數年間，洋務派先後辦起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效仿西洋的大型工廠，使得大清一度上出現了中興的景象，史稱“同治中興”。
然而這一切卻在同治十三年被打破，大清國面對同處儒家文化圈的爾搓小國的挑釁，卻是一敗塗地，這也是引發了慈禧的思考。
是以到底什麼是洋務，這洋務應該如何去辦，就成了清朝當權者們迫切需要了解的事情。
為此，慈禧太後通過總理衙門向下了一道旨意，即籌議興辦洋務方略，她确實需要廣開言路，聽聽各方各派的聲音。而此前馮桂芬的
“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并不能讓她滿意，畢竟從鹹豐十一年到同治十三年，大清一直走的就是這條路，卻并不能見效。
也許，曆史注定需要一位真正的勇士去撕開晚晴朝政上的烏雲，而這個人，就是在家潛心講學十年之久并重新出山的郭嵩焘。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初，出山擔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借着朝廷的旨意向慈禧太後上了一道折子。在這本奏折裡，他闡述了自己對西方強大的思考，并提出了大清朝今後要走的洋務之路。
“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富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條陳海防事宜》。
郭嵩焘認為，如果把西方的強盛簡單地看成是船堅炮利是非常錯誤的，如果大清隻是單純的學習機器、槍炮等“末技”是無法實作富國強兵的。
是以隻有學習西方國家的政治環境和經濟制度，培養自己的人才教育體系，發展大清自己的民族工商業，官府隻是起到一個引導的作用，而不是督辦，這才是大清國真正的洋務之路。
郭嵩焘的這份折子可謂是石破天驚，也讓他名噪一時。
在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儒家道德還左右着人們的思想，而一位和洋人并沒有做過多的接觸，且一直呆在鄉下講學的封建士大夫，能認識到西方國家強大的根本，并主張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郭嵩焘不愧是清朝第一人。
正因為郭嵩焘的遠見，也為後面的維新派指明了封建王朝的改良道路。
3、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2月，雲南發生了“馬嘉理事件”，而一直對中國西南邊疆虎視眈眈的英國人，借此機會逼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還要求大清國派遣常駐使節，代表大清國皇帝就此事件和英國女王進行一個面對面的非正式交流，以維系兩國的正常邦交。
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此時的大清朝深受傳統的“華夷之辨”的影響，依舊沉浸在“藩屬朝貢”的宗藩思想下。
大清國的士大夫們認為大清是天朝，是上國，其他都是蠻夷。而曆來隻有蠻夷、藩邦派“使臣”向天朝進貢、朝拜，但絕對沒有天朝屈尊派使節“駐外”之說。如果有，那也是天朝大軍讨伐番邦的不臣之心，就更别說是向番邦賠禮道歉的。
是以英國的這種要求在大清國的士大夫眼裡，簡直是天大的恥辱！不要說頑固派，就連一些洋務派也是憤怒不已。
這讓慈禧也頭疼不已，洋人是得罪不起的，而郭嵩焘的出現，解決了清王朝的難題。
事實上，郭嵩焘确實是最合适的駐外使節。
因為郭嵩焘是一位真正的儒生，不僅熟知儒家經典，還是大清國的進士；重要的是他不保守，一道《條陳海防事宜》讓慈禧看到了希望，是洋務派中的重要一員。
先驅者雖然偉大，但心靈的創傷卻是旁人無法了解和體會的。
郭嵩焘接受了清廷的駐外使節的任命後，“漢奸”、“貳臣”之類的指責和咒罵，一時間全部指向了他。然而郭嵩焘并沒有妥協，他認為
“能知詳情，而後知是以控禦之法”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是否正确，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他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征程。
隻是這一次，郭嵩焘的境界再一次發生了變化，這和他上奏《條陳海防事宜》時相比，又有了更高的提升。因為他向國人抛出了一個更加激烈的思想，即摒棄傳承守千年的“華夷之辨”，正視歐洲國家的文明開化。
“茫茫四海含識之人民，此心此理是以上契于天者，豈有異哉？而猥曰‘東方一隅為中國，餘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日記》
他認為大清如果再堅持“華夷之辨”是不對的，要想真正實作富國強兵，必須放棄這種“天朝上國”的理念，盡快融入到近代文明中，這是天下大勢所趨，也是大清國遇到的大變局。
尤其是此時的歐洲已經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擔任英、法使節的時間裡，郭嵩焘在經過詳細地實地考察後，在和嚴複、李鳳苞等第一批海軍留學生進行多次交流後，讓他進一步認識到大清國和歐洲各國之間的差距，而在他内心深處的民族危機感也越來越強烈。
他認為絕對不能把西方國家看成是蠻夷，而且落後的地區和民族也可以轉化成先進文明的國家，如今大清國和英、法等國之間的文明已經轉化，儒家傳統的“教化思想”已經失去了它的教導意義，如果還堅持陳腐的“狄夷觀念”，最終會使國家、民族陷入更深的漩渦而不能自拔。
“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惟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為義，而置民父于不顧；必使覆國亡家，以快其議論而為名高。”
---《郭嵩焘日記》
這一切都被郭嵩焘寫進了日記中，同時他還将日記整理成一本名為《使西紀程》的書稿寄回了國内。毫無私心的他隻是想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為國内的當權者們找到一條最明确的道路。
然而，讓他根本沒有想到的是，總理衙門刊印出這本在當時極具思想前沿的讀物後，國内的那群同僚們不僅沒有靜下心來好好，反而一再揭起了對他的批判，以緻刊發的《使西紀程》被回收、銷毀，而他自己也徹底背上了“漢奸”之名。
讓人悲哀的是，因為士大夫們的驕傲，大清國喪失了第一次的有可能實作富國強軍的理論指導。
4、郭嵩焘是晚清第一位真正從封建士大夫的群體中脫胎而出，并具有近代民族意識的先行者。
也許，他沒有同時代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有名，但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卻超越了他們，而且也為清末的維新派、革命黨指明了一個方向。
而他也以自己的結局清楚地告訴後來者，要想在專制體制下實作國家、民族的獨立和富強是非常艱難的，除非統治者的心智非常堅定，否則依然會被外界的反對因素所阻擾。
郭嵩焘是不幸的，因為他到底還是抗争不過一個時代，極具前瞻性的思想并不為時代所接納，隻能在有生之年痛苦地看着國家、民族一步步走向深淵而無能為力。
郭嵩焘是幸運的，他還是有少許的同行者，少許的了解者，那個呼嘯晚清半個世紀的李二先生是他的堅定支援者，那個繼任英法公使的曾紀澤是他的同路人。
清王朝對待郭嵩焘是不公平的，當權者拒絕了李鴻章的請命，沒有給這位一心為國為民的老人，一心尋求國家富強的老人一個最基本的評價，寒了人心，冷了天下。
大清朝什麼時候也在乎民意了？足以可見這一王朝的腐朽！
然而，汪郎認為，也許郭嵩焘并不在意那些虛名，他在意的是國家何時能富強、民族何時能強大！
他注定是一位被後來者敬仰的思想巨人！
參考資料：
張晨怡.《論郭嵩焘的民族主義思想》.中華文史網.2006-09-25
郭嵩焘.《倫敦與巴黎日記》
《清史稿.郭嵩焘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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