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王-劉邦（插畫，作者餘獲）
半步之遙
作者｜易中天
選自｜《命運和選擇》
（易中天中華史第24卷）
出版｜浙江文藝出版社
版次｜2021年12月第1版
圖源｜網絡
明亡之後，黃宗羲痛定思痛。
其實至少從賈誼的《過秦論》開始，中國古代就不乏對天下興亡進行反思的人，可惜多半就事論事。能對制度進行思考如柳宗元，便已屬難得。黃宗羲卻還要追溯根本，他的問題用現代漢語表述便是：人類為什麼要建立公權力？
答案是：因為有公共事務。
用他的話說，就叫“興公利”和“除公害”。
黃宗羲認為，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符合人之常情。人都是自私自利和好逸惡勞的，負責公共事務卻必須付出千萬倍于天下人的勤勞，而不能獲利千萬倍。是以就連堯舜都半途而廢，大禹則心不甘情不願地勉為其難。
那麼，之後又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想做帝王呢？
因為天下與君主的關系颠倒了。
黃宗羲說，遠古時代族群的上司者，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而後世的那些帝王，卻把天下看作自家産業。既然是産業，當然可以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也當然可以傳之子孫，受益無窮。這就不僅僅是獲利千萬倍，還要加上子孫萬代不勞而獲。如此暴利，誰不垂涎三尺，趨之若鹜？
結果卻是害人害己。壟斷社會資源和配置設定途徑，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這是害了老百姓。由此導緻人民群衆恨之入骨，視為寇仇，名為獨夫，這是害了自己。何況想要産業，人同此心。以一己之智力，哪裡對付得了那麼多摩拳擦掌準備巧取豪奪的？說不定哪天就會江山易主，子女們跟着亡國之君也難逃血光之災，這又是害了子孫。
是以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這可真是振聾發聩，石破天驚。
毫無疑問，黃宗羲并非無政府主義者，也沒當真要廢除君主制，但主張厘清權界，擺正位置，尤其必須明确君主是天下的客卿，不能反客為主。為君之職分則是為天下人興利除害，而不是将天下視為自家銀行，還要放高利貸，将盤剝百姓奴役他人以供自己淫樂，說成“我産業之花息”。
把被颠倒的主從關系再颠倒過來以後，一系列的結論便順理成章。天下既然不是君主的囊中私物，公權力也就不能私相授受，官員也并非私家農場的牧羊人。人君之是以需要人臣，隻因為天下太大，一個人忙不過來。是以臣之于君的最佳關系是亦師亦友，再不濟也是助理，不是奴仆。
法也一樣。這裡說的法，包括法律但不限于法律，應該了解為制度和政策。制度和政策，則應該是天下之法，而非帝王一家之法。天下之法，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一家之法則是帝王防賊的手段，結果卻防不勝防。而且越是防範周密，就越是亂象叢生，因為那“非法之法”本身就是亂源。
治亂循環和改朝換代，也就無法避免。
按照既定方針繼續變法則無濟于事，反倒會更糟。因為事情不是後來人搞壞的，根本原因在其法非法。制度和政策之非法在秦已是極緻，元又變本加厲。經此二變，恻隐夫妻的傳統蕩然無存，普通群眾的苦難不見盡頭。如果不能正本清源，請問做些自欺欺人的小修小補又有何意義？
應該承認，黃宗羲相當敏感，他看出秦和元是中華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事實上也如此：前者變分權為集權，後者變集權為專制。總體趨勢是帝王越來越視天下為私産，視國務為家務，就連分别人一杯羹和商量着辦都不願意。
這就跟柳宗元的觀點截然相反。柳宗元說，盡管秦始皇有私心，但他創立的帝國制度卻是公之大者，公天下之端也自秦始。黃宗羲卻尖銳地指出，正是這種非法之法，讓最高統治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進而可以理直氣壯地盡收天下之利而盡避其害，還不準小民為自己謀福利。
請問，這也能叫至公？
不能，該叫：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呵呵！豈止至私，而且虛僞。
這就得小心了，黃宗羲也質問：如此這般，難道是人類建立公權力、設定上司人的初衷？那還不如沒有。如果沒有什麼君不君的，群眾還能享有财産權，依靠自己的努力謀取利益——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毫無疑問，這隻是憤激之詞。保護每個人的生命和财産不受侵犯，也原本應該視為建立公權力的目的之一。事實上黃宗羲并不打算否定一切，他的辦法是限制君權，當務之急則是恢複宰相制度。宰相不能世襲，便可以選賢與能。是以即便世襲的天子德不配位，也有傳賢的宰輔足相補救。
那麼請問，又如何保證宰相靠得住呢？
改革學校制度。學校不能隻是人才培養基地，更應該是議政機構。但凡舉棋不定的國家大事，全部放到學校裡公開讨論。為什麼要在學校呢？大約因為在那裡，大家都是先王和聖人的學生，可以暢所欲言，不必瞻前顧後。如此則政務其實公開，還能建設可靠的幹部隊伍，豈非一舉多得？
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養成習慣，朝堂上便會有寬大之氣。官員們固然不必唯天子的馬首是瞻，天子也不敢獨斷專行自以為是，而“君驕臣谄”的不良風氣為之盡掃。這樣雖未必能夠治本，至少可以治标，情況就會好起來。
黃宗羲的這個方案，無妨稱之為“新官治”。
新官治造就新天下。新天下承認并且保護所有人的生存發展權，使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天子不以天下為私家産業，臣僚不以任職為帝王雇傭。他們之間，是分工不同的合作夥伴關系。宰相與皇帝可以分庭抗禮，甚至不妨“虛君實相”如曹操和諸葛亮之所主張。此為天下之法。
這距離現代政治，似乎隻有半步之遙。
▲ 黃宗羲（1610～1695），明清之際思想家、哲學家。字太沖，号南雷，浙江餘姚人
遺憾的是，除了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方案的顧炎武，真正能夠讀懂黃宗羲的不多，多次征召黃宗羲入朝的康熙皇帝也不會采納他的建議。恰恰相反，清代君權之重遠超于明，其政改方向正好與黃宗羲的主張背道而馳。
老先生倘若再世，真不知該作何感想。
麻煩在于，大清帝國有資格認為他們沒錯。與曆朝曆代相比，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問題和漏洞卻最少。鳌拜之後無權臣，雍正之後無奪嫡，終其一朝無藩王造反、外戚擅權、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民族關系和民生狀态在曆史上也算最不壞，多個王朝并存更是元代以後就不再可能。
那麼請問，他們又為什麼要改弦更張？
然而看起來沒什麼問題，本身就是問題。沒有問題需要解決，文明也好，制度也罷，就會失去活力。這也正是大清的問題：沉悶，以及萬馬齊喑中的沉淪和糜爛。可惜這并不足以激起變革。如果不是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誰能想到啟廢禅讓和秦并天下之後，還會再有制度革命？
人類曆史卻不由分說地變成了世界史和現代史。
沒有人能夠否定現代文明，盡管走向現代未必隻有一個模式，一條道路。不同的民族可以也應該有不同選擇，而且唯有自己選擇才真實可靠。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現代文明與古典文明并不在同一個次元。中華文明卻不但直接從原始時代過渡而來，還延續了數千年沒有中斷。這在人類曆史上可謂唯一。那麼請問，這樣一種文明該如何升維？升維之後是什麼狀态？哪些該留，哪些該變，怎樣才能做到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還能夠繼續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
這些問題，當時的人們能夠回答嗎？
如果不能，就隻有寄希望于之後的實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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