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 /文
中国宋代在医学史上的转变，实非一般的知识和技术眼光所能概括。医学在知识及技术上的变化，从科技角度，当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样的视点，实际上可能因为它更多的现代性观察，而造成对中国医学自身变异的遮蔽。至少，当我指陈中国宋代由于皇帝本人的知识和技术兴趣中，隐含了对医学权力的一种来自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政治诉求，这就意谓着医学知识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受到道德层面上的支持以及制约，其进步趋势以及程度其实都依赖于另外一种思想观念的发生与推动。这就是宋代新儒家的“性理之学”及其形成的知识权力，对于医学实质的改造和嬗变。
让我们先从宋朝初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与学者说起。
范仲淹希文先生，是宋仁宗（1023—1063年）时期朝廷重臣。两岁时，就离开姑苏出生之地，随同母亲一道迁居山东淄州。因为命中的苦孩子出身，从小便知道用功读书，长大好做一番事业。那时，他的姓名随商人继父叫朱说。还在寒窗苦读之中，也许受了典籍上先贤事迹感染，他预先定岀一个理想，将来一定要争取做宰相。这样的话，一般都藏在心里，不太敢对人说出来，有一回范仲淹还是忍不住，就在他读书的山村小庙醴泉寺问了一卦。谁知卦辞上却说他没有这样的机遇，范仲淹不服气，又追问一卦，卦辞仍然如此，这不免让他有几分失望。范仲淹原是一热血少年，有想当宰相的愿望，也不单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因自己身世低微，被人耻笑，便感到社会特别不公正，他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谋幸福的。然而，莫非这么一点心愿，老天爷竟不肯成全么？
好在范仲淹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浮华少年，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心思一转，便说出了让后世众人特别敬佩，也为后来一些读书人指点人生路径的话：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不能做一个最好的宰相，那我就做个最好的医师。这话的初意，放在那个以仕进为正途的时代，其实是带着无可奈何的，然而这种二者取其一的思路，却在宋代以后的解读中，发生了语义上的积极变化，在中国文人“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路上，更进一步，更有了进取和务实的风度。古时候书上有“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政治名言，但范仲淹的说法显然别得心裁更具个人创见，他为中国儒学信仰拓开了一个新理念、新境界。真正是有志不在年高了。
1016年左近，三十岁的范仲淹报告皇帝申请归宗复姓之后，离他做宰相的目标，虽然还有二十多年，但他在政治上已经渐入佳境，理想的实现已非当日白日梦。这就是说范仲淹终究没有做良医，他的事业方向，始终在地方、边疆、朝堂上的军事与政治，而非民间悬壶。庆历三年（1043年）8月，宋仁宗赵祯（在位时间1022—1063年）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相），他在实现了自己第一个理想情况下，势必不可能再有机会完成第二个选择。然而，假如我读到第一年他给皇帝的一份关于医学的重要奏议《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就会发现他并没有放弃与医学理想的关系。（《范文正公集》）张哲嘉在他的论文《官方医学分科与医学发展》中特别指出范仲淹这道奏议的贡献：
庆历三年（范仲淹）获仁宗大用，达成原有的第一志愿（良相）后，则思欲让第二志愿也能随之在众多年轻人身上实现。庆历四年，他有鉴于当时汴京“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所以建议选派能讲医书者三五人为医师，公开讲授《素问》、《难经》等文字。而且其针灸亦别立科教授，经三年后方可选试，高等者入翰林院充学生祇应。此议马上得到采纳，“科”这个词首次用在中国医学史上，就是出自这封奏议。
给皇帝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国家大臣职责所在，当范仲淹立意政治改革时，医学特列为“新政”建设要点之一，“一个独立的医学学校，太医局，建立于1044年，教授专业课程，考查学生，授予官阶和职位。有时甚至负责地方医疗官员的监督。”（《繁盛的阴》）尽管范仲淹本人很快遭致失败离开副相的位置，但医学教育却沿着他的设计施行，两宋医学教育制度之完备，以及医学新知识的形成，不能不说范仲淹有开创之功。范仲淹自己尽管没有做良医，但亳无疑问，他在医学教育上的设计，却培养了众多“良医”，而两宋儒医这个新群体的产生则赖此为制度保证。
《能改斋漫录》的作者吴曾，在追叙范仲淹的许多事迹时，似乎忘记范仲淹对医学的真实贡献，倒是《泊宅编》的作者方勺，在他的笔记里记录了这位当代名臣与医学的一则轶事。范仲淹复姓后，并未迁家原籍，他的老母亲习惯住在北方，他也就在洛阳附近安置母亲颐养天年。那时北方气候异常，经常闹疫病，想到母亲年衰体弱，每到夏天，他就在自己家院子里的那口老井，投放一种叫作青术的草药，一次放好几斤，用来防备疫气侵犯，保证母亲身体健康。这可能属于文人趣闻，但在方勺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故而他特别以此日常之医事来点染范仲淹不平凡的生平，借以保存一位儒者惟诚惟孝之心。
关于范仲淹的个人叙事到此应该结束。但峰回路转之处，却正在于宋代在宋仁宗（1023—1063年）一朝，医学发生关键性的变易，这使范仲淹“良医”之思有了更多的后续意义。
却说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在王朝采用范仲淹的建议，着意实施新政的重大决策期间，京城一片激动喧哗声中，却插进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位叫沈常的进士，到汴梁找工作来了。沈进士是朝廷开科正式选拔的人才，自从中式后不知为什么却始终没有一官半职，这在对士大夫十分优渥的宋帝国，算是难得一见的异常之事。想必沈进士在京都运气仍然不佳，碰过几回壁后，发现京都有一种人比起普通官员还要神气，那就是翰林医官。自太宗皇帝推重医学，翰林医官在朝廷的地位确实风光。然而方技之流，士大夫文人原是瞧不上眼的吧。可沈进士现在却不这么想，既然医官是一个好差使，那么何不试试能否改行从医呢。
于是，沈进士特地拜访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赵从古，希望赵能够看在他是一个读书人份上，引进他入太医院。出乎意料，赵从古拒绝了沈进士。赵与沈之间有一段有趣的对话。赵说：“医术比之儒业，然其次也。盖动掌人命，非谓等闲学者。”沈不服气道：“吾然穷蹇，乃自服儒，读孔孟之书，粗知历代君臣之道。今屈志学之伎术，岂为高艺？”赵从古正色道：吾道非贱土能矣！”他给沈讲了晋代时一件事，一位饱学才士，准备用《周易》来订正医学，与名医祖纳讨论，祖纳道，学者辨释经典，即使有点异同，也不会影响国家的风教，可从医的人对小小的汤药不通晓，就会出人命，怎么敢轻视！听赵一番话，沈进士犹遇当头棒喝，不得不知羞而退。
这个叫“赵言沈羞”的故事，记录在1220年刊行的《历代名医蒙求》中，作者周守中，生活在南宋中期，是一位试图编写医学史的学者。尽管我们看到，由于医官赵从古的傲慢，进士沈常进入医学的愿望未能实现，但这里却传达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即儒士表达了他们对医学的某种志业认同。这就是说，当年范仲淹的第二个选择，在沈常的故事中不仅具备了现实性，而且将进入医学新的思想和文化评价进程之中。赵从古的谈话，无论正确与否，此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沈常的选择，意味着医学儒学化在现实情境中成为一种需要和可能。
宋史记录，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根据朝廷一位大臣、昭文馆大学士韩琦的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在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并任命“直集贤院、文院检讨掌禹锡等四人并为校正医书官”，开始了《黄帝内经素问》等十部最重要的医学经典的勘正工作。这就是参与并主持校正医书的儒臣们，不断得意宣称的“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择用儒臣校正医书，并非简单的文字事务，而是关系到官方的医学立场移位。可以说宋仁宗的这一做法，与前代相比，实属创举。当日参与校订医书的孙兆说：“三代而下，文物之盛者，必曰西汉，止以李柱国较方伎，亦未尝命儒臣也。”孙兆等人都有进士身份，他们对自己的校书使命，显然有着一种崇高感。而宋仁宗改变历代以来的传统，所取立场，实为儒学正式介入医学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我们知道，魏晋以来数百年，医学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道家那里，包括佛氏亦多有参与，而儒学在医学是一直没有地位的。而且，由于医学传统一直为“山林与门阀”所垄断，在其知识权力上，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就使魏晋以来的宫廷医学，也重点依靠那些出身山林的“道士”，以此形成一个以道士身份为主体的医官群体。以唐朝为例，唐太宗至高宗时期的宫廷尚药奉御孙思邈，即是奉召入宫的著名道士，此前他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烧炼丹药，精研医术。《黄帝内经·素问》的编辑者王冰，不仅自己有叫启玄子的道士身份，而且传授他医学的导师玄珠道人，更是一位隐在山林中的道士兼医学理论家。
这固然由于唐帝国立道家之学为国教，故重视道家学者，同时也因医学知识普遍为道家学者所专有，遂形成医以道家为重的价值认同。这种情形，甚至延续到宋初。因为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宋太祖与宋太宗身边重要的宫廷医师，均来自道士集团。前述兴隆观道士王怀隐，作为太医院的首席医师，因奉命领《太平圣惠方》，成为在宋初朝廷里最炙手可热的医学家。现在到了宋仁宗时代，皇帝利用他的政治权威，把医学话语权付与儒家学者，这种根本性的改观，表明一个医学的新知识时代正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医学群体——儒医——现身的条件亦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