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應想着揭開偉大的真理，否則真理将會把人推向平庸；人們更應該懷着激情與熱愛将真理付諸行動，因為真理隻有這樣才會變得富足而美麗。
這就是弗裡德裡希·席勒的美學宗教。”——《德意志理想主義的誕生：席勒傳》
說到十八世紀的德意志文化精神，有一個人總是會被反複提起，他的卒年以其名字命名，即便已經逝世兩百多年，他在審美、理想、自由、道德方面的論述依然為人津津樂道。他便是德國古典美學的傑出代表、“狂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弗裡德裡希•席勒。
海涅曾說：“席勒為偉大的革命思想而寫作，他摧毀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獄，建造着自由的廟堂。”
席勒的一生注定是充滿坎坷波折的，他常常與康德和歌德一起被人們研究和讨論，但是顯然，席勒短暫的一生遠不如另外兩位那般，或安甯順遂或灑脫淡然。在那個充滿着思想巨變、醞釀着革命風暴的激蕩年代裡，席勒的思想與學識、熱血與性情，使得他對于自由和審美有着更為深刻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自由不是政治經濟權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而對于審美的教育，正是政治經濟改革的關鍵之所在，為了尋找那條通往自由的道路，席勒在理想主義的漩渦中走完奮鬥而掙紮的一生。
在德國知名學者、文化大家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曾為之立傳的德意志思想群星裡，如彗星般一閃而過的席勒，卻留下了永恒的光輝，薩弗蘭斯基用這本講述了席勒不凡一生的《德意志理想主義的誕生：席勒傳》，引領讀者一同走進這個德意志精神難以忘卻的黃金時代。
相較于很多描寫席勒的作品，薩弗蘭斯基的《德意志理想主義的誕生：席勒傳》中以更為翔實的記載以及更多鮮為人知的史料，從生平、作品、思想等各個方面，為我們全面、立體、客觀地描繪了席勒短暫而偉大的一生。
因為父親的影響，席勒自小就将父權的世界秩序牢記于心，這也是促使他最終走上追尋自由之路的初始“加速力”。
席勒從年少時期開始，自由意識的脈搏便已在他體内有力地跳動着，學院刻闆生硬的規章制度、符騰堡公爵卡爾·歐根的獨斷專橫、卡爾學校壓抑窒息的氛圍，這一切都讓他感到深深的厭倦，甚至厭惡。
卡爾·歐根的學校中嚴格的軍事化管理讓“不自由”的滋味在席勒的心裡進一步劇烈發酵，民族與政治的落後更是讓席勒感到深深的憂慮，“一種對思索的強烈興趣代替了詩意的沉醉”。
或許正如《德意志理想主義的誕生：席勒傳》中所寫：“這種經驗主義，無論是感覺主義的、理性主義的或是唯物主義的，都必然發展出一種獨特的人類學與道德哲學。”
加之彼時的德意志也正處于一個動蕩的年代之中，“藩籬”之外，那場聲勢浩大的“狂飙突進”浪潮讓人呐喊狂呼、讓人心馳神往，青年歌德匿名發表的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不僅觸動了無數德意志青年的心，更是讓年輕的席勒也心情激蕩不已，他的處女作《強盜》應運而生，當《強盜》在曼海姆劇院出演，那句“打到暴君”讓整座劇院群情激昂，席勒借故事中與整個舊秩序為敵的主人公卡爾之口，發出了代表着一代人心聲的呐喊，也表達着自己對等級制度和封建禮法的不滿于抗争。
個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國家的自由……沒錯，自由！他所追求的，所信仰的，所甘願為之赴湯蹈火的，正是那自由的力量！
從此之後，席勒的文學創作幾乎再沒有離開過“自由”這個主題，而這兩個字也貫穿着他短暫卻激蕩的一生，更如烙印般深深印刻在人們的内心之中，正如他在《信仰格言》 中所寫，“人生來是自由的，是以人是自由的，哪怕帶着鐐铐出生，他仍然是自由的”。
與此同時，文學創作就像是架起席勒與歌德友誼橋梁的一個契機，背景與經曆都截然不同的兩位文學與思想上的巨匠，因為共同的愛好與理想而成為知音。實際上，在往後的很長一段歲月當中，席勒與歌德的人生都産生着各種各樣的交集，書中稱歌德為席勒“席勒最大的對手與最好的朋友”，而他與歌德的友誼與合作，也被稱之為“德國文化史之亮點與大幸”。
在席勒的思想變化和創作生涯中，除了自由之外，審美便是另一個主題，而席勒将此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并通過發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審美教育書簡》，表達出“經審美得自由”的經典觀點，在席勒的美育觀中，向來是讓美在自由之前先行的，他将美根植于人的實踐理性和人性深處，審美的角度去研究人類本身，這也讓席勒成為西方審美人類學的開拓者。
他将剛毅之美和柔軟之美合而為一，無論是崇高還是優美，它們都應該是對于自由的顯現，席勒也曾多次以文學作品闡述美與自由的關系，以及在道德層面的分析。然而，他雖一再地強調崇高引起的自由感是精神的、道德的，而非肉體的和技巧性的，現實卻往往事與願違，在他的作品引起大範圍的反響和轟動之後，事态的發展與他所預料的開始相違背，自由逐漸成為一種宣洩激情的恣意妄為，而他所設想的美，更是成了“暴虐的遮羞布”。
這一切都更讓他堅定了美育的重要性，強制與暴力是無法讓社會獲得真正的文明和進步的，而審美才是讓人們走向自由的必經之路。
席勒将美育提升到直接關系到人類幸福和道德高尚的重要位置，從法國大革命到道德的自由王國，再到對于近代文化的批判，席勒以對美育的探讨來反應追求真正自由的實質，在審美與自由之間，人性是唯一橋梁，因為隻有審美教育才可以實作人性的和諧統一，而隻有恢複了人性的和諧統一才得以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必須表現出它是人的一個必要條件”。
席勒14歲時就進入符騰堡公國軍校“卡爾學校”學習法學與醫學，守正不撓與治病救人的雙重價值取向的影響，讓席勒決心通過文學與思想的途徑、身兼革命派與浪漫派的雙重角色，去做一個可以解決社會疾患的醫生。
正如書中所言：“席勒先于尼采一個世紀，就證明了自己乃是‘文化的醫生’。”
他以自己的文學和劇作發出擲地有聲的抗争，譬如《強盜》的演出就是一種将德意志悲慘的現實搬上舞台的“仗義執言”，彼時的席勒雖然已經從科學轉到文藝，然而在他的内心深處，或者意識當中，自己依然是一位法官、一位醫生，隻不過他所審判的并非是簡單直接的是非善惡，他所診治的也不是身體上的病痛，而是懷着“絕對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行動中追求“絕對的道德嚴肅主義”，成為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一個醫治社會問題、審判社會現狀的“文化的醫生”。
席勒為此經曆了很多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甚至“覺得自己被掏空了”，在給科爾納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真的越來越少關注自己，連自己都不認得自己了。”他不斷地去尋找新的方式、接受新的理念，一邊為了經濟的原因而苦惱，一邊為了文學理想而竭盡全力，是以，與他的想法一起被“掏空”的，還有他的身體。
在《德意志理想主義的誕生：席勒傳》的序言當中就寫到了這樣的一段記錄：
“人們在他死後解剖了遺體，才發現他的肺已‘壞死潰爛，成了糊狀，徹徹底底的一團糟’，他的心髒‘沒有肌肉物質’，他的膽囊和脾髒已腫大得極不自然，而腎‘就其本質而言已徹底瓦解，完全畸形’。”
我們難以想象他曾經曆過怎樣的身體上的煎熬，又是以怎樣的頑強意志，在如此的病痛折磨之下完成諸多巨著與不朽成就，他的“用精神為自己塑造肉體”仿佛一語成谶，他渴望醫治一個社會的精神和醫治，卻無法挽救自己殘破的肉體。
大概唯有席勒可以讓波薩侯爵當着暴君菲利普二世的面說出“我不能充當君王的奴隸”、“請您給予思想自由”這樣的話，而他也當之無愧成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顆位居核心的恒星，或許時至今日，“席勒式”這三個字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争議，然而就是他這般的“席勒式”英雄，讓詩意與浪漫更加具有了偉大的現實意義，他是詩人、是作家，也是法官和醫生，更是戰士、以及一個熱夫妻類的理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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