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朝的世界秩序
魏志江 潘清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所谓“世界秩序”，亦称“国际秩序”，主要是指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变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并由较强实力的国际行为体主导形成的制度性规范、机制和社会性文化认同等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本文所讨论的辽朝的世界秩序，主要包括东亚朝鲜半岛和内陆亚洲在内的国际秩序，显然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区域性国际秩序的范畴。尽管学术界对世界秩序的概念意见非一，但是，我们认为其基本上包括区域内国家实力的物质性建构和社会认同的文化性建构两个层面，故本文拟从辽朝与宋朝、西夏、朝鲜半岛的高丽以及西域诸国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以辽朝为主导的整个东部欧亚区域政治、经济的制度规范和社会性文化认同的建构等方面，论述辽朝与东亚和内陆亚洲的外交关系及其对世界秩序建构的进程与意义。
传统观点认为，东亚历史存在着所谓“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其主要特征是以中国汉唐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儒家理念为主要文化认同的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行朝贡。然而，辽朝对东部欧亚世界秩序的建构及其形态，却对传统所谓“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理论发出挑战。由于中国学者大多遵循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等理论形态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或是其他汉族中原王朝时期，而从欧亚区域史和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角度，对10至12世纪以辽朝（含西辽）为代表的中国北族王朝的对外关系与世界秩序的研究比较薄弱。作者拟在长期致力于研究辽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辽朝与东部欧亚大陆世界的关系，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北族王朝辽朝的世界秩序，并与费正清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理论进行商榷，从而揭示辽朝和契丹民族在东部欧亚大陆的历史地位及其塑造世界秩序的进程和影响。
一、辽朝与东部欧亚世界的权力结构
辽朝的东亚世界秩序主要由辽朝与宋朝、西夏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诸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及其形成的以辽为主导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由于辽宋西夏和高丽诸国关系的变化，10至12世纪，在东亚世界形成了以辽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辽宋高丽西夏诸国并存。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先后逐个武力灭除南方诸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国家分裂，中原复归一统。但宋朝却在雍熙北伐和岐沟关之战中两次败于辽朝，因而不得不对辽朝采取守势，于是宋辽形成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
1004年，辽圣宗与母承天太后御驾亲征，对宋朝发动军事征伐，大军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两军对垒，宋真宗在丞相寇准的力劝下前往澶州督战。两国虽互有胜负，但是辽朝是大军深入宋境，对宋的威胁自不待言，两国遂结成城下之盟。史称澶渊之盟。这一盟约的签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自此之后，宋辽之间保持了约120余年的和平局面。正如姚从吾先生所说，澶渊之盟“自然助成东亚区域内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彼此交流混合，双方文化互助交流以后，第十一世纪塞外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很自然的归入中原汉唐文化的主流，而成为广义的中华民族，实奠基于这个辽宋对峙的时期，这是辽宋‘澶渊盟约’在东亚史上的真正价值”，中国史上“这时期始有所谓国与国对等的互相尊重的外交关系”。澶渊之盟对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大影响于此可窥见一斑。因此，澶渊之盟的签订是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发生动摇的表征，而通常被视为“夷狄”的辽王朝就此取得与华夏正统宋王朝相对等的地位。
1010年，辽圣宗亲政，以康兆弑君为借口亲征高丽以迫使其臣服。不久，又因“六城”问题，第三次征伐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辽开泰四年，高丽显宗六年，1015），因宋朝兵援不至，高丽无奈只有再度归附契丹，向其称臣朝贡。辽高丽宗藩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并由此奠定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
从1071年高丽恢复对宋朝的朝贡，到1126年，辽、宋先后为金朝所灭的历史，东亚的辽宋丽三国关系中实可谓形成了高丽对辽、宋同时朝贡的所谓“二元”朝贡体制。韩国学者全海宗在其《韩中关系史研究》中认为，高丽对辽金元的朝贡，是古代韩中朝贡关系的变质。这段历史实则表明高丽时代是中韩朝贡关系的转型时期。韩国学者徐荣洙教授曾对所谓“朝贡关系”的概念加以界定：“一般来说，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是以政治臣属为前提，这一点见于历法或年号的采用，以象征和表示从属关系。随之是内政干涉及仪礼关系的建立，继而是宗主国向从属国收取方物的要求。甚至成为后者负担的一种经济关系”。
1141年，西喀喇汗王朝联合塞尔柱王朝等组成联军渡过阿姆河，进军河中地区，在撒马尔罕北部的坎特湾草原，与西辽耶律大石所率的契丹、汉人和归附的特厥部队大战。耶律大石以逸待劳，利用峡谷地利大败塞尔柱王朝的联军。坎特湾会战成为中亚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无疑奠定了耶律大石在内陆亚洲的统治基础，以西辽帝国为主导的欧亚东部世界秩序也宣告建立。
二、辽朝世界秩序的制度规范与文化认同
首先，辽朝在东部欧亚区域确立了以宗藩关系为主的多元复合型制度规范。所谓宗藩关系的制度规范，主要表现在构成宗藩关系的国际行为体必须有以册封和朝贡为基础的政治臣属的行为；宗藩体制结构内的国家或政权必须共建、共享安全利益，即“天子守在四夷”，同时，辽天子保障周边四夷的安全，即宗藩体制所要求的对藩属国安全义务的保护。此外，藩属国自觉接受和认同以辽朝为代表的文化及其价值观。辽朝在东亚建立的是典型的宗藩体制，而在内亚建立的宗藩体制与一般的朝贡行为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具有内亚制度化规范的结构特征。因为一般在东亚，宗藩体制的制度规范必须以臣属为前提，贡期、贡道和朝贡品目等均由礼部规定，不得随意变更，藩属国必须采用辽王朝的年号、正朔等，辽朝的皇帝对藩属国国王继位等予以册封、赏赐，并对藩属国的朝贡物品加以回赐，两者之间是典型的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和君臣关系的不平等地位。
其次，辽朝将“因俗而治”的内政制度有效地运用于内亚大陆，并实现了契丹治下的和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辽朝内政实行的多元军政体制和经济结构赋予了其外交政策多元复合型的特征。长期以来，辽朝不论是在统治东亚区域，还是西辽帝国时期对内亚的经略，都实行“因俗而治”外交政策。辽朝并非是纯粹的中原传统的农业中央集权制度，因此，作为内政延续的外交制度及其构建的国际秩序也必然是多元和复合型，即以辽朝与高丽和内亚的高昌回鹘的宗藩关系为主，与其他内亚诸国建立多元复合型的东部欧亚大陆世界秩序。辽朝虽由游牧民族主导，但接管燕云十六州后，也有大量汉民从事定居农业，为辽朝提供大量的财政来源。因此辽朝奉行“因俗而治”，实行农耕汉人与游牧契丹族人分而治之的“南北面官制”。虽然根本的大政方针还是由契丹人的北面官制所决定，但是南部汉民的事务则大体遵照汉地旧制。而在辽、宋两极格局时期，中原的北宋王朝和辽朝都不满足“独霸东亚”的条件，因此辽、宋之间，平等共存而相互竞争的关系是唯一的选择。辽朝的外交关系，也正是依据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将“因俗而治”的内政原则用于指导对外事务，以灵活多样的务实外交尽可能地将东部欧亚大陆诸国纳入以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宋争夺在东部欧亚大陆的主导权。
最后，辽朝兼容各民族多元和相互融合的文化政策是其建构世界秩序的文明基础。10到12世纪期间，辽朝作为游牧文明的代表，却在伊斯兰文明、游牧文明及儒家文明的断层线上两度成功建立起了幅员辽阔，文化多元且与各文明持续互动的帝国。无论是辽，还是西辽，契丹民族都并未“战胜、消灭或征服”以宋为代表的儒家文明或以喀喇汗国为代表的内亚伊斯兰文明。
无疑，文明及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辽朝与宋朝之间，东、西喀喇汗国与高昌回鹘和于阗之间，以及花剌子模和西喀喇汗国起兵反抗西辽等战争，都给我们揭示了这种差异很可能演化成敌意，进而引发战争。辽及西辽后期对于其他附属国（辽对女真，西辽对东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及花剌子模）的不尊重甚至镇压，特别是如屈出律妄图使用暴力逼迫西辽国民改信佛教的“契丹化”政策，最后激起了强烈反弹，反而导致了军民人心涣散，国家崩溃。因此，单凭军事实力，依靠军事行政的强制手段，显然无法持续性维系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而契丹得以长期在文明断层线东侧和腹地维系一个庞大帝国的原因，就在于其强大的文化包容力。通过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辽朝成功地让境内所有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都感受到包容与尊重。佛教本是耶律大石等西辽统治集团的上层宗教，但是西辽帝国并非仅优渥佛教而压制其他宗教，正是“由于西辽王朝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改变了喀喇汗王朝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限制其他宗教的政策，因此，在西辽帝国境内各种宗教都活跃起来，包括伊斯兰教在内都有很大发展”。辽与西辽的文明包容和融合的政策，催生了辽朝时代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各个文明形态的多元共存，实现了以辽朝为中心的东部欧亚大陆区域社会性文化的重塑和认同，并将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都纳入到以辽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中，从而实现了契丹治下的和平。
三、辽朝的世界秩序和费正清东亚“朝贡体系”
辽朝时代，东部欧亚大陆存在以辽宋澶渊之盟为典型意义的平等睦邻关系、以辽朝为中心的东亚以及内陆亚洲存在的以宗藩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复合型的世界秩序。与费正清先生提出的所谓东亚的“朝贡体系”在制度内涵和价值取向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盖“华夷秩序”的理论始于美国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由于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华夷秩序”等理论形态的研究十分薄弱，尤其是对在具体理论研究中悉踵费氏之说。1941年，费正清教授与美华裔学者邓嗣禹教授合作发表了《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此文对朝贡制度之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贡献。费正清认为，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农业中央集权制度向国际秩序的延伸，而保持朝贡体系的连贯性和普适性，实际上关系到这一“中国”内部的儒家式文化秩序的延续性和政治稳定性。因此，建立朝贡体系的目的在于确保普天之下都能遵循“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儒家思想原则，从而对国内彰显天子的合法性。因此，一国在与另一较小国确立以儒家思想为原则的朝贡关系之后，必然会尽力将此种朝贡关系复制，并强加到有来往的所有其他小国之上，以形成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朝贡体系。然而，辽朝建构的世界秩序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辽朝的世界秩序中宗藩关系与平等关系相嵌的复合性及宗藩关系形式的多样性，显然是费正清的朝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辽朝建立的是一种复合型的世界秩序：宗藩关系为主，兼有平等互动关系，且宗藩关系的形式多样，而且辽朝与宋朝和大多数内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并非宗藩关系，而是平等邦交关系。在辽朝时期，尽管《辽史》中对所有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均称为“来贡”，但是，由于辽与其中的许多国家并不是宗藩关系，因而也称不上“来贡”，只能如苘乐伟·韩森所称为“赠礼”，如于阗及东、西喀喇汗国等国，尽管国力大大弱于辽，但是除了所谓“来贡”以及缔结姻亲等外交来往外，并没有任何能够明确体现宗藩关系的外交规范，其与辽的关系理应被视作平等关系。尽管在东亚辽与高丽建立了以儒家仪礼规范为基础的宗藩朝贡秩序，但在内亚国际秩序中却始终未能建立以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与费正清的所谓“朝贡体系”相反，辽朝并不排斥与其他内亚小国建立实质上甚至是名义上的平等关系。对于实质上平等的国家，即便是小国，辽朝也从不拒绝与其交往。诚然，辽朝也采取一系列外交举措以寻求建构覆盖整个东部欧亚大陆以宗藩关系为规范的世界秩序，在东亚存在的辽丽宗藩朝贡关系的基础上，辽朝在对内亚诸国的话语中也确实多采用宗藩体系的词汇，某种程度上看似与费正清所谓朝贡体系的扩散性特征异曲同工。然而，与费正清的所谓朝贡体系不同的是，无论是辽，还是西辽，儒家思想原则的指导，始终并非是维护以辽朝为中心在东部欧亚大陆建立世界秩序的必需的价值观。所以，尽管在东亚辽与高丽缔结了以儒家价值观为仪礼和佛教文明为基础的宗藩朝贡体系，却未与内亚附属国高昌回鹘确立此种儒家价值观所规范的仪礼关系；尽管西辽在中央本土施行汉制，却并不寻求将其作为内亚伊斯兰附属国的强制性制度规范。究其原因，首先，作为外来征服者的辽朝，在境内文化多元且辽朝文化软实力相对伊斯兰文明并不占有优势的实力对比和地理环境下，务实地选择了多种文化宗教相互包容的“因俗而治”政策。因此，在对外建构以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时，辽朝并不寻求将儒家思想原则和佛教思想移植到其对外关系中，也不需要借助儒家思想或佛教的价值观以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在东部欧亚大陆，辽、宋两极格局的东亚国际秩序自始至终贯穿了辽朝百年国祚，中原的北宋王朝和辽朝都不具备“独霸东亚”的条件，因此，辽、宋之间，在东部欧亚大陆对附属国均展开了平等而又激烈的竞争。
辽朝的外交关系，也正是依据其国内“因俗而治”的政治生态和外部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将“因俗而治”的内政原则用于指导对外事务，以灵活多样的务实外交，尽可能地将东部欧亚大陆诸国纳入以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在东亚与宋朝展开外交上的竞争；而在内陆亚洲，则以其不同的方式与高昌回鹘和东、西喀喇汗王国及花剌子模王国建立多元复合型的宗藩朝贡关系和睦邻平等关系，从现今斯拉夫语系及突厥语系当中仍将中国称为“契丹”来看，辽朝的对外关系和文明形态对于重塑以辽朝为中心的东部欧亚大陆的世界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辽朝的世界秩序呈现出与费正清教授的“朝贡体系”理论所不同的历史形态，虽然辽朝与东亚的高丽以及内亚的高昌回鹘建立了宗藩关系，并在西辽对内亚的经略中，与内亚诸国建立宗藩关系或者睦邻、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辽朝时代，其建构的以辽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基本呈现出以宗藩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复合型的世界秩序。以辽朝为代表的所谓北族王朝，在10到12世纪取得了东部欧亚大陆国际秩序的中心地位并迫使高丽和内亚诸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辽朝在东部欧亚大陆建立的多元复合型世界秩序，体现了包括汉文明在内的契丹民族文明与东部欧亚大陆诸国多元文明的相互交融，包括汉和契丹文明在内的中华民族文明的融合和重塑，不仅打破了所谓“文明的断层线”，成为辽朝世界秩序的主要文明价值形态，而且，辽朝的世界秩序，也是对费正清的所谓“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进一步修正和挑战，也进一步体现了包括辽朝在内的以多元一体为格局的中华民族对于塑造东部欧亚区域历史文明形态和推动世界秩序进程的能力和影响力。
▲ 《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原文约18000字，《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4年第3期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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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校对：李嘉君
审核：沈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