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明中后期开始，东北女真建州三卫的势力不断拓展，逐渐边缘化了明廷的东北卫所。终于，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并建立汗国，不久又以“七大恨”为由正式起兵反明。隔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满洲八旗击败杨镐指挥的明、朝与叶赫联军，对北方明军精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满洲八旗携余威先后接攻占辽东重镇沈阳、辽阳、抚顺等城池，明帝国的辽东防线土崩瓦解，虚弱的军政体制一败涂地，帝国都城暴露在了北方铁骑之下。于是，已经酝酿许久的饷银加派开始迅速贯彻，随后并为“三饷”推行。但这一举动恰恰背离了早年间“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弥补的躯壳，这一举措杂糅着自上而下的混乱，使得原本就已虚弱不堪的财税体制迅速恶化，促成了明帝国的瓦解。晚明财税改制成为黄宗羲笔下的“积累莫返之害”。这一切到底有怎样的因果呢？
辽东战事吃紧，边关饷银拖欠，关内民变四起……情势已经万分火急，此时的万历朝经过三大征已经国库亏空，内帑略有盈余，但“帝靳不肯发”。无奈之下，明廷朝臣只得转向张太师的遗产——一条鞭法及折算白银。当然，此时有着历史大背景的背书。
明初，太祖曾专旨划定财税制度，发行“大明宝钞”并禁止民间用银交易。这一制度意图将整个帝国彻底扁平化，排斥掉宋元以来发达商品经济对政权的威胁。这样的制度设定下，终明一代的征税水平始终徘徊在过低状态（“三十而取一”左右），以至于难以为官僚系统的运行提供基本公共产品。但这一设定越来越难以满足帝国运行的需要，加上十六世纪中后期以来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原本无以为继的帝国财税体制迫切需要转轨。
从海外流入的白银, 首先在南部的广东等地区用作货币，此后在1423年传到长江下游地区，并成为法定纳税货币。其他省的税收自1465年起也以白银的形式上交国库。于是，自宣宗朝开始的折银税改直到嘉靖朝时，在桂萼的大力推行下才纳入正轨，试点推行。神宗时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矛盾也随之尖锐。于是张居正强力确立“一条鞭法“，从此“役归于地”，自唐朝两税法至今，中国财税体制终于基本完成转型，从反复错杂的人丁税和雇役体系中脱身，抑制了官僚盈利经纪体系而增加了税收。
此法一经推行，成效显著，“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并且“计亩征收“，“役归于地”，使得劳动者的负担得以减轻。但是，此时的帝国随即便陷入了“黄宗羲陷阱”：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名目繁多的税种又很快重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甚至比改革前的税制更为腐朽混乱。
而“三饷”的摊派，便是这一陷阱黑洞的反噬开始。根源似乎是帝王的吝啬，从来“以天下奉一人”，完全不顾及百姓之社稷与祖宗之江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仅仅附着在明帝国，似乎各个大一统帝国都因无法有效处理好央地关系、协调君臣关系而陷入这一帝国维持统治的死循环。
但静下心来分析，三饷摊派之下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可说是微乎其微。即使面对关外辽东和陕北流民的威胁，也只是先后“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而诸如黄宗羲等人认为的急剧爆发的财税抬升，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财税制度波动却显而易见。当清朝中晚期内外交困时，也无可避免地滑入“黄宗羲陷阱”，厘金的摊派也丝毫不比“三饷”逊色。
统而言之，这是大一统中华帝国躲不掉的陷阱，以集权政治统摄下的封闭体制，自上而下掌控经济，最后往往会掉入各方势力的利益角逐，“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的帝国制度逻辑漏洞也就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体制间的微妙关系，而坚持君主专权的集权帝国注定无法跳脱，只能循环周期式的跌入“黄宗羲陷阱”。
参考资料：《明史·食货志》《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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