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先生的文章（下称柳文）在谈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时说：“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这一概括是不准确的。“二战”以来30多年，萨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而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也有不同重点，并非一个“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所能涵盖的。
大致说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态度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对冷战，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希望两者和平共处。
大约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他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他的主要政治关注点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坚决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边，为他们的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之后，大约从1965年开始，萨特积极参加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特别是主持罗素审判国际战争罪犯法庭。
在1968年5月风暴中，萨特坚决支持学生反对政府和旧教育体制的运动。在这之后，他同年轻的左派分子建立联系，同他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
此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一直是他深为关注的问题。他希望两者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尽自己的努力来促成双方的和谈。
柳文对萨特作的“盖棺论定”是，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眼烟云”，“暴露出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他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里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份都付诸东流。”总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这样吗？就上面列举的萨特各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度来看，我无法认同柳文的结论。
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萨特在介入任何社会政治事件时，并不依赖哪一个“政派”或“阵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他不由任何人决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行动，完全是自由介入的。
萨特采取反对冷战的立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历史局限性”。
当法国国内右翼势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采取反对法共的立场、法共处于困难境地之时，萨特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说了它的好话；在国际上，苏联相对处于弱势，萨特也采取支持态度，从而当了4年同路人；这一政治选择也很难说就是错误的。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右翼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左翼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而萨特的立场是，不特别站在哪一方，希望两者和平共存；由于这一独特立场，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萨特的立场，看他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柳文中提到“极左思潮”，大概是指萨特支持的1968年5月学生运动以及其后与之一起活动的“毛主义者”，而这一指称也是不准确的。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都须得弄清楚。
首先，应该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区别开来。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并非是自发的，它在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上层号召和或明或暗的操纵下进行的；而后者完全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此引发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
其次，应该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与法国的毛主义区别开来。1975年萨特同几位萨特研究者有一个关于他的哲学的谈话，其中谈到法国的毛主义者。访谈者说：“法国的毛主义者有10%的成分是毛，而其余90%的成分是很不容易确定的。”萨特表示认同这一说法。
最后，应该将法国的毛主义者同萨特区别开来。在同一个谈话中，当访谈者说“有些评论者试图发现您是一个毛主义哲学家”时，萨特回答：“这是很荒谬的。我不是一个毛主义者。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哲学访谈录》）萨特只是愿意同这些年轻人探讨一些问题，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并没有将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独立。
【本文摘自《也谈“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发表于《法国研究》2006年第2期，作者黄忠晶）一文】
作为一流作家，萨特在艺术形式上并无特别惊人的开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