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傳誦人#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臨川人（也就是現在的江西撫州，但我更喜歡臨川這個地名），他是北宋年間的一代大文豪，也是政治上獲得很大成功的一代名相，其詩詞技藝、權力地位，都堪稱江西三千年文明史上的一座豐碑，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存在。
“拗相公”王安石畫像。（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為什麼我要将他的地位拔擢到如此之高的地步呢？其實也不是我信口胡言的，且容我慢慢道來。
一、可以與商鞅、張居正并肩的古代偉大改革家
中國封建時代兩千多年，有過很多很多的改革，但真正能讓人們印象深刻的改革卻隻有三個，分别是商鞅變法、張居正改革和我們今天要說的王安石變法。
與前兩者比起來，王安石變法更有其難能可貴的獨到之處。
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已經被魏國逼到割地賠款的絕境，秦國統治者與其說是主動求變，倒不如說是被動變法；張居正改革前，明朝已經陷入了内憂外患的邊緣，社會沖突層出不窮，是以張居正的改革也是比較被動的。而王安石變法則不一樣，其時，宋朝尚處于古典華夏文明的巅峰，雖說也有些隐憂，但王安石他們這些讀書人上升管道還很不錯，東京汴梁城更是世界上為數絕少的百萬人口大城市，商業文化也十分發達，是以，王安石變法是在盛世歡歌的前提下，敏銳地覺察到了北宋王朝的憂患，進而壯士斷腕，主動求變的一次變法。
他的這些名言現在讀起來依然讓人熱血沸騰。（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這麼說吧，雖然都是改革，但王安石變法是一種主動行為，他早在宋仁宗那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之中，就已經發現了國家存在的問題，并勇敢的向仁宗進行過勸谏，但宋仁宗并沒有理會他。
唯一的遺憾是，商鞅和張居正的改革還算是成功了，而王安石變法卻失敗了，但這依然不妨礙我們這些後人将他列為最偉大的古代中國改革家，因為他的改革措施、他的執政理念，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和借鑒意義。别的不說，單說青苗法，這種由國家低息貸款給農民度荒年的規定，其實就是現代國家金融杠杆的源頭，這讓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遠見卓識。
二、不想當官的一朝宰輔
王安石是北宋王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按道理說，這應該是一個在仕途上力求上進的人才能達到的成就，但奇怪的是，王安石居然不是一個醉心官場的讀書人，相反，他還三番四次地進行辭官。
仁宗年間上書以求變法失敗後，可能是對朝廷有點失望，這個被稱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就再也不想在官場中待了，他辭掉了官職，回家讀書度日。仁宗有幾次想着起用他，誰知道他直接拒絕了朝廷的征用。
江西撫州，王安石紀念館。（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有一次，朝廷給王安石發來了一紙委任書，要他去某重要部門赴任，誰知道王安石壓根就不見來送委任書的人，來人無法，隻好跪下來求他去當這個官，但王安石甯願躲在廁所裡也不接受這一任命。後來，送委任狀的人實在沒有辦法了，就把委任書留在了王安石的會客室裡，自己起身離開了。王安石見狀，一把就抓起委任書，緊趕慢趕地追上去，堅持把委任書還給了送信人。
很多人為了當官是費了千辛萬苦，但王安石似乎是個特例，他是因為不想當官才名震天下的，最後居然讓皇帝和文武百官都以見王安石一面為榮。也正是由于這顯赫的名聲，當年輕的新皇帝宋神宗就朝政問題問起自己的機要秘書韓維時，這位機要秘書很自然的就說出了自己思想主張的來源——“拗相公”王安石。
很快，屬于王安石的春天來了，意氣風發、年輕氣盛的神宗皇帝和正值壯年、銳意進取的臨川先生機緣巧合地遇見了，在短暫的擔任了地方官吏後，王安石迅速被召回朝堂，擔任大宋王朝的參知政事，主導變法改革。
銳意進取的宋神宗趙顼，如果他沒有過早亡故，是不是北宋情況要好一些呢？（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其實，王安石不是不想當官，他隻是不想當一個碌碌無為的庸官，他要朝廷能夠給他提供一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舞台，這個舞台宋仁宗不能提供，是以他不願意那時候出來當官；而宋神宗能夠給他這個機會，是以他欣然接受了。
三、一流的文人可能很難成為成功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北宋的一代大文豪，實際上來說，他和蘇轼的文采來比，某種程度上也是不遑多讓的。他詩詞俱佳，且多産而優質，流傳至今的王安石詩詞就有近兩千首之多。比如他的《梅》、《泊船瓜洲》、《元日》、《桂枝香.金陵懷古》等等，都是千古難得的傳誦精品。
同時，他又是江西曆史上地位最為崇高的那個宰相。江西前前後後産生過好幾位宰相，像唐朝的鐘紹京，兩宋的曾布、周必大、文天祥，明朝的解缙、趙汝愚、陳循、楊士奇、夏言、嚴嵩等（明朝當真是江西絕代風華的一個時期），但王安石無疑是其中的領銜者，無論是從文采風流，還是政治才幹方面，這些人裡面能人是有，但能夠與王安石并駕齊驅的，我個人覺得沒有。
自王勃的《滕王閣序》開始至明朝，江西就開啟了他風華絕代的幾百年曆史。（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但是，王安石主導的變法運動仍然失敗了，為什麼呢？我認為根本原因可能是，一流的文人很難成為成功的政治家。
真正一流的文人不僅是一個文化概念，它更是一個道德概念，文化的精深使得真正的文人内心深處就有一種堅定得近乎固執的道德堅守。王安石被時人稱之為“拗相公”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他後來的做法也證明了這一點。
“烏台詩案”後，激烈反對王安石的蘇轼被改革派貶谪出京，一些人想要從中做點手腳，作為改革派首腦的王安石則親自上書皇帝，為蘇轼求情，蘇轼雖然還是吃了些苦頭，但他最終還是自由且閑适的。這種現象在其他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唐朝的牛李黨争、明朝末年的各大派系之争，都要比北宋的派系鬥争殘酷冷血得多。這自然有北宋重視文人的大背景，但也和王安石的個人道德堅守有關。
在王安石執掌大權的幾年裡，他沒有因為政見不同而殺害過任何一個人，他一直堅守着儒家學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則，“你不贊同我的變法，那你就走”，而我是絕對不會威脅到你的人身安全的。對蘇轼如此，對司馬光也是如此，對大宋天下的全體讀書人他都是如此。
王安石與蘇轼政見不同而互相肯定的典故足可稱為千古美談。（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是以，即便是他變法不成功，自己功未成身便已退，他死後依然被全天下的讀書人推崇備至，他自己也享有了谥号為單字“文”的千古盛譽（這可是唐朝以後所有文臣谥号中的獨一份）。被改革派迫害過的蘇轼為他寫了挽聯，誇贊他：“瑰玮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政敵司馬光也擯棄前嫌，稱王安石：“介甫文章節義，頗多過人（之處）。”
可是，在個人羽毛的呵護和變法的成功二者面前，到底孰輕孰重呢？王安石明顯選擇了前者，他堅守了内心的标準，保護了自己人甚至政敵，卻客觀上導緻了變法的失敗，這種利弊得失就有待我們這些後人思考了，在此我不做過多評價。
縱觀曆史，純粹的文人很少有能夠登上權力巅峰的，篡了西漢政權的王莽算一個，但他很快就失敗了，是以，古往今來，可以做輔弼良臣的文人很多，但要說真正執掌權力，功成身就，可能文人還是差點堅毅的力道，道德教化固然重要，但如果這些和國家大計比起來，是不是還得有個利弊權衡呢？
靖康之恥是上一個千年的憂傷。（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的1127年，金軍踏破汴梁城，北宋王朝滅亡。不得不說，這可能就是王安石唯一的一點遺憾。
四、結束語
如果要我選一個中國南方文明史的代表省份，我有且隻有一個答案，那就是“老表”所居住的那個省份——江西。
從宋至明，這一方熱土上有無數文人墨客、朝堂巨子從這裡走出來、從外面走進去，進而不斷開拓着中華文明的深度和廣度，幾乎承擔了中華文明史上極其重要的那些責任。唐宋八大家，這裡獨占三家，即便不是八大家之中的黃庭堅，也足以光照古今；有明一代，這裡應該算是可以左右整個政局的華夏核心，湯顯祖、宋應星等文化、科技方面的專才更彰顯了江西一省與衆不同的風采。到了近現代，江西井岡山、瑞金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等等，更是成為了再造中華的勃興之地。
而這一切璀璨光輝的背後，臨川“拗相公”王安石可能才是那個千年以降、開天辟地的第一人。
獨特的江西文化現象，這是中華文明史繞不過去的一大塊區域。（本文由頭條作者泊東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