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文彬 丨主播：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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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真的相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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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來便有着文人相輕的說法，是以文人間的彼此微詞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其實，這完全就是個偏見。這裡所說的文人突顯的不過是一種行當關系，有如商家之間的利益競争，互相嫉妒、互相诋毀似乎乃是家常便飯。然而，這卻并不意味着文人之間就沒有友誼，隻是，這種友誼由于行當上的便利更容易成為紙上談資，且嫌隙好像總比佳話更能吸人眼球，故而文人相輕的曆史印象也就這麼輕易形成了。
但，即使是文人在交往過程中出現的嫌隙，那也不代表着就有什麼特殊性，它昭示出來的終究不過還是友誼本身固有的弱點罷了。事實證明，友誼可以有多麼深厚，也就可以有多麼脆弱。或許，恰是如此情形才導緻了人們對于友誼在信心上的普遍不足，甚而把亞裡士多德流傳至今的一句話當作了安慰：“親愛的朋友，這世上不存在朋友！”
至于亞裡士多德是否真的說過此話，我無從考證，就算他真說過此話，那也仍需再做一番語境上的考證。我想，亞裡士多德試圖否定的一定不是朋友的存在，而是人們在世俗觀念裡針對朋友的那種期待。否則，他也就不必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裡對友愛煞費周章地進行論述了。
實際上，任何輕易破裂的友情都不能輕易否定友情的存在，而僅僅是從反面印證了友情絕不是一種唾手可得的關系。它需要我們去建立，運用真誠的情感和智慧。當然，完美的友情是不存在的，而不完美的友情所展現的恰恰是人的真實性。我們唯有從這一立場去看待友誼的内涵，方能富有建設性地了解歌德和席勒兩位文學巨人之間的劃時代交往。
不得不說，鑒于德國文學史上狂飙突進運動産生的深遠影響，人們已然很難将歌德和席勒分隔開來。但在将其相提并論時，人們往往又難免習慣性地要分出個地位上的伯仲。可問題是，所有的比較無非都是為了崇拜和嫌棄這麼一種勢利性的取舍。于是，當我們認為歌德的文學成就要高于席勒時，那麼後者勢必可能就會是以遭受某種有失公正的輕視。反之亦然。
我們經常在體壇上高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号，但到了文壇卻又淡忘了友誼，隻想到了比賽。而文壇從來就不是一個競技賽場，它不需要借助客觀化的數字來認定勝負。這是一個充滿主觀的世界，隻有通過對話與合作方可實作文學自身的進步。歌德和席勒的友誼無論有多少瑕疵，它畢竟是推動了整個德國乃至世界文學的進步，而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們最該器重的。非要把二人區分出個主次，抑或為其中一方在這種關系裡的境遇打抱不平，即是對其難得友誼的不敬和損害。
事實上，當時也曾有人這樣大張旗鼓地做過，例如著名劇作家科策布便一度鼎力宣傳席勒，意欲以此形成席勒高于歌德的輿論态勢。但是，此種分裂性做法到底還是未能動搖二人的友誼，這進而也說明了歌德和席勒關系的牢靠程度顯然非同尋常。隻是，類似的做法在今天依舊屢見不鮮，照樣有人撰文或著書譴責歌德之于席勒的利用和壓制。姑且不管這些批評是否偏頗，至少它們對二人的友誼是不具有建設性的，并且也嚴重忽視了歌德和席勒各自對于這段友誼的認識和肯定。
丨歌德和席勒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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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貢獻出了友誼真實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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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更願意選擇相信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在《歌德與席勒：兩位文學大師之間的一場友誼》這本書中針對二人關系的梳理和探讨，因為它讓我看到了一種互相欣賞、互相吸引、互相需要的交往，而這正是我所認同的真實友誼的模樣。
說起來，歌德和席勒在社會上的起點根本就不是同步的。前者年長于後者10歲，雙方初次在符騰堡卡爾高等學堂相遇時，歌德已是因創作出《葛茲·馮·伯利欣根》和《少年維特之煩惱》而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他是作為受邀嘉賓前來。此刻的席勒則僅是該學堂一名等待領獎和結業證書的普通大學生，他僅有資格滿懷敬畏地默默仰望着眼前的這位天才。借用席勒一個同學的話來形容這位天才：“當時簡直可以說歌德就是我們的上帝。”
是以，首先是席勒需要認識和接觸到歌德。9年後，經由女友莎落特的特意安排，席勒終于在後者家中再次見到了歌德。莎落特的教母斯泰因夫人是歌德多年的精神伴侶，是以莎落特自小便與歌德相熟。
第一次在私人場合出現于席勒面前的歌德顯得客套而矜持，這令已憑借《強盜》《陰謀與愛情》兩部劇作名噪一時的席勒頗感不快。對此，他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懷疑我們兩人是否真的能走到一起。許多我現在仍然感興趣的、我現在仍然希望和要求得到的，在他那裡已經事過境遷；他超出我那麼多（論年紀倒相差不多，主要是在生活經驗和自我發展上），我們很難在前進的道路上相逢；他整個人從開始就與我的條件不同，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們的觀念顯然有着根本的差別。當然從這樣一次相逢尚不能準确和深刻做出什麼判斷。時間将告訴我們接下來會有怎樣的發展。
不過歌德也并未對席勒視若無睹，随後他将正熱衷于曆史研究的席勒推薦到了耶拿大學任教。但當席勒得知這一教職竟然沒有薪酬，并且還需要他花錢買回一個碩士文憑才能上崗時，席勒對于歌德的怒火總算忍不住了，他在給好友克爾納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真的認為他這個人異乎尋常的自私。他擁有吸引你的才華，将你牢牢地罩在他的影響之下。……但他隻不過像一位天神，并不公開自身……可不能讓這樣一個人出現在自己身邊……我把他視為一個驕傲、古闆的大家閨秀，得跟她生出個孩子來，讓她在世人面前擡不起頭，那才令人愉快。”
一般說來，朋友交往中産生的不滿不是因為誤會，就是由于嫉妒。對于席勒來說，他同歌德的友誼還僅僅處于開始階段，尚需進一步深入和了解。何況，他們二人本就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情和氣質。歌德熱愛自然，趣味廣泛，富于感性，擅長歸納；席勒則是酷愛理念，喜好專注，善于思辨，長于推理。
/ Part 03
「德國文學需要他們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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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很快就看到，随着二人日漸頻繁的交流合作，歌德的内在世界開始向席勒顯現出它非凡的魅力，以至于後者有了這樣的感歎：“上帝賜給我一位多麼明智、待人悉心周到的朋友！”最終，所有的誤會和嫉妒也都即刻煙消雲散，讓位于由衷的欽慕和熱愛，并促使席勒在給歌德的信中如此吐露心聲：“我這般強烈地……感受到，面對卓越沒有自由，隻有愛。”應該認識到，友誼之中這種單純的愛，正是源于雙方對彼此心靈的深刻認知。于是乎，他們迥然不同的個性再也不是交往的障礙，反倒成為互相的補充，這補充更是一種豐富和創造。
歌德相當明确地意識到了這點，在給席勒的信裡，他回顧評價了二人之間的友誼：
我們兩個天性各異的人，相逢和結識頗為有利，給雙方都帶來了某些好處，我期望這樣的關系一如既往地發展下去。如果說我為您充當了某些客體的代表，那麼您則把我從對外在事物及其互相關聯的周密觀察引回到我的自身，您教會我以更加公正的目光去注視人複雜多樣的内心世界，您使我青春複得，讓我再次揮動已幾乎擱置的筆，又成為一個詩人了。
看得出，歌德十分珍惜和感激他們之間的友誼。應當說，這全然取決于他的謙遜，亦取決于他對友誼本身的智慧了解：
假如我們總是小心翼翼，總是隻看到朋友完全與自己和諧一緻的一面，而不注重其他方面，總是認為這樣友誼才會更加牢固和持久。通常這是年輕時容易犯的錯誤，即使到了老年也很難擺脫，我們總是要求朋友應該就是另一個自我，應該同我們構成一個整體，在一段時間裡我們還以為這樣才是真正的友誼，然而這種友誼是不能持久的。
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沒有歌德的寬容和謙遜，席勒必然難以成為他的好友。他可以不需要席勒，或許席勒也可以不需要他，但那注定将是德國乃至世界文學的一個巨大損失。他們的友誼已不純屬兩個人之間的私密關系，而俨然升華為了一項偉大的事業，督促着他們彼此激勵、啟發，創造出一部又一部不朽的傑作，共同擔負起引領和推動祖國文化思潮的使命。
席勒英年早逝後，悲恸萬分的歌德在給策爾特的一封信裡寫道：“我原本以為，失去的是我自己，但現在我失去的是一位朋友，在他那裡有我半輩子人生。”隻不過，對歌德而言，這并不意味着友誼的終結，他仍要延續着自己對于這段友誼的領會。雖說向來忌諱疾患和死亡的歌德照例沒有出席席勒的葬禮，但他卻把席勒的頭骨一直長時間珍藏于自己的書房。
席勒繼續活在歌德的回憶裡，他繼續認知和了解着這位朋友，歲月深處的席勒在歌德的心目中正不斷變得愈發偉岸，故而那形象亦就愈發變得清晰：
席勒看起來……絕對擁有着自己那高尚的天性：他坐在茶桌旁如同坐在公國議事廳一樣高大。沒有什麼能拘束他、局限他，沒有什麼能夠阻礙他思想的飛翔；他從不掩飾心中那異乎尋常的觀點，總是公開表達，沒有任何顧慮和擔憂。這是位心胸坦蕩、正直的人，每個人都應該這樣！——我們這些人則相反，總感覺到各種限制，被重重顧慮弄得動彈不得，無法讓我們天性中可能擁有的某些崇高的潛質釋放出來。我們都是周圍環境的奴隸。
2022．04．05 威海海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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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彬先生原創文學解讀
本文作者簡介
路文彬，作家、學者、翻譯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魯東大學特聘教授。出版長篇小說《深海沉默》《流螢》《天香》《你好，教授》《水晶》，随筆《閱讀愛情》《是誰傷害了我們的愛》《被背叛的生活》《當教育遇上電影》等。譯著《女性與惡》《迷失的男孩》《動物英雄》《安琪拉的灰燼》等。
本文主播簡介
郭傑，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綜藝主持系教授，在讀博士。從事播音主持業務研究，曾發表過發表多篇論文。
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神州夜航》、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我愛發明》主持人。
多次受全國各地廣播電視台、高等院校、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教育部等機關邀請講授播音主持、上司幹部口才、語言藝術、經典誦讀等課程。
音頻制作：上官文露聲音工作室—昊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