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先生的文章（下稱柳文）在談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時說：“正是他長達三十年的社會政治活動的色彩與性質，使他獲得了法國共産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這樣的名聲。”這一概括是不準确的。“二戰”以來30多年，薩特的政治立場和态度随着國際、國内形勢以及他本人對問題的認識而不斷變化，不同時期也有不同重點，并非一個“法國共産黨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同路人”所能涵蓋的。
大緻說來，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态度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對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對冷戰，反對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論，希望兩者和平共處。
大約從1952年開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為止，他有保留地支援法國共産黨和蘇聯，成為共産黨的同路人。
從阿爾及利亞戰争開始，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他的主要政治關注點是阿爾及利亞人民反抗法國殖民者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堅決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這一邊，為他們的解放事業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這之後，大約從1965年開始，薩特積極參加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鬥争，特别是主持羅素審判國際戰争罪犯法庭。
在1968年5月風暴中，薩特堅決支援學生反對政府和舊教育體制的運動。在這之後，他同年輕的左派分子建立聯系，同他們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
此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系也一直是他深為關注的問題。他希望兩者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存在的問題，并盡自己的努力來促成雙方的和談。
柳文對薩特作的“蓋棺論定”是，薩特的政治化傾向“沒有在他文學價值的天平上加上什麼有份量的砝碼”；“他在具體的政治社會事件與極左思潮中，投入得太無所顧忌了，絲毫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個作家最好應該保持的适當距離”；“他所倚賴的政派與陣營，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會事件與社會思潮，在曆史發展中成為過眼煙雲”，“暴露出嚴重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他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塊基石悲劇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裡所投入的激情、歲月、精力、思考、文筆幾乎大部份都付諸東流。”總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這樣嗎？就上面列舉的薩特各個時期的主要政治态度來看，我無法認同柳文的結論。
首先要說明一點的是，薩特在介入任何社會政治事件時，并不依賴哪一個“政派”或“陣營”，而是像他自己所說，他不由任何人決定，隻是根據自己的理論和政治信仰行動，完全是自由介入的。
薩特采取反對冷戰的立場，支援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争，反對美國侵略越南，即使從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看不出有什麼“曆史局限性”。
當法國國内右翼勢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采取反對法共的立場、法共處于困難境地之時，薩特有保留地支援法國共産黨，說了它的好話；在國際上，蘇聯相對處于弱勢，薩特也采取支援态度，進而當了4年同路人；這一政治選擇也很難說就是錯誤的。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沖突中，右翼采取支援以色列的立場，左翼采取支援巴勒斯坦的立場，而薩特的立場是，不特别站在哪一方，希望兩者和平共存；由于這一獨特立場，他不僅遭到右翼的反對，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了解，使自己處于十分孤立的狀況；他尋求雙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當時的形勢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風車的搏鬥；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薩特的立場，看他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歎服他的堅執和遠見卓識。
柳文中提到“極左思潮”，大概是指薩特支援的1968年5月學生運動以及其後與之一起活動的“毛主義者”，而這一指稱也是不準确的。這裡有幾個層次的問題都須得弄清楚。
首先，應該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法國1968年5月學生運動差別開來。兩者最根本的差別是，前者并非是自發的，它在形式上是群衆運動，實質上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上層号召和或明或暗的操縱下進行的；而後者完全是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并由此引發法國廣大人民群衆的造反運動。
其次，應該将中國的毛澤東思想與法國的毛主義差別開來。1975年薩特同幾位薩特研究者有一個關于他的哲學的談話，其中談到法國的毛主義者。訪談者說：“法國的毛主義者有10%的成分是毛，而其餘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确定的。”薩特表示認同這一說法。
最後，應該将法國的毛主義者同薩特差別開來。在同一個談話中，當訪談者說“有些評論者試圖發現您是一個毛主義哲學家”時，薩特回答：“這是很荒謬的。我不是一個毛主義者。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哲學訪談錄》）薩特隻是願意同這些年輕人探讨一些問題，同他們一起做一些他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但并沒有将自己與他們等同起來。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獨立。
【本文摘自《也談“薩特的永恒價值何在”》（發表于《法國研究》2006年第2期，作者黃忠晶）一文】
作為一流作家，薩特在藝術形式上并無特别驚人的開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