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是一部緬懷舊都開封繁華富庶、描繪多彩市民生活的著作。伊永文先生曆時二十多年，著成《東京夢華錄箋注》一書，全書資料豐富，插圖準确，面世以來備受好評。
本書2006年首次出版時，傅璇琮先生寫作序言，介紹了書的出版過程和價值特色，稱“這一《箋注》本資料之繁富，可以說是同類著作所未有的。”
這部近一千頁，約六十餘萬字的《東京夢華錄箋注》，經伊永文先生曆時二十多年的專心研究，艱苦努力，現在終于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我内心深有欣慰之感。我與伊永文先生于上世紀90年代初即已相識，那時他從天津南開大學來北京，轉緻前輩學者王達津教授一信，信中介紹了永文先生對《東京夢華錄》的箋注工作。我時正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就抽時間閱看永文先生帶來的部分樣稿，對他的研究思路與箋注方向甚為贊賞，後經交談，雙方達成一緻意見，表示中華書局可以接受這一項目。從此以後，他的這一《東京夢華錄》箋注工作就全面展開。我對《東京夢華錄》一書是深有感情的。1955年我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浦江清先生助教，重點在宋代文學教學，那時我就讀了《東京夢華錄》。此書著者孟元老于北宋晚期即徽宗崇甯二年癸未（1103）即居住于汴京，至靖康二年（1127）因金人入侵，才避亂南下。他在汴京住有二十四年，很有感于當時“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後于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1147）作此書序時，就特描述汴京城内“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争馳于禦路，金翠耀目，羅绮飄香”。正是以，那時不論“垂髫之童”、“班白之老”，皆“時節相次，各有觀賞”。這确如南宋時洪邁《容齋詩話》所說：“國家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也正是以，孟元老在南方居住時，緬想當年風情，“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于時立志就省記所及，“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睹當時之盛”。孟元老一方面富有情緻地緬懷北宋都城的美麗景觀，另一方面則以極為精細的筆調描畫市民日常生活，應當說這是有關大陸城市社會文學作品的開創之作，極有曆史文化價值。也正是以，1980年間，那時我剛由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主任調任副總編，就建議與商務印書館協商，将商務于1959年出版的鄧之誠先生的《東京夢華錄注》列入中華書局的“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重新出版。但此後聽說友鄰國家日本有譯注本出版（即永文先生本書序中提及的日本京都大學入矢義高、梅原郁《東京夢華錄譯注》），對鄧注本多有批評。那時我對京都譯注本原書雖未看到，但甚有所感。《東京夢華錄》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名著，作為本國的文化遺産，中國的學者有責任、有義務對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八十年代以來，我們中國學者關于《東京夢華錄》的釋義，也有一些文章刊發，但還處于零散狀态。正因如此，九十年代初，我一晤及伊永文先生，即以學術同行與出版者身份，表示極為贊同他的工作意向。
《東京夢華錄注》（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永文先生一開始作此專題，就已有創新意識。上世紀七十年代中，他就讀于南開大學中文系，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著名專家王達津先生接觸甚密，在王先生指導下，開始對《水浒傳》進行研究。後又受到南開幾位學者如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小說戲曲史專家甯宗一、朱一玄先生等指導，寫有《〈水浒傳〉是反映市民階層利益的作品》一文，刊于1975年《天津師院學報》第四期，頗受學界的關注、重視，古代小說研究界就有一種“《水浒》市民說”。由此，他就由《水浒傳》研究而進入對市民、城市的探索，這就必然觸及《東京夢華錄》，于是有關《東京夢華錄》及市民生活的資料就逐漸有所積累。八十年代起，一方面他獲睹中華書局出版的鄧之誠注本，一方面在作《宋代城市風情》一書，就将二者結合起來。那時他又較為全面地查閱了宋代筆記小說，一邊寫書，一邊就作《東京夢華錄》注，于1987年完成十五萬字的初稿。據說他曾以這一初稿與一家出版社商議，但卻未被接受。他當時已調至黑龍江商學院工作，就又從事于資助項目《明清飲食史》之研究。不過這一飲食史項目，仍有益于對《東京夢華錄》作注，特别是是以而熟悉和掌握了許多烹饪資料。鄧之誠注本自序中曾特提出：“斷句以伎藝飲食為最難。”永文先生因搜集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由此對鄧注作了不少補正，并曾寫有好幾篇有關宋代飲食、科技等專文，在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據我所知，有《宋代船塢考略》（即《東京夢華錄》“奧屋”之釋文）、《中國最早的暖水瓶》（即《東京夢華錄》“提瓶賣茶”之釋文）、《唐宋“文身”及其文化意蘊》（亦即《東京夢華錄》有關“文身”的釋文）等。這都為《東京夢華錄箋注》作了充分的準備，提供了紮實的史料基礎。
伊永文先生在書案前工作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永文先生後雖又調至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在這長時期從事箋注工作，從未得到過科研經費資助。這樣，他有時出外查閱資料，參加學術會議，長途跋涉，都是自己出錢的。但他不為所動，不受阻撓。《莊子·德充符》有雲：“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我想，就我們學者來說，此所謂“有德”，當應是一種理性的認識和奉獻的氣質。就上所述，我覺得，從這部《東京夢華錄箋注》成書過程與書的本身來說，此書确有兩大特色，即一為專，二為通。所謂專，即前所說的，超脫名利，一心為學；專心一緻，力求創新。當然這也展現在書的本身，而就書本身而言，則主要是博通，即不拘限于傳統的校注體例，而以較開闊的學術視野，多角度多層面地運用各種樣式的文史資料，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跨學科的綜合性學術探索。本書以鄧之誠注本與日本京都大學譯注本作為主要參考，雖然按照著者所定的體例，凡二者已注的，此書就不注，但仍細心關照此二書的成果，同時又充分注意我們國内學者的有關論著，做到對成果充分吸納，對疑誤又細心糾察。如卷一“大内”條“泛索”一詞，鄧注本引《宋會要》、《事物紀原》所載“取索司”以證“泛索”，永文先生在另引用《武林舊事》後，加案語，謂鄧注此處與原意差遠，于是提出日本京都譯注本釋“泛索”為“臨時需求”，較鄧注所釋，文意更明。又同卷“内諸司”條“内弓劍槍甲軍器等庫”句，京都譯注本釋為弓劍、衣甲、槍、劍、弩五庫，現案語中則引據龔延明《關于東京夢華錄部分注文商榷》，指出應為内弓、劍、槍、甲四庫，“軍器”為總括詞。龔延明先生為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宋史專家，于宋代官制深有研究，這裡就據以糾正京都譯注本之誤。
《宋會要輯稿》
應當說，《東京夢華錄》一書，如敦煌遺書那樣，已廣泛引起海外學者的注意與興趣。除日本學者外，永文先生在序中還提及美國學者奚如谷的《釋夢——東京夢華錄的來源、評價與影響》一篇專文，充分肯定其精湛功力與新的思維研究方向。目前，學術界已有提出，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現在已可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我想，這一學科建設，有關中國古代城市文化著作，是應着重研究的。現在這一新的箋注本出版，必将促進中外學者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交流。我們可以乘此機緣，與海外學者友好合作，團結相處，互相交流，取長補短，這将會是世界漢學研究領域一項有意義的舉措。這一《箋注》本資料之繁富，可以說是同類著作所未有的。鄧注本引有宋元典籍一百四十八種，而永文先生此書，則幾乎包容了目下所能找到的所有宋代筆記小說，再加上元代及明清人的書，已達一千二百多種。所引用的，又不局限于傳統的經學、史學等典章制度之書，而是廣泛引用詩文集、筆記、詩話、話本小說，甚至笑話、相聲之類俗文學圖書，可以說囊括多門類的知識，真是立足于“打通”，還原《東京夢華錄》市俗生活的特色。不僅引書多，且注釋面廣。如鄧之誠先生在其書序中曾謂原書“難施句讀”，“斷句以伎藝飲食為最難”，故其注在伎藝、飲食方面甚為薄弱，而永文先生在這兩方面則集中力量。如卷二“酒樓”條，鄧注本隻注有兩條，本書則有十三條；同卷“飲食果子”條，鄧注本有二十一條，本書竟注有一百十九條，其中如“淹藏菜蔬”、“兜子”、“燒臆子”、“洗手蟹”等，都是别人未曾注意、也無由釋義的。其他如“奇術異能”、“泥丸子”，以及“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蝼蟻”，及有關《元宵》中伎藝的注釋，如把正文和注文串聯起來，真可視為一部北宋伎藝短史。
宋張擇端繪《清明上河圖》（局部）
本書注文範圍極為廣泛，其中注意以圖配文，并大量采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新出土的宋代文物，如卷四“會仙酒樓”條，有謂“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箋注中除引用唐李濟翁《資暇集》、張端義《貴耳集》外，于案語中指出1963年安徽宿松縣有宋墓出土由溫碗、注子配套組成的注碗，并配有河南禹縣白沙宋墓壁畫中的注子和注碗圖，江西南城墓出土之注碗、酒台子等圖。又如卷六“元宵”條，有三十六條注，記北宋各種伎藝，并選有陳元靓《事林廣記》所載之蹴鞠圖（共有六人踢球），在案語中又提及湖南博物館所藏宋代蹴鞠銅鏡，又有宋代敦煌壁畫頂竿圖、元至治《三國志平話》刻本“關公單刀會”之鼓笛圖。
我想還有一處更使人感興趣的，是卷三“相國寺内萬姓交易”條，中稱相國寺“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本書箋注就特将“書籍”一詞列出，引有好幾種宋人著作予以參證，如蘇頌《蘇魏公文集》、邵博《邵氏聞見後錄》、百歲寓翁《楓窗小牍》、張邦基《墨莊漫錄》、王明清《玉照新志》、王得臣《麈史》、嶽珂《桯史》、魏泰《東軒筆錄》，具體記述相國寺内所售之書極為繁富，且多珍奇之作，後并加案語，提及遼甯省圖書館現藏有宋版《抱樸子》即為大相國寺東榮六郎書籍鋪所刻（并配有圖）。這對于我們現在研究書籍文化史，提供了極有學術價值的史料。其他如卷三“般載雜賣”條有“又有獨輪車”句，即配《清明上河圖》中之獨輪車圖，使文中所記“前後二人把駕”、“前有驢拽”，更為形象；同卷“防火”條記有“火叉”，即配有《武經總要》之“火叉圖”，都使人讀後有清晰印象。其他所配圖還不少，據統計，全書共配有宋代一百餘幅摹圖，這應是箋注方式的創新之作，多有開拓餘地，很值得考慮。
書中引用大量經得起推敲的宋元話本小說及百回本《水浒傳》，也富有特色。如宋話本《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其中樊樓、曹門、金明池、桑家瓦，都是東京實地；《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中的山亭兒、茶坊、行院規矩，皆得東京習俗之真；《簡帖和尚》中的鹌鹑馉饳兒吃法，可使人如睹東京飲食風貌，現于眼前。這些，都可以說是擴大了宋代文明史研究的領域。有些詞句，引用話本小說加以參證，就可以使今天讀者真切明白原意。如卷二“飲食果子”條有雲“凡店内賣下酒廚子，謂之茶飯量酒博士”。此“茶飯量酒博士”如何了解？現注中引有宋話本《楊溫攔路虎傳》及《陰骘積善》，就可以明白此茶博士為茶坊中服務人員的一種美稱。又卷五“育子”條有“五男兒女花樣”，注中引宋話本《三現身包龍圖斷案》，後加案語，說明“五男兒女”為宋時“家庭美滿之喻”，如無此注，确不易明了原意。又，這裡順便提一下，即本書注文中一些重要條目，在引用若幹材料後往往加有案語，标為“文案”。這些案語有長有短，涉及面廣，在吸收諸家之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判斷，引領讀者把握問題的核心所在。全書約有五百餘條案語，言簡意深，多為本書著者自己讀書深研所得，這也是箋注作法上一種新的探索。
最後我還想提一個建議。著者于《凡例》中說：“中華鄧注本、京都譯注本已注條目，本《箋注》不注，以免掠美之嫌，亦避免引起混亂。”即過去兩本已注的，這部《箋注》本就不列，這在體例上是明确而謹嚴的。但對一般讀者與多數研究、教學工作者來說，鄧注本已出版多年，現在少見，京都譯注本也不易見到，是以要想通讀《東京夢華錄》全書，會有一定難度。我過去曾細讀過鄧注本，鄧注當然有所缺失，但它終究是中國關于《東京夢華錄》的第一個注本，開創之功不可掩沒，有些注引書也是很有史料價值的。是以，我想我們可以編撰一部較為完整的箋注本，既吸收鄧注本、京都譯注本值得引入的材料，又較廣泛采納國内外其他著作，在吸引時可以标明出處，同時還可作适當的補正，這就不會有掠美之嫌，反而有集大成之譽。我想伊永文先生或可予以斟酌，再過若幹年，如對本書還有所正補時，不妨對此作一整體考慮。
傅璇琮
2004年冬初稿
2005年秋修訂
（本文選自《東京夢華錄箋注》一書序，标題為編輯所拟）
《東京夢華錄箋注》（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宋]孟元老 撰 伊永文 箋注
繁體豎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6587-6
138.00元
宋代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是一部緬懷舊都開封繁華富庶、描繪多彩市民生活的著作。書成于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共十卷。前五卷記載皇宮建築、衙署布局、街巷寺觀、禮儀風俗等内容，後五卷按時間順序講解一年中的歲時節令和民俗風尚。它是城市社會文學作品的開創之作，對城市史、經濟史、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伊永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搜集了大量文獻，曆時二十多年，著成《東京夢華錄箋注》一書。它不僅為閱讀《東京夢華錄》提供了一個準确、可靠的讀本，廣泛征引的文字資料和各類插圖更使讀者可以直覺、清晰、準确地了解北宋都城開封的城市風情和市民生活。
《東京夢華錄箋注》（中華國學文庫）
[宋]孟元老 撰 伊永文 箋注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978-7-101-15186-2
78.00元
（統籌：一北；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