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國的政治中心。首都建于何處，對于國家的安危，百姓苦樂、民族盛衰，發展前途，是有很大影響的。是以，都城建于何處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課題和曆史決策。
在《建都》篇中，黃宗羲認為明王朝的頃刻覆滅就在于都城的地理位置失利。黃宗羲将唐朝與明朝建都之所加以對比。他例舉了唐代史事來印證：建都之所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如，“大國祚中急何代無之？安祿山之禍，玄宗幸蜀；吐藩之難，代宗幸映；朱池之亂，徳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達，就使有急而形勢無所阻”，唐朝都城地勢平坦通達，交通便利。在面臨國運大亂時，唐代王公貴族和都城百姓從容避難，而後返國都，複興王朝；在太平盛世，這都應歸功于其都城地理位置絕佳，進而使三位皇帝得以，黃宗羲借此說明唐朝建都選址之正确。
明代毅宗皇帝卻因都城在北京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不僅如此，明代因建都之弊導緻“上下精神散于寇至”，無心“治天下”。兩相對比，優劣自明。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陳述一個國家建都選址的要點，經過對多個曆史古都的對比，他點明：有王者起，當建都在南京。長安是中國曆史上作為國都時間最長的城市，但黃宗羲認為長安不再适合做帝王之都，原因是時代。在秦漢時期，關中地區風氣彙聚、周邊的農業非常發達而且人口衆多。在地形上來說長安也是易守難攻，作為都城足以睥睨東方。但是，随着時代的推移，南方通過一系列的努力與發展終于擺脫了“蠻夷之地”的稱号，國家的經濟重心已經開始像南方偏移，尤其在南宋之後的南方更是在經濟上突飛猛進，而北方則始終戰亂不斷，經濟衰弱，民不聊生，已不适合當做國都。是以在明朝末年來說，當時的吳越之地就是國家的金庫，此為建都最适合之地。
未來蘊含于曆史。“有王者起，将複何都？”在建都問題面前，自古以來國人會有兩種想法：向前看和向後看。
“向前看”，即：将來向何處去。建都于何處，才有利于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有利于國家民族的未來，有利于鞏固統治。
“向後看”，即：以曆代帝王建都的曆史為立足點，封建帝國的古都認為關中是自古以來封建王朝的名都，人們曆來将其作為封建帝國的象征加以囊揚，因而主張“還于故都”。可見，以此為立足點的人們，在建都問題士顯然還沒有擺脫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的羁絆。
黃宗羲的論證，主要是針對封建主義陳舊保守的思想而展開的。黃宗羲認為取代燕京而成為都城的上乘之選應為金陵，因金陵人傑地靈，物産豐饒，交通便利。同時，他用“金庫”作比來論證此觀點。黃宗羲認為，金庫裡的儲錢櫃是最重要的，應該由自己守護，而不應該委托于仆人。奴仆、侍妾，應用來看守次要的門庭的。而金陵和燕京就分别對應着儲錢櫃和門庭，現在把燕京作為都城，就相當于自己去看守次要的門庭；棄置金陵不用，就相當于把儲錢櫃交由奴仆、侍妾去守護，那麼必将大禍臨頭。黃宗羲的這個比喻通俗易懂，易使我們知曉他主張建都于金陵的緣由。
《建都》點晴之筆是：“時不同也！”明清之際，關中地區早已落後于東南。東南地區物産豐富、工商業和對外貿易、文化教育事業的日益繁榮，交通便利。黃宗羲出生、成長、遊學、戰鬥江南地區的中心地帶，對上述社會狀況的體驗是深刻的。通過曆史的剖析和地域的對比，黃宗羲胸懷全局，面向未來，他堅信：金陵是未來理想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王朝的建都選址有其曆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考慮。黃宗羲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曆史局限性，因其簡單地認為都城所在地就是王朝滅亡的緣由，論證存在偶然性，沒有認識到内在的曆史規律。但是，從黃宗羲在選址問題上特别注重經濟因素，展現他愛國為民的高尚情懷，與其“天下為主”社會藍圖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