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一部缅怀旧都开封繁华富庶、描绘多彩市民生活的著作。伊永文先生历时二十多年，著成《东京梦华录笺注》一书，全书资料丰富，插图准确，面世以来备受好评。
本书2006年首次出版时，傅璇琮先生写作序言，介绍了书的出版过程和价值特色，称“这一《笺注》本资料之繁富，可以说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
这部近一千页，约六十余万字的《东京梦华录笺注》，经伊永文先生历时二十多年的专心研究，艰苦努力，现在终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我内心深有欣慰之感。我与伊永文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已相识，那时他从天津南开大学来北京，转致前辈学者王达津教授一信，信中介绍了永文先生对《东京梦华录》的笺注工作。我时正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就抽时间阅看永文先生带来的部分样稿，对他的研究思路与笺注方向甚为赞赏，后经交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表示中华书局可以接受这一项目。从此以后，他的这一《东京梦华录》笺注工作就全面展开。我对《东京梦华录》一书是深有感情的。1955年我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浦江清先生助教，重点在宋代文学教学，那时我就读了《东京梦华录》。此书著者孟元老于北宋晚期即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即居住于汴京，至靖康二年（1127）因金人入侵，才避乱南下。他在汴京住有二十四年，很有感于当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后于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作此书序时，就特描述汴京城内“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正因此，那时不论“垂髫之童”、“班白之老”，皆“时节相次，各有观赏”。这确如南宋时洪迈《容斋诗话》所说：“国家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也正因此，孟元老在南方居住时，缅想当年风情，“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于时立志就省记所及，“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孟元老一方面富有情致地缅怀北宋都城的美丽景观，另一方面则以极为精细的笔调描画市民日常生活，应当说这是有关大陆城市社会文学作品的开创之作，极有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因此，1980年间，那时我刚由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调任副总编，就建议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将商务于1959年出版的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列入中华书局的“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重新出版。但此后听说友邻国家日本有译注本出版（即永文先生本书序中提及的日本京都大学入矢义高、梅原郁《东京梦华录译注》），对邓注本多有批评。那时我对京都译注本原书虽未看到，但甚有所感。《东京梦华录》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名著，作为本国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对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中国学者关于《东京梦华录》的释义，也有一些文章刊发，但还处于零散状态。正因如此，九十年代初，我一晤及伊永文先生，即以学术同行与出版者身份，表示极为赞同他的工作意向。
《东京梦华录注》（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
永文先生一开始作此专题，就已有创新意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他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名专家王达津先生接触甚密，在王先生指导下，开始对《水浒传》进行研究。后又受到南开几位学者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小说戏曲史专家宁宗一、朱一玄先生等指导，写有《〈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一文，刊于1975年《天津师院学报》第四期，颇受学界的关注、重视，古代小说研究界就有一种“《水浒》市民说”。由此，他就由《水浒传》研究而进入对市民、城市的探索，这就必然触及《东京梦华录》，于是有关《东京梦华录》及市民生活的资料就逐渐有所积累。八十年代起，一方面他获睹中华书局出版的邓之诚注本，一方面在作《宋代城市风情》一书，就将二者结合起来。那时他又较为全面地查阅了宋代笔记小说，一边写书，一边就作《东京梦华录》注，于1987年完成十五万字的初稿。据说他曾以这一初稿与一家出版社商议，但却未被接受。他当时已调至黑龙江商学院工作，就又从事于资助项目《明清饮食史》之研究。不过这一饮食史项目，仍有益于对《东京梦华录》作注，特别是因此而熟悉和掌握了许多烹饪资料。邓之诚注本自序中曾特提出：“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永文先生因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由此对邓注作了不少补正，并曾写有好几篇有关宋代饮食、科技等专文，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据我所知，有《宋代船坞考略》（即《东京梦华录》“奥屋”之释文）、《中国最早的暖水瓶》（即《东京梦华录》“提瓶卖茶”之释文）、《唐宋“文身”及其文化意蕴》（亦即《东京梦华录》有关“文身”的释文）等。这都为《东京梦华录笺注》作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伊永文先生在书案前工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永文先生后虽又调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这长时期从事笺注工作，从未得到过科研经费资助。这样，他有时出外查阅资料，参加学术会议，长途跋涉，都是自己出钱的。但他不为所动，不受阻挠。《庄子·德充符》有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我想，就我们学者来说，此所谓“有德”，当应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奉献的气质。就上所述，我觉得，从这部《东京梦华录笺注》成书过程与书的本身来说，此书确有两大特色，即一为专，二为通。所谓专，即前所说的，超脱名利，一心为学；专心一致，力求创新。当然这也体现在书的本身，而就书本身而言，则主要是博通，即不拘限于传统的校注体例，而以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多层面地运用各种样式的文史资料，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探索。本书以邓之诚注本与日本京都大学译注本作为主要参考，虽然按照著者所定的体例，凡二者已注的，此书就不注，但仍细心关照此二书的成果，同时又充分注意我们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做到对成果充分吸纳，对疑误又细心纠察。如卷一“大内”条“泛索”一词，邓注本引《宋会要》、《事物纪原》所载“取索司”以证“泛索”，永文先生在另引用《武林旧事》后，加案语，谓邓注此处与原意差远，于是提出日本京都译注本释“泛索”为“临时需求”，较邓注所释，文意更明。又同卷“内诸司”条“内弓剑枪甲军器等库”句，京都译注本释为弓剑、衣甲、枪、剑、弩五库，现案语中则引据龚延明《关于东京梦华录部分注文商榷》，指出应为内弓、剑、枪、甲四库，“军器”为总括词。龚延明先生为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宋史专家，于宋代官制深有研究，这里就据以纠正京都译注本之误。
《宋会要辑稿》
应当说，《东京梦华录》一书，如敦煌遗书那样，已广泛引起海外学者的注意与兴趣。除日本学者外，永文先生在序中还提及美国学者奚如谷的《释梦——东京梦华录的来源、评价与影响》一篇专文，充分肯定其精湛功力与新的思维研究方向。当前，学术界已有提出，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现在已可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我想，这一学科建设，有关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著作，是应着重研究的。现在这一新的笺注本出版，必将促进中外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乘此机缘，与海外学者友好合作，团结相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这将会是世界汉学研究领域一项有意义的举措。这一《笺注》本资料之繁富，可以说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邓注本引有宋元典籍一百四十八种，而永文先生此书，则几乎包容了目下所能找到的所有宋代笔记小说，再加上元代及明清人的书，已达一千二百多种。所引用的，又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学、史学等典章制度之书，而是广泛引用诗文集、笔记、诗话、话本小说，甚至笑话、相声之类俗文学图书，可以说囊括多门类的知识，真是立足于“打通”，还原《东京梦华录》市俗生活的特色。不仅引书多，且注释面广。如邓之诚先生在其书序中曾谓原书“难施句读”，“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故其注在伎艺、饮食方面甚为薄弱，而永文先生在这两方面则集中力量。如卷二“酒楼”条，邓注本只注有两条，本书则有十三条；同卷“饮食果子”条，邓注本有二十一条，本书竟注有一百十九条，其中如“淹藏菜蔬”、“兜子”、“烧臆子”、“洗手蟹”等，都是别人未曾注意、也无由释义的。其他如“奇术异能”、“泥丸子”，以及“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及有关《元宵》中伎艺的注释，如把正文和注文串联起来，真可视为一部北宋伎艺短史。
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局部）
本书注文范围极为广泛，其中注意以图配文，并大量采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宋代文物，如卷四“会仙酒楼”条，有谓“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笺注中除引用唐李济翁《资暇集》、张端义《贵耳集》外，于案语中指出1963年安徽宿松县有宋墓出土由温碗、注子配套组成的注碗，并配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中的注子和注碗图，江西南城墓出土之注碗、酒台子等图。又如卷六“元宵”条，有三十六条注，记北宋各种伎艺，并选有陈元靓《事林广记》所载之蹴鞠图（共有六人踢球），在案语中又提及湖南博物馆所藏宋代蹴鞠铜镜，又有宋代敦煌壁画顶竿图、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刻本“关公单刀会”之鼓笛图。
我想还有一处更使人感兴趣的，是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中称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本书笺注就特将“书籍”一词列出，引有好几种宋人著作予以参证，如苏颂《苏魏公文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张邦基《墨庄漫录》、王明清《玉照新志》、王得臣《麈史》、岳珂《桯史》、魏泰《东轩笔录》，具体记述相国寺内所售之书极为繁富，且多珍奇之作，后并加案语，提及辽宁省图书馆现藏有宋版《抱朴子》即为大相国寺东荣六郎书籍铺所刻（并配有图）。这对于我们现在研究书籍文化史，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史料。其他如卷三“般载杂卖”条有“又有独轮车”句，即配《清明上河图》中之独轮车图，使文中所记“前后二人把驾”、“前有驴拽”，更为形象；同卷“防火”条记有“火叉”，即配有《武经总要》之“火叉图”，都使人读后有清晰印象。其他所配图还不少，据统计，全书共配有宋代一百余幅摹图，这应是笺注方式的创新之作，多有开拓余地，很值得考虑。
书中引用大量经得起推敲的宋元话本小说及百回本《水浒传》，也富有特色。如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其中樊楼、曹门、金明池、桑家瓦，都是东京实地；《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山亭儿、茶坊、行院规矩，皆得东京习俗之真；《简帖和尚》中的鹌鹑馉饳儿吃法，可使人如睹东京饮食风貌，现于眼前。这些，都可以说是扩大了宋代文明史研究的领域。有些词句，引用话本小说加以参证，就可以使今天读者真切明白原意。如卷二“饮食果子”条有云“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此“茶饭量酒博士”如何理解？现注中引有宋话本《杨温拦路虎传》及《阴骘积善》，就可以明白此茶博士为茶坊中服务人员的一种美称。又卷五“育子”条有“五男儿女花样”，注中引宋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后加案语，说明“五男儿女”为宋时“家庭美满之喻”，如无此注，确不易明了原意。又，这里顺便提一下，即本书注文中一些重要条目，在引用若干材料后往往加有案语，标为“文案”。这些案语有长有短，涉及面广，在吸收诸家之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引领读者把握问题的核心所在。全书约有五百余条案语，言简意深，多为本书著者自己读书深研所得，这也是笺注作法上一种新的探索。
最后我还想提一个建议。著者于《凡例》中说：“中华邓注本、京都译注本已注条目，本《笺注》不注，以免掠美之嫌，亦避免引起混乱。”即过去两本已注的，这部《笺注》本就不列，这在体例上是明确而谨严的。但对一般读者与多数研究、教学工作者来说，邓注本已出版多年，现在少见，京都译注本也不易见到，因此要想通读《东京梦华录》全书，会有一定难度。我过去曾细读过邓注本，邓注当然有所缺失，但它终究是中国关于《东京梦华录》的第一个注本，开创之功不可掩没，有些注引书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因此，我想我们可以编撰一部较为完整的笺注本，既吸收邓注本、京都译注本值得引入的材料，又较广泛采纳国内外其他著作，在吸引时可以标明出处，同时还可作适当的补正，这就不会有掠美之嫌，反而有集大成之誉。我想伊永文先生或可予以斟酌，再过若干年，如对本书还有所正补时，不妨对此作一整体考虑。
傅璇琮
2004年冬初稿
2005年秋修订
（本文选自《东京梦华录笺注》一书序，标题为编辑所拟）
《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
[宋]孟元老 撰 伊永文 笺注
繁体竖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6587-6
138.00元
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一部缅怀旧都开封繁华富庶、描绘多彩市民生活的著作。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共十卷。前五卷记载皇宫建筑、衙署布局、街巷寺观、礼仪风俗等内容，后五卷按时间顺序讲解一年中的岁时节令和民俗风尚。它是城市社会文学作品的开创之作，对城市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伊永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大量文献，历时二十多年，著成《东京梦华录笺注》一书。它不仅为阅读《东京梦华录》提供了一个准确、可靠的读本，广泛征引的文字资料和各类插图更使读者可以直观、清晰、准确地了解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市风情和市民生活。
《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国学文库）
[宋]孟元老 撰 伊永文 笺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186-2
78.00元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