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中原文化研究》雜志社賜稿
原文載《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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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司馬光《文中子補傳》
文丨孫文起
摘 要：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是一篇頗具開創意義的傳記。在司馬光之前，文人别集中的傳記多為當代人物；《補傳》之後，重寫前朝名人傳的現象逐漸增多。文中子王通是儒學傳承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政治、曆史等原因，王通事迹不清，記錄其生前所言的《中說》真僞難辨，曆來争議頗多。在這種情況下，司馬光将“長編修史法”運用到單篇傳記書寫之中，在史料的選汰與镕裁中，實事求是，去僞存真，彌補史傳記載的缺失，解決有關王通事迹的争議，使得原本處于創作背後的史料考辨呈現于文本之中。在結構上，《補傳》增強了傳記的議論功能，相關史實辨析與人物思想評價互相支撐，融為一體，改變了傳記以叙為主的固有模式。《補傳》是學術發展影響下的文章典範：嚴謹的史學态度賦予作品“中和笃實”的風格；“一家之言”重新樹立起私家傳記的史傳品格。《補傳》在題材與寫法上的開拓，為傳記書寫增添新體，也為紀實類的散文拓展畛域。
關鍵詞：司馬光；文中子補傳；中說；傳記
文中子王通是儒學傳承的重要人物，在宋代之前的正史中卻很少有其記載。司馬光《文中子補傳》（以下簡稱《補傳》）補史之阙，考辨王通生平，評述其思想，後人論《補傳》之價值，也主要集中在史學領域。近年來，司馬光的散文逐漸受到重視，如詹杭倫《論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中的幾篇傳記》，探讨了《範景仁傳》《圉人傳》《貓虪傳》《張行婆傳》的文學特點［1］44。由于《補傳》被收錄在《司馬溫公集》的附錄，再加之司馬光的史學家身份，《補傳》多被視為史學作品。事實上，司馬光的《補傳》不同于史傳，也不同于單獨刊行的《高僧傳》《高士傳》等雜傳，而是被收錄于文集中的單篇傳記。在司馬光之前，文集中的單篇傳記主要記述當朝名臣、名人，如李華《李岘傳》、盧藏用《陳子昂别傳》、李商隐《李賀小傳》；也有不少是自傳，如白居易《醉吟先生傳》、柳開《補亡先生傳》；至于韓愈《王丞福傳》、柳宗元《梓人傳》、司馬光《圉人傳》，則以底層人物的故事言說道理。司馬光《補傳》之後，補修、重修的前朝明賢傳多見于文人别集，以此探讨司馬光史學與文學之關系，可見北宋儒學影響下紀實類散文的發展。
一、文中子與《文中子補傳》
王通，字仲淹，隋代大儒，生前聲譽極高，有“河汾道統”之譽。據隋末唐初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唐太宗時的名臣，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皆出于王氏門下。王通所著《王氏六經》（又稱《續六經》）聲名遠播。王通去世後，族人及門生議谥“文中”，整理其生前所言，遂有《中說》一書。
王通畫像
唐太宗時期，朝廷廣開史館，修撰前史，然而，《隋書》卻沒有王通的記載。杜淹《文中子世家》是當時記述王通事迹最為詳盡的材料。杜淹，曾任隋朝吏部尚書，卒于貞觀二年（628年），是初唐名臣杜如晦的叔父。《文中子世家》記王通事迹雖詳，正史卻無一言提及，更蹊跷的是，王通門下的名人也無片言稱述其師。随着初唐一代英傑相繼辭世，王通逐漸被世人淡忘，《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所載王通之事也變得撲朔迷離。
中唐之後，王通再被提及。韓愈的學生李翺《答朱載言書》，将《中說》與《人物表》《太公家教》并稱，認為這幾部作品“理勝于辭”［2］421。《人物表》即劉邵《人物志》；《太公家教》是唐代開蒙讀物。李翺雖然提倡“文、理、義”三者兼備，但更重視文辭，對王通《中說》評價并不高。直到晚唐，王通方才真正為人重視。皮日休《文中子碑》自稱“嗜先生（王通）道，業先生文”［3］35；《請韓文公配飨太學書》又将孔、孟、荀卿、王通、韓愈奉為儒道正統。類似的推贊褒揚也見于陸龜蒙、司空圖等人著述。晚唐諸子似不在意史傳阙載，而是要将王通作為儒道傳承的重要人物，重樹世人對儒道的信心。
宋人延續了對王通的關注。朱熹雲：“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4］3085文中子之書，如《中說》《續六經》，體制宏闊，自任甚重。柳開、石介、孫複等人有意複興道統，文中子之書正得其用。柳開《補亡先生傳》稱“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5］246，并為此改名“開”。釋家名僧契嵩《書文中子傳後》，也力圖澄清王通事迹。《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兩種北宋時期《中說》的注本，其中阮逸所注《中說》儲存下來，序言雲：
《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疊為将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禦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6］14
阮逸認為《中說》是弟子輯錄王通生前言說，類似《論語》。序中所雲王通弟子，如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魏徵、溫彥博、溫大雅、王孝逸、陳叔達，均是初唐名臣。《中說》又雲王通衆弟子各承其衣缽：“（通）門人窦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6］259然而，受到長孫無忌與杜淹的鬥争牽連，王通最終無緣史傳。阮逸的推測或有幾分道理，遺憾的是，後人對阮逸所注《中說》普遍缺少信任，阮逸所說也未能被接受①。
《中說》自唐代流傳下來，文字内容及篇章次序已較為混亂，其中，有關辨證王通事迹的文章向來頗受質疑：
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蔔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缃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6］1-2
據阮逸所作序文，北宋流傳的《中說》以《世家》為序，《關子明傳》為後序。《世家》是杜淹撰寫；《關子明傳》即《錄關子明事》，王通之弟王凝所作。關子明，即關郎，以易學聞名于世，曾與王通祖上王虬論《易》。
仁宗中後期，以歐陽修、李觏、司馬光、程頤、程颢為代表的儒學中堅日漸勢大，紛紛緻力于儒家道統的建構，王通再次成為關注的對象。此時士大夫更趨向理性，對曆史人物不是一味地褒揚或貶損。譬如，李觏贊揚王通，卻不忘批評其門生，稱“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傳之者非其人”［7］42。
總體而言，宋儒對王通的接受大抵可分為著述整理、思想辨析、事迹考辨等三種路徑。柳開、歐陽修以思想為先，兼及王通事迹與著述；阮逸、李觏以文中子之書論其人；司馬光則通過考辨人物事迹評述王通之思想。
《補傳》寫成後，最先有幸一睹的無疑是司馬光好友。據《邵氏聞見後錄》，邵博的祖父邵雍應是《補傳》的第一讀者。邵雍也以傳贊的形式予以回應：“傳（《補傳》）成，文正公問予大父康節何如？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欤！’”［8］32-33。又雲，“文正自茲數言文中子，故又特書于《通鑒》語中”，“文正之傳，康節之贊，俱未行于世，予做具出之。”［8］32
據其所言，司馬光生前對文中子事迹甚為重視，“數言文中子”，想必對其人其事關注已久，又将文中子之事寫入《資治通鑒》，彌補了王通正史無傳的缺憾。至于邵博所說《補傳》在撰成後“未行于世”，或可了解為沒有刊行。是以，蘇轼《司馬文正公光行狀》載司馬光生前著述，有“《文集》八十卷”“《文中子傳》一卷”［9］491-492；南宋汪應辰《與何運使》雲“頃承論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10］177；《宋史·藝文志》雲“司馬光《潛虛》一卷；又《文中子傳》一卷；《集注四家揚子》十三卷；《集注太玄經》六卷”［11］5173。以上材料說明《補傳》寫成後，先是在司馬光好友間流傳。
由于黨争以及後來的靖康之難，司馬光詩文在結集、刊刻過程中多有遺失。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稱《傳家集》“謝克家、劉峤刊而上之，宋季，光州有版”，“此本八十卷，較光州本已少二十卷”，“《辭樞副疏》《論西夏疏》《張載私谥議》及《宋文鑒》所收《文中子傳》皆不載”，又雲“《文中子傳》則文恭據《宋文鑒》補入”［12］155。陸心源所說的光州本，即《直齋書錄解題》所載一百卷本《傳家集》②。明刊本較之少了二十卷，是以，陸心源認為《傳家集》刊刻後，在流傳過程遺失了部分作品，其中包括《補傳》。清人陳宏謀校刊本《司馬文正公文集》中的《補傳》，據《宋文鑒》補入，之後的整理本大多從之。
二、《補傳》的紀事镕裁之法
與司馬光同時代的釋契嵩，曾撰有《書文中子傳後》一文，澄清王通事迹：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績死于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複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③
文中提及與王通事迹相關的史料有兩種：一是王績《遊北山賦》自注；二是《舊唐書·王勃傳》。王績《遊北山賦》夾有自注，記述王通生平梗概，雲：“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隐于此溪，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13］32作為王通堂弟，王績論兄長之事頗為不平：“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于鄉，予時年三十三，門人谥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子道未行于時。”［13］33《舊唐書·王勃傳》追溯王通之事，雲：“（王勃）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曆秦、漢至于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号曰《中說》。”［14］5004王勃是王通之孫，《舊唐書》為王勃立傳，兼述王通著作，卻沒有提及王通生平。
北宋釋契嵩的《書文中子傳後》，主要采用《遊北山賦》與《舊唐書》的記載，對《文中子世家》絕口不提。相比之下，司馬光的史料視野更為開闊。《補傳》稱“（所記）皆通之《世家》及《中說》雲爾”［15］1780。《世家》即《文中子世家》，《中說》是王通語錄，兩種文獻均為王通門生、後人所編，争議也多。
司馬光《補傳》的内容分為四個部分：文中子家世、文中子生平事迹、文中子生前言談話語以及司馬光的評論。文中子家世及其生平事迹主要以《世家》為“底本”，文中子語錄出自《中說》。紀事部分，司馬光并未照搬《世家》，而是旁采史傳，以正《世家》不足。譬如，《世家》論文中子世系由來：
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裡，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谟，次曰玄則；玄谟以将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曆太仆、國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于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6］268
《補傳》記述王氏家族之事較為謹慎：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曆太仆、國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将受宋禅，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唐公，谥曰獻。傑生隆（王通之父），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诏雲龍門。［15］1777
《補傳》有意糾正《世家》之弊，故删削不實之辭。譬如，《世家》追述王通十八世祖，而《補傳》僅言及王通六世祖王玄則，至于《世家》所記六代以上之事，因其玄遠而有意回避。《世家》稱王氏“家于河汾”，司馬光據《舊唐書·王勃傳》，改稱王通祖籍“龍門”。《補傳》對《世家》又有增益。如《補傳》稱王蚪奔魏一事，即不見于《世家》所載。
《補傳》論說精彩之處在于史實考辨。《補傳》主要的史料來源是文中子《中說》和《世家》。兩種史料均存在問題，《世家》記述得較為完整，征實性卻有不足；史傳雖可信，然記載不詳。為使人物生平征實、完整，《補傳》以杜淹《世家》為底本，兼采正史，以補訂《世家》阙誤。司馬光對各種史料一視同仁，通過對比，擇善而從，彌補各類文獻的不足。
從史料選汰的角度，《補傳》使用了類似《資治通鑒》的長編修史法，将有關傳主的各種史料——包括正史和雜史，按時間為序甄選排比，在曆史回溯中發揮史料的最大效能。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雲：“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牍盈積，浩如煙海。”［16］9739高似孫《緯略》雲：“《通鑒》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17］246可見，在《資治通鑒》編撰之前，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作為基礎性工作首先展開。司馬光及其助手範祖禹、司馬康等人在網羅各種材料的基礎上先成《長編》。《長編》涉及的史料十分廣泛，司馬光《與宋次道書》以及李焘《進續資治通鑒長編奏狀》對此均有詳述。
長編修史法要求史學家不但要有開闊的史料視野，還應具有較高的史料甄别能力。雜史、雜錄中的史料固然有其價值，要有效使用，則需仔細斟酌。譬如，《補傳》雲：“唐室既興，（王）凝與（王）福畤輩，依并時事，進而附益之（《中說》）也。”［15］1780王凝是王通之弟，王福畤乃王通之子，司馬光認為兩人對《中說》多有增益。此外，據杜淹《世家》，王通門生衆多，司馬光也認為言過其實，雲：“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王通）名于儒林、隐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15］1781針對王福畤所雲杜淹與長孫無忌有隙，陳叔達撰寫《隋書》心畏長孫無忌，使得史傳無載王通之事，司馬光辨析道：“（陳）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魏征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征肯聽之乎？”［15］1780又雲，“（杜）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15］1781言下之意，史傳的阙載與政治無關，王福畤、王凝等人欲為父、兄張目，誇大王通聲名，諸多曆史疑問是以産生。
《補傳》對于《中說》并非随意摘錄，而是選取其中與宋儒道德價值相合之論，以圖改善士風與世教：
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于藝也。
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
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則可。
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
蘇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15］1779-1780
以上引文，說明司馬光對王通的道德性命之說比較認可。當然，司馬光對王通的思想學術也有批評。《補傳》雲：“餘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15］1783又雲，“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15］1783王通撰有《續六經》，在北宋時已亡佚。司馬光認為王通續寫“六經”是狗尾續貂，且認為王通思想中的非儒成分，容易流入釋、道，司馬光借此表達抵排佛、老的主張。當然，司馬光并未将此一并歸罪王通，而是認為王通門生企圖為師門造勢，緻使“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15］1783。司馬光補撰文中子傳，正是要還原曆史，給予王通客觀評價，以正後人視聽。
三、《補傳》與傳記書寫的創新
隋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禁止私撰國史④，中央集權強化對史書編撰管控愈嚴。管控的方式包括完善史官體制、規範史述行為、打壓私史編撰。唐宋兩代，官方史學不斷完善，然而，官史的強勢并沒有限制私史的發展。相反，各類私家史學著述蓬勃發展。據《新唐書·藝文志》以及《宋史·藝文志》的“傳記”類目，傳、錄、事、狀、叙（序）構成體式繁雜的傳叙文類。傳記名目的繁多意味着傳記書寫對象日益廣泛，傳記的内容更加豐富。譬如，在唐代，私下撰寫的單篇傳記并不多，宋代之後，單篇傳記常被收入文人别集或文章選集。據統計，見于《文苑英華》的唐人傳記約有三十餘篇，《全宋文》收錄的宋集傳記多達二百餘篇，其中不乏歐陽修《六一居士傳》、蘇轼《陳公弼傳》、蘇轍《巢谷傳》等大家名篇。被收入文集的傳記多屬于私撰，相比正史傳記，文人私傳取材廣泛，書寫對象多為同代相知之人，内容體制不拘泥于成法。宋代之後的文人别集及文章總集，單立“傳”體已為常态。文章選本或文體批評，多有探讨傳記淵源流變，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稱《史記》中《孟荀傳》是傳之“變體”，明代吳讷《文章辨體》稱韓愈《毛穎傳》是“變體之變”［18］49。在古文家看來，文集中的傳記由“史傳”發展為“新傳體”，已入集部文章的範疇。司馬光《補傳》屬于文集傳記，不同的是，《補傳》書寫對象是前朝人物，此在唐人私傳中并不多見。
在寫法上，《補傳》也有新穎之處。一方面，《補傳》兼有史傳與史論的特點，作者以史實考辨補正史之阙，又摘《中說》之言，評述傳主思想，将史料考辨呈現于傳記書寫之中。史料選汰頗能展現傳記書寫者的求實的精神與學術素養。史料镕裁之優劣取決于作者史識，稍有不慎，會牽連政治。是以，國史編撰常照抄行狀、家傳、墓志，以此減省心力，規避風險⑤。反觀王通事迹，缺乏完整而可信的史料文獻，《補傳》辨明其事，還原史實，這種對曆史人物的學術考辨，是《補傳》的優勢所在。另一方面，《補傳》增強了傳記的論說功能。史論贊本是紀傳體史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日益僵化的史官體制下，史官的褒貶之義難以發揮。私家傳記則能夠更好地繼承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傳統。作者的主觀意志成為顯性的存在，記他人之事同樣可以投射自我。如果說在史料選汰的過程中，作者是隐匿的“剪刀手”，那麼，傳記的論說則将作者推向文本的中心。《補傳》有近一半篇幅用于論說，論說的内容包括王通的史實辨析、曆史接受、著述及思想評價，傳末又闡述《補傳》寫作目的，内容豐富，遠超史傳論贊。《補傳》豐富的論說内涵，展現了北宋紀實文學崇尚理性、追求緻用的鮮明特色。
《補傳》深受道學家文章觀念的影響。司馬光自稱不善于作文，《答陳允秘校書》雲：“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某光平生不能為文，不敢強為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并肩以學于聖人。”［15］1237所謂“不能為文”，并非力之所不及，而是作者認為“道勝文不難自勝”，将文章道義價值置于文采之上。司馬光的文章觀念在兩宋學界頗能找到知音。譬如，北宋“二程”、南宋朱熹皆以“實學”為“格物”基礎，又以“事實”為“緻知”途徑，與司馬光的思想學術可謂源流一緻。
道學家的文道觀念施用于文章，形成“中和笃實”的文章風格。
“中和笃實”的首要命意在于“中道”。司馬光對儒家“中庸”思想尤為推崇，其《中和論》雲：“中、和一物也，養之為中，發之為和。”“中者，天下之大學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15］1456所謂“中和”，即是中庸。中庸講求不為偏倚，就紀實類文字而言，便是在史料中求真，史義上守正。譬如，《補傳》摘引《中說》，對其中釋、老之說多有批評，是“褒貶”精神在傳記書寫中的展現。
中和笃實又蘊含着“有為時用”的文章理念。治史考前世之鑒，文章為當世之用。宋儒學術、文章多求緻用。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雲：“（歐陽修）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19］1425歐陽修倡導詩文革新，發揮古文的論說優勢，實作緻用之目的。對于司馬光而言，《補傳》的意義并非為某人揚名，而是要重樹儒家道統，夯實儒學複興的根基。
中和笃實在行文上具有文辭簡要精準、邏輯周延細密、氣韻質實厚重等特點。《補傳》叙事部分平和質實，簡練精确，展現了學者文章的嚴謹。論說部分以理運辭，層層析理，思辨缜密，自信可信。作者追求嚴謹的學術表達，行文簡潔，語言樸實。《補傳》雖無詩性的張揚，卻有理性的光輝，是道勝文不難自勝的典範。南宋呂祖謙将其收入《宋文鑒》，便是最好的證明。
在《補傳》之後，王令《段秀實太尉傳》、呂南公《重修韓退之傳》、晁說之《揚雄别傳》、胡寅《子産傳》《諸葛孔明傳》、範浚《漢忠臣翟義傳》相繼而出。此類文章的共同特點，是作者以研究者的姿态深入寫作，考辨前朝名賢事實，評價人格、思想及政治得失。由于所書對象通常存在曆史争議，作者通常将史實探尋與史義建構呈現于文本。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之言，《史記》中的《伯夷列傳》《孟荀列傳》也成為“一家之言”的典範。唐代之後的國史傳記在制度限制中趨于闆滞。以司馬光的《補傳》為代表的前朝人物傳，旨在重倡一家之言的史學傳統，展現了兩宋私家紀實文學的變化。
《補傳》提升了私家傳記的文體地位。中唐以前，“耆舊傳”“列女傳”等舊體雜傳，有叙而無論或叙多而論少，史料屬性更為突出。在史家目錄中，傳記始終是“史傳之餘”，地位不高。中唐之後，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陸龜蒙等人傳記愈發具有集部文章的特質。自傳、别傳，如《五柳先生傳》《陸文學小傳》，以抒情言志為主，文學意味更強。北宋初期，王禹偁《烏先生傳》《滁州五伯馬進傳》再續韓、柳傳記之神韻。正如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所雲：“唐以前作史者專精于史，以文為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于文，以史為文之一體。”［20］131司馬光《補傳》一改“别傳”“小傳”的文體卑微，以學者姿态考辨事實，揚棄前人思想，自鑄“中和笃實”的文章風格。與史傳相比，傳主的中心地位被弱化；與中唐以來所興起的文集傳記相比，《補傳》所展現的嚴謹的學術風格、深刻的理論思辨，彰顯紀實文學的理性色彩。經史與文學的距離取決于世人對“文”的認識。當“詩賦欲麗”成為文學的宗旨，經史的體制規範是差別于狹義文章的重要辨別；當“文以載道”回歸文學本位，經史學術“征實”“緻用”等理念，則是集部文章的應有之義。
北宋中後期，私傳創作愈加繁盛。記叙前朝人物的作品，如王令《段秀實太尉傳》、呂南公《重修韓退之傳》，心存現實緻用之理想；當代人物傳記，如歐陽修《桑怿傳》、司馬光《範景仁傳》、蘇轼《陳公弼傳》，講述作者與傳主的交往經曆，在他人之事中抒發己懷。南宋理學家的傳記更加尊道崇實，如胡寅《諸葛亮傳》、朱熹《劉子和傳》、杜範《詹體仁傳》，标舉“實學”，倡導“緻用”，與司馬光的傳記理念遙相呼應。顧炎武《日知錄》雲：“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21］1106顧氏之說意在表明宋代私家傳記創作之盛，引申言之，則意味着經史之學漸入集部之文。在此過程中，《補傳》的出現，為傳記書寫增添新體，也為紀實類散文開拓畛域。
作者簡介：孫文起，男，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江蘇徐州 221116），主要從事唐宋文學及古代傳記研究。
注釋及參考文獻
注釋:
①南宋洪邁的《容齋随筆》便認為《中說》是阮逸僞作。詳見洪邁《容齋随筆》（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27—228頁。
②《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雲：“《傳家集》，一百卷。丞相溫國文正公涑水司馬光君實撰。生于光州，故名，今光州有集本。”引文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498頁。
③釋契嵩《镡津文集》又有《文中子碑》，于王通事迹甚略，止雲“唐興，得其弟子輩”，“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相将，其教也播及于今”。相對《補傳》，事迹較為簡略。引文見釋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253頁。
④《隋書》載隋文帝诏曰：“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詳見魏徵《隋書》卷一，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8頁。
⑤《續資治通鑒長編》載曾鞏任史官，神宗皇帝告誡其不要在史書中大發議論：“（元豐四年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寺，诏公專典史事，更不預《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為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錄國史，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材足以開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為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歐陽修輩尚不能窺其淺深，及是以成就功業之實。為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可見，即便是皇帝，也不支援在史書的修撰中羼入史官一己之見。引文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十五，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6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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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編輯：潘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