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黃宗羲，字太沖，号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于浙江餘姚，他的一生波瀾壯闊，曾指斥過魏忠賢閹黨，并聲讨過奸臣，在明亡之後，堅持組織義兵，進行抗清活動，晚年抗清失敗後，隐居不仕，發憤著書，代表作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黃宗羲去世，他的一生思想極其豐富，本文嘗試從政治思想方面分析他的思想主張。
1.黃宗羲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
黃宗羲出生于普通的讀書人家庭，他的父親黃尊素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考中進士，次年被任命為甯國府推官。明朝末年，政治比較腐敗，以顧憲成和高攀龍為首的知識分子在江蘇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逐漸形成了東林黨，東林黨人批評朝政，議論時局，成為政治上的反對派。黃尊素一向為人正直，受東林黨人影響，也加入了東林黨。自黃尊素在天啟三年（1623年）來到京城以後，他與東林黨友人時常聚在一起，對時局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反對執政者閉塞言路，對老百姓竭澤而漁，要求改革弊政，減輕賦稅，以緩和社會沖突。
黃宗羲
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權，形成了閹黨集團，黃尊素作為東林黨的領袖之一，多次上書皇帝，揭露魏忠賢集團的醜惡事迹，是以遭到閹黨的迫害，天啟五年（1625年），黃尊素被削職回到原籍。次年三月，魏忠賢又構罪于黃尊素，黃尊素随即被逮捕入京，當年六月，黃尊素在獄中死去。父親參加的東林黨給了黃宗羲很深的影響，使他從小就具備了憂國憂民的意識，并有強烈的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他的一些政治思想也深受東林黨人的影響。
魏忠賢
黃宗羲從小在家裡博覽群書，但是并不喜歡看八股文，而是廣泛閱讀天文、曆法、六經、音樂、數學、佛教等方面的書籍，對此他的父親并不幹涉，而且鼓勵他涉獵更多種類的書籍，這為他豐富的學識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此外他特地到山陰（今浙江紹興）跟随著名學者劉宗周學習，在老師的教誨下，黃宗羲成長的很快，他的思想也深受老師劉宗周的影響。在讀書期間，目睹明末時局的敗壞，他同他父親一樣，于崇祯三年（1630年）選擇加入了文人組織複社，黃宗羲在複社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在參加複社期間，參與了反對阮大铖的鬥争。
東林書院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大軍攻破北京城，明朝滅亡。雄踞關外的滿清軍隊随即入關，打敗李自成軍隊，并迅速南下，開始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黃宗羲面對清朝入關，在家鄉浙東組織義軍抗擊清軍，并參加了魯王政權，順治三年（1646年），魯王政權被清軍消滅，黃宗羲在朋友的幫助下，幸運的躲過了清軍的追捕。他在目睹明朝滅亡的慘狀後，痛定思痛，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思想。
李自成
2.黃宗羲在政治上的思想主張
他主張“天下為主，君為客”，這直接來源于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認為一個政權要想長久下去，必須要以民為本，深得民心。黃宗羲認為君民關系，君臣關系都應做一個重新的定義，作為君主，不能以一己之利害而左右天下之利害，君主要作為天下人的公仆而服務，以人民為主，不能使天下從屬于君主。作為大臣，他們與君主一樣，都是為天下服務，為萬民服務，而不是為君主服務，這就否定了君臣之間隸屬與被隸屬的關系。
孟子
黃宗羲還認為天下的治亂不在于一姓的興亡，而在于“萬民之憂樂”。作為大臣，要輔佐君主，共同為天下興利除害，以達到萬民之樂的目的。對于無道的君主，大臣不應該盡愚忠，而是應該勇敢的同他們作鬥争。但在君主高度專制的情況下，君臣關系被颠倒，成為“以謂臣為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要實作萬民之憂樂，則必須從私人的利欲出發，從天下群眾的生存出發，施行仁政和德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寬松刑罰。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在著作中對帝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現在的君主颠倒了主客關系，把天下當做自己的産業，“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為滿足一己之私利，“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他尖銳指出專制君主制度下的的法律是“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是以是非法之法，最後黃宗羲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對明太祖的嚴刑酷法，濫殺功臣也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并認為朱元璋廢除宰相制是重大的失誤。
3.民本思想在民生上的延伸
黃宗羲認為民生問題關系到社稷的生死存亡，明王朝的滅亡與民生凋敝有着重大的關系。在改善民生的問題上，他認為首先是改革稅費制度。黃宗羲援引以往各朝的經驗，認為盛世的出現均與輕徭薄賦有關，這些稅制的改革有力的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明末以來，朝廷不斷加重農民的稅負負擔，征收各種苛捐雜稅，比如說加派“三饷”，緻使老百姓無力承擔沉重的賦稅，進而紛紛铤而走險，走上與朝廷對抗的道路。
複社
黃宗羲指出了曆朝的土地和賦稅制度存在的問題，概括為“三害”，即“積累莫返之害”、“所稅非所出 之害”和“田土無等第之害”。為解決“三害”，他提出了黃宗羲定律，即是“反積累以前而為之制”；對“上授之田”與“自有之田”征 收不同稅率；“任士作貢”，即按當地所産征收實物，反 對田賦征銀；“下下為則”，以最差田地的産量作為确定田賦的标準和準則。
《明儒學案》
另一方面，黃宗羲批判了“農為本，工商為末”的觀念和重農抑商的政策，他認為工商皆本，工商的地位與農業的地位同等重要，并提出了一系列利于工商業發展的建議，黃宗羲重視工商業發展的觀念與重商的浙東學派息息相關。
4.蓑翁說
黃宗羲力圖從春秋戰國的民本思想中找到力量來對抗君主專制制度，但總體并沒有跳出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架構，沒有發展出現代的民主思想，沒有從制度上來限制君權，仍然具有極大的局限性。清朝建立以後，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和控制中國，大力宣揚儒家的忠君思想，大搞文字獄，緻使黃宗羲的思想被埋沒兩百年之久，直至清末，革命黨人重新發掘出了黃宗羲思想中的民主思想，進而轉變成了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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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2.謝國桢：《黃梨洲學譜》
3.王政堯：《黃宗羲》
4.張師偉：《民本的極限—黃宗羲政治思想新論》
5.樂承耀：《黃宗羲民本思想及其啟示》
6.允春喜：《黃宗羲民本思想理論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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