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九五（九）魯隐公終生都隻是個攝政者

公元前712年，魯國發生變亂，公子翚突然發難，殺死了魯隐公姬息。

公子翚為什麼要殺死魯隐公呢？這要從魯隐公的身世說起。

我們在前文曾經介紹過，魯隐公是魯惠公的長子，但不是嫡子，而是庶子。魯惠公的元配夫人無子，公子息也就是魯隐公，是魯惠公的妾所生。公子息長大以後，魯惠公為他張羅着娶來了宋武公的女兒仲子為妻。可是等到把仲子迎娶到魯國後，魯惠公見仲子長得實在漂亮，便顧不上自己的兒子公子息了，就這樣，魯惠公把為兒子公子娶的媳婦仲子抱上了自己的床。後來，魯惠公和準兒媳婦生下下公子允，魯惠公便擡舉仲子做了自己的正夫人，公子允也就作為魯惠公的嫡子被封為了太子。

故事到這兒，其實是個人倫悲劇。魯惠公和兒子搶媳婦，丢人現眼有悖人倫。這麼幹的人不止魯惠公一個，後來的衛宣公也搶了自己兒子的媳婦，可是魯惠公搶了自己兒子的媳婦，竟然沒什麼人指摘他的不是，而後者——衛宣公可是被當時的人和後世之人罵了個狗血淋頭，被後世唾棄了兩千多年。魯惠公和衛宣公都幹了差不多的事，為什麼受到的評價卻如此不同呢？

這就不得不說說魯惠公從自己兒子手中搶來的這位夫人——仲子了。仲子是宋武公的女兒，根據史書記載，她落地降生時，手上就帶着上天旨意，因為仲子的手掌伸開後，手心裡寫着這麼幾個字——為魯夫人。是以，仲子長大之後，宋武公才決定把她嫁給魯惠公的長子公子息。但是公子息并不是魯惠公的嫡長子，是以他是沒有資格繼承魯國的國君之位的。是以，當仲子被公子息的父親——真正的魯國國君看中、占為己有後，反倒坐實了仲子從娘胎裡帶來的上天的訓示。做了魯惠公的女人，可不就是真正的魯夫人了嗎。可能這裡面有所謂的上天的訓示、神引在，是以魯惠公搶兒子媳婦的行為雖然不光采，可竟然沒有引起當時的人任何的批評和指責，就連當事人、受害者公子息也沒有對父親此舉表現出任何的不滿。

然後，到了宋惠公臨死時，由于太子允還十分年幼，不可能治國理政，魯惠公竟然留下遺命：太子允年少，公子息暫代太子允攝政。從此，公子息，也就是魯隐公就遵父君遺命，以長庶子的身份代替年幼的弟弟公子允攝起政來。所謂的攝政，就是行君事——幹的是治國理政的全套工作，卻沒有國君的名分。

魯隐公就這樣代行君事，兢兢業業地幹了十年。到了魯隐公執政的第十一個年頭，也就是公元前712年，野心勃勃的公子翚有一天突然對魯隐公說，老百姓都擁戴你，你幹脆自立為君算了；隻要你許我魯國宰相的位置，我可以替你殺了太子允。

公子翚這個人，之前我們也提到過他，當年就是他不顧魯隐公的反對，自作主張親自率軍前去和宋衛陳蔡四國的國君一起讨伐過鄭國。公子、公孫們從出生那一刻起，命運幾乎就是注定了的。嫡子有繼承君位的機會，其他的人如果不謀反的話，在政治上最高的巅峰便是被任命為一國之相，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輔國重臣。魯隐公身為長子，因為不是嫡出尚且隻有個替年幼的太子允守着江山社稷，代替他攝政的“假君”之命，其他的公子、公孫們的前途就更不用說了。是以，公子翚的最大野心，便是有朝一日，能成為魯國的宰相，他們心滿意足了。他本以為，魯隐公攝政多年，隻差一個名号，自己向魯隐公提出替他殺了太子允，讓魯隐公正式即位，想必正是魯隐公多年内心所渴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他能幫魯隐公促成此事，魯隐公一定是樂見其成的，畢竟誰不想登上那至高無上的君位呢？

公子翬本以為這麼多年自己肯定是揣摩到魯隐公的心意的，哪知道魯隐公一根筋，是個實在人，還真就沒這打算，也從來沒有這個想法，聽了公子翚的話後，鄭重其事地說——先君留有遺命，我隻是替太子攝政；因為他當年還太小，如今他也長大了，我已經給自己在莬裘那裡建好養老的地方了，我很快就會把國政交還給太子允。

魯隐公這番話說得光明磊落，可是聽在公子翚的耳中，卻不啻晴天霹靂。公子翚不但猜錯了魯隐公的心思，還暴露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最可怕的是，魯隐公說要交權給太子允，江山眼瞅着要就易主了，他這個沒眼力價的竟然還在計劃着殺了未來的國君。是以，你可想象，聽了魯隐公的話後，公子翚的内心該有多麼慌張。魯隐公如果真把江山交還給太子允，那他成什麼人了？再說，如果魯隐公哪天真的把國政交還給太子允，自己今天要殺太子允的事萬一被太子允哪天知道了，他還有命活嗎？

想到這一層，公子翚迅速對局勢做了一個新判斷。既然你要交權給太子允，那就别怪我為了自保，對不起你了。公子翚行動力非常強，想通這一切之後立刻跑到太子允那裡，反咬魯隐公一口，對太子允說，你哥哥想自立為君，打算殺了你，我勸你早作打算——我可以替你殺了他。

聽了公子翚的話，太子允深信不疑，于是同意讓公子翚出面替他殺了魯隐公。

有了未來國君的授意，那還不是說幹就幹。這年的十一月（公元前712年），魯隐公去社圃祭祀鐘巫，住在大夫寪（wei3）氏家中齋戒。公子翚情報工作做得好，聽說後覺得機會來了，趕忙派人去寪氏家中趁機把魯隐公給殺死了。魯隐公死後，太子允即位，是為魯桓公。

也是魯隐公注定該死，他如果不離開宮中，或許還沒那麼容易被公子翚找到下手殺他的機會，畢竟宮中的守衛更森嚴一些，并且也都是魯隐公的人。可是，出了宮情況就不同了。那麼魯隐公為什麼要出宮住到大夫寪氏的家中，去社圃祭祀鐘巫呢？

說起魯隐公祭祀鐘巫的社圃，這裡還有一段故事。前文我們說過，魯隐公當年還是公子的時候，曾經和鄭國在狐壤打過一仗，戰敗的結果是魯隐公被鄭國人俘虜，然後鄭國人把他囚禁在了鄭國大夫尹氏家中。後來，魯隐公賄賂了鄭國的大夫尹氏，說服了他放了自己，并且和他一起回魯國。就這樣，尹氏放了魯尹公，魯隐公在離開鄭國前還特意向尹氏家的神主——鐘巫禱告，然後才和尹氏一起離開鄭國，回到了魯國。魯隐公是個感恩念舊的人，是以回到魯國後，他就在魯國安放了鐘巫的木主，便于日常祭祀。因為魯隐公是個感恩念舊之人，是以他不肯代弟自立；還是因為他的感恩念舊，是以要出宮去祭祀鐘巫，但也正因為他的感恩和念舊，被公子翚鑽了空子，最後落了個被臣子弑殺的下場。

魯隐公死後，大臣給他定了個谥号——隐。

為什麼是“隐”這個字，而不是别的什麼字呢？按照谥法所說的，“隐拂不成曰隐” “不顯屍國曰隐”，而魯隐公生前代替他的弟弟魯桓公執政11年，始終沒有自立，取而代之，确實非常符合這個“隐”字。

春秋的曆史，大多都記載在孔子所作的《春秋》中。《春秋》起于魯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而春秋的斷代卻始于周平王東遷的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這中間有近五十年的時間差。關于孔子為什麼叙《春秋》，不是從周平王東遷開始，而是從魯隐公元年開始，曆代學者有很多揣度。

漢代的《公羊傳》認為，這是因為魯隐公時代是孔子的父祖輩們所能了解的曆史上限。

晉代的杜預和唐代的孔穎達認為，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個王，魯隐公作為周公的後代，恪守周禮，甘心讓位給弟弟，雖然終其身也沒有真正即位，但實乃一代賢君；這兩個人如果能開創周王朝的中興之業，“郁郁乎周”——周王朝的偉大複興就有望了。是以，孔子寫《春秋》才會從周平王和魯隐公兩人産生交集的時間點——魯隐公元年寫起。

宋代的孫複認為，孔子記《春秋》始于魯隐公，隻是由于魯隐公正值周平王末年，而彼時的周平王已經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王了，從魯國的視角來看，周朝此後複興無望。

清代的顧炎武認為，魯國自立國起一直都有正經的國史，以及修史的史官，但是從魯隐公開始，世道亂了，史官散了，孔子擔心曆史被中斷，這才開始編纂《春秋》；而魯隐公以前時代的檔案都還完好，是以孔子才從魯隐公開始記起，隻是沒想到，後來從前的曆史檔案失傳，是以作為後人的我們隻看到了孔子留下的、始于魯隐公元年的《春秋》。

還有一種說法是，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魯國内部三桓争鬥十分激烈，而這一切的發端，都源于魯桓公的四個兒子——魯莊公、慶父、叔牙和季友，而魯桓公是魯隐公的弟弟。是以，要捋清楚魯國的曆史脈絡，就要從魯隐公說起。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裡面，漢代人争得最熱鬧，講《左傳》的認為，孔子作《春秋》，是要秉承周公之志，因為孔子的時代周德衰微，是以孔子根據魯史修成《春秋》，以匡扶周禮，繼往開來；講《公羊傳》的認為，孔子作《春秋》，抑周揚魯，貶低周王室而尊魯國為王室，想要把周王朝“文”的風格，變回殷商“質”的風格（《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講《谷梁傳》的則認為，周平王東遷後，孔子因為憂心于周王室衰微、天下動蕩，是以才寫作《春秋》，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批評壞人壞事。

關于孔子作《春秋》，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說的：“‘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 ‘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如果按照司馬遷的記載引申，我更願意相信《春秋》之是以從魯隐公元年記起，多少确實和魯隐公的身世及其一生的作為有些關系。

事實上，魯隐公元年，《春秋》隻簡短地記了五件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師卒”“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an1）來歸惠公、仲子之赗（feng4）”，以及“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這五件事中有四件都是魯國的事，其中公子益師之死隻是如實記錄魯國公族之死，無足輕重；而另外三件卻幾乎都可以稱為外交事件。具體來說，前兩件“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宋人盟于宿”，基本可以算是上一代魯國國君魯惠公的政治遺産——魯隐公的開局不錯，魯惠公交到他手裡的國際關系是“和”而不是“戰”；第三件“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外交事件，但鑒于周王室之衰微，作為後代人，我也勉強把它歸入外交關系、外交事件中——那這第三件事就可以看作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一種正常情況下（小國國君去世贈送助祭物品）的不那麼正常的兩國邦交（送得晚了不說，竟然連還在生的人的助祭物品一起送來了）。無論這種失禮的行為是出于何種考慮（圖省事，以後仲子死時不用再送一份，還是單純的考慮不周），周天子和周王室作為周禮的制定者和維護者，這麼做都屬于巨大的政治錯誤。而這種政治錯誤，與孔子本人的理念，尤其是他對周禮的推崇是相悖的。唯一一件與魯國無關的事，是鄭國的兄弟相争，這種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弟不弟的行為，在孔子看來已經十分嚴重了。但是孔子是主張“中庸”的，是以他記史時極其克制，将自己的真實看法非常隐晦地藏在對字詞的斟酌使用之中。

魯國的既往曆史，對于孔子來說，是開了上帝視角的。孔子作為後代人，将曆史上發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有他自己基于曆史的判斷。在孔子看來，上至周天子、下至鄭莊公，都如此失禮，國家或已整體脫離當初周公制禮作樂所規範的軌道。可是，魯隐公是個特例。他恪守本分，因為不是嫡長子，就能始終甘心情願替年幼的弟弟攝政，而不踐君位長達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公子翚作亂，後人可能很快就會看到魯隐公還政于魯桓公，正式退休。要知道，作為攝政，而不是真正的國君，魯隐公一方面掌握着國君的實際權力，但另一方面從稱呼到衣冠，乃至出行的車馬、旗幟，居住的規格等，肯定都是和國君是有差別的。像鄭國的共叔段也不是嫡長子，卻有不臣之心。這就更加對比出魯隐公的安守本分來。并且這種安守本分，在孔子看來，不論是在魯隐公的年代，還是在更加禮崩樂壞的以後以及孔子所處的年代，都是彌足珍貴、并且越來越珍貴的。但是，就是這樣一位“亞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死于一場權力的謀殺。是以，魯隐公本身的身份、地位和結局，就又重新彙入了整個春秋禮崩樂壞的大局和大勢之中。個人的努力和意願是渺小的，沒有人能改變時代的大趨勢，魯隐公的死便是明證。

從這一點上來說，孔子作《春秋》，從魯隐公開始，就别具悲劇意味了。這一切都是孔子所反對的，但又是他阻止不了的。他眼睜睜看着世道壞了下去，并且越來越壞，自己的政治主張卻又四處碰壁，無法施行。他對當時的世界已經無可奈何了，但又不甘心，再說“沒世而名不稱”（人死了卻藉藉無名）是“君子”最不願意看到的個人結局，是以，他才著作了悄悄滲透了他的個人思想和主張的《春秋》。

要知道《春秋》乃是史書，記史要之在于紀實，史官在記史時不應該摻雜個人的主觀看法。即使史官記史時有觀點或傾向，也應該是統治者既定思想或傾向的展現。比如說齊國大夫崔杼弑殺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便秉筆直書“崔杼弑其君”——因為根據周禮下殺上是不對的，就要用“弑”字來記述，這不是齊國太史的個人觀點，而是官方标準。齊國太史遵循這種官方标準，秉筆直書，本沒有什麼錯，但當事人崔杼卻怒殺太史，于是太史之弟繼續遵循這種傳統，再次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又殺了太史的弟弟。事情還沒完，因為秉筆直書已經連死兩人，可太史的另一個弟弟眼睜睜看着兩個哥哥因為恪守史官傳統而死，仍然臨死而不懼，毫不動搖地繼續秉承史官傳統，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這才正視史筆之凜然不可侵犯。齊國這三位史官的所作所為，才是正統的史官書史時應該抱持的态度。而孔子作 《春秋》，寓褒貶于其中，深度植入個人态度，顯然是有悖記史的傳統的。作為周禮和傳統的堅決維護者的孔子，自己的行為卻破壞了傳統，也是孔子顧不了那麼多了——将自己的主張傳播出去更重要，雖然最好的實作方式是售其說于諸侯，讓諸侯去真正的施行他的主張，但可惜對于他的主張，當時的諸侯都不以為然。是以，孔子便退而求其次，隻能将其隐揚于《春秋》之中了。

綜上，孔子就是因為以上原因，才在著作《春秋》時選擇了魯隐公，作為他揚名後世的起點。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并且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也非常之大。那就是，後人在提出孔子作《春秋》為什麼從魯隐公開始寫起時，幾乎都忘記了一件事——春秋也好、戰國也好，這是後代人強行對周代曆史進行的斷代，而在那些曆史發生的當下，當時的人隻知有周。至于對古文化知之甚少者疑惑，既然當時人是不知道有春秋、戰國的，為什麼身為當時人的孔子會寫《春秋》——這就涉及到我在整個大文章一開篇時介紹過的一個背景知識。即，“春秋”其實既是當時各國史書的通名，也是魯國史書的專名。也就是說，魯國的史書、齊國的史書、鄭國的史書、晉國的史書……包括周天子的史書統統都可以叫“春秋”。同時，不同的國家，除了“春秋”外，各自的史書又另有其特殊的稱謂，而魯國對其史書的特殊稱謂便是“春秋”。是以，孔子作魯國史書，自然隻能叫《春秋》，而不是别的什麼。至于他從魯隐公寫起，我大膽提出一種假設，那就是，魯隐公之後的魯國曆史有可能隻是史官的一些零散的記錄，沒有彙編成書，是以作魯史便從魯隐公寫起。這類似于班固在《漢書》中記到西漢的王莽時代，是以範晔寫《後漢書》就從東漢的光武帝劉秀開始寫起了。範晔寫《後漢書》肯定也是依據前人留下的史料，孔子作《春秋》也不例外。果如這個假設，則前人對孔子作《春秋》始于魯隐公的原因的一切揣摩，都是強行我注六經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