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蘇燦
明中後期開始，東北女真建州三衛的勢力不斷拓展，逐漸邊緣化了明廷的東北衛所。終于，努爾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并建立汗國，不久又以“七大恨”為由正式起兵反明。隔年，薩爾浒之戰爆發，滿洲八旗擊敗楊鎬指揮的明、朝與葉赫聯軍，對北方明軍精銳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滿洲八旗攜餘威先後接攻占遼東重鎮沈陽、遼陽、撫順等城池，明帝國的遼東防線土崩瓦解，虛弱的軍政體制一敗塗地，帝國都城暴露在了北方鐵騎之下。于是，已經醞釀許久的饷銀加派開始迅速貫徹，随後并為“三饷”推行。但這一舉動恰恰背離了早年間“一條鞭法”稅制改革彌補的軀殼，這一舉措雜糅着自上而下的混亂，使得原本就已虛弱不堪的财稅體制迅速惡化，促成了明帝國的瓦解。晚明财稅改制成為黃宗羲筆下的“積累莫返之害”。這一切到底有怎樣的因果呢？
遼東戰事吃緊，邊關饷銀拖欠，關内民變四起……情勢已經萬分火急，此時的萬曆朝經過三大征已經國庫虧空，内帑略有盈餘，但“帝靳不肯發”。無奈之下，明廷朝臣隻得轉向張太師的遺産——一條鞭法及折算白銀。當然，此時有着曆史大背景的背書。
明初，太祖曾專旨劃定财稅制度，發行“大明寶鈔”并禁止民間用銀交易。這一制度意圖将整個帝國徹底扁平化，排斥掉宋元以來發達商品經濟對政權的威脅。這樣的制度設定下，終明一代的征稅水準始終徘徊在過低狀态（“三十而取一”左右），以至于難以為官僚系統的運作提供基本公共産品。但這一設定越來越難以滿足帝國運作的需要，加上十六世紀中後期以來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入，原本無以為繼的帝國财稅體制迫切需要轉軌。
從海外流入的白銀, 首先在南部的廣東等地區用作貨币，此後在1423年傳到長江下遊地區，并成為法定納稅貨币。其他省的稅收自1465年起也以白銀的形式上交國庫。于是，自宣宗朝開始的折銀稅改直到嘉靖朝時，在桂萼的大力推行下才納入正軌，試點推行。神宗時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沖突也随之尖銳。于是張居正強力确立“一條鞭法“，從此“役歸于地”，自唐朝兩稅法至今，中國财稅體制終于基本完成轉型，從反複錯雜的人丁稅和雇役體系中脫身，抑制了官僚盈利經紀體系而增加了稅收。
此法一經推行，成效顯著，“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并且“計畝征收“，“役歸于地”，使得勞動者的負擔得以減輕。但是，此時的帝國随即便陷入了“黃宗羲陷阱”：各種名目的稅賦經并稅改革得以整編簡化，但名目繁多的稅種又很快重制，以緻賦稅持續攀升，甚至比改革前的稅制更為腐朽混亂。
而“三饷”的攤派，便是這一陷阱黑洞的反噬開始。根源似乎是帝王的吝啬，從來“以天下奉一人”，完全不顧及百姓之社稷與祖宗之江山。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僅僅附着在明帝國，似乎各個大一統帝國都因無法有效處理好央地關系、協調君臣關系而陷入這一帝國維持統治的死循環。
但靜下心來分析，三饷攤派之下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這在明末的畝産量中所占的比例可說是微乎其微。即使面對關外遼東和陝北流民的威脅，也隻是先後“援征倭、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複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複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而諸如黃宗羲等人認為的急劇爆發的财稅擡升，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但“雜稅叢生—并稅式改革—雜稅叢生”的周期性财稅制度波動卻顯而易見。當清朝中晚期内外交困時，也無可避免地滑入“黃宗羲陷阱”，厘金的攤派也絲毫不比“三饷”遜色。
統而言之，這是大一統中華帝國躲不掉的陷阱，以集權政治統攝下的封閉體制，自上而下掌控經濟，最後往往會掉入各方勢力的利益角逐，“原則上不讓步，實施上不堅持”的帝國制度邏輯漏洞也就形成了“正式與非正式”體制間的微妙關系，而堅持君主專權的集權帝國注定無法跳脫，隻能循環周期式的跌入“黃宗羲陷阱”。
參考資料：《明史·食貨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十六世紀明代之财政與稅收》《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曆史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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