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王水照有什么故事？

王水照先生，文学史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有名宋代文学研究专家。

王水照教授，是著名的宋代文学研究专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教于林庚、吴组缃等文史名家。1960年毕业后的王水照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帮助钱钟书先生编写《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1978年起，他执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苏轼研究等领域取得瞩目的成绩。

这是自己家庭的影集，介绍几张照片，这个是我们全体55级同学在1960年8月的一张全体照，这张照片现在相当珍贵，我自己也是非常珍爱的一张照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面老师跟同学在毕业的时候经过五年的、我们向老师学习的结果最后一张照片，老师的年龄当时实际上只有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应该是年富力强，但是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学术上都已经到了顶点，一个是林庚老师，林庚老师五十年代的装束一直比较潇洒，他年轻的时候、在清华园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所以他保留他一个独特的风度、诗人气质。1955年、经过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师荟萃、诗人林庚的讲课风采、最受学生的喜爱。林先生是个诗人，他对诗是有真知灼见的，有他自己独特的体悟的，人也长得很帅气、很迷人的，所以他上课非常能够抓住同学的心，自己听上一班的学长们说、他有一次上课最后上完了、上完以后其中一个女同学回到宿舍里面大哭一场，问她为什么呢，她说从此以后听不到林先生上课了。1957年，在唐代文学史课程行将结束之际，应同学们的要求，林庚为大家讲授了诗歌的艺术分析，整整两节课的时间、林庚只分析了两个字。题目叫做《说木叶》，讲“木叶”两个字，“木叶”在古代诗歌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楚辞》里面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这个“木叶”的出处，后来比如说杜甫的诗、无边落木萧萧下，因为“木叶”在诗歌里面成了固定意象以后、这个“落木”大家都知道、不是说“无边落木”，天上有很多树木掉下来了、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就是有很多的树叶掉下来了。那么林庚先生讲的什么道理呢，就是木叶跟树叶只有一字之差，它在概念世界里面是同一个事情、就是指树木到了秋天落叶了，是同一个概念，但在艺术世界里面有非常大的区别，“木叶”给人的感受、艺术感受和树叶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艺术世界里面这个木叶跟树叶一字之差、可谓是一字千金。当时我们同学听得非常的新鲜，而且非常的服气，自己记得讲完课以后大家都鼓掌，林先生很高兴。这种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很快就被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热潮所冲散，林庚和他的《说木叶》也成为学生大字报的重点批判对象。今天，王水照的学生们或许已经不明白大批判为何物，而在当时一旦成为批判对象、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到1958年的时候，就开始从批判木叶开始，说它这个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分析，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分析，没有突出什么阶级观点，自己记得二班的三个同学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在当时《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全文发表，那个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后来大概是有同学去问林先生、对我们的批判有什么看法，因为林先生自己也贴了大字报，欢迎大家批评，那么去问他，那么林先生对这个批评、总还是不能完全认同，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同学能破不能立。诗人的直率、激发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决定用最短的时间集体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把红旗插上文学史研究的阵地。这个决定公布以后啊，很多同学实际上都已经买好票了、要回家了，假期了嘛、都要回家，而且整个学期下来也比较累，有些同学还是有假期 到外面去轻松一下的计划，但是马上都纷纷表示不去了，都写应战书、保证书，走廊里面也贴得琳琅满目，都表示要很好地来完成这个工作。走廊里面就是出了一个布告，大家签名嘛，谁愿意参加哪个组工作，自己看看签名、宋元组签的名比较少嘛、自己就签到宋元组去了，当年还是很很天真，以为能够写出一部真正的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一个文学史。王水照事后回忆、有一群年轻的学生自己动手，在30天里写下一部上下三千年、洋洋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那是在以革命的名义下、一种狂热和盲目自信的举动。这个三十多天怎么过来的，现在也有点模糊了，反正是没日没夜地干，大家都不敢喘一口气，吃饭也匆匆忙忙，所以在编写的过程当中才会发生有一天是连续48小时连续作战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对搞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当时48小时主要是誊写稿子，誊写到后半夜、一边在写、一边就睡着了，第二天看到自己写的是、我要到大饭厅去买饭去了，这个字都写出来了，当时迷迷糊糊当中都写出来了。随着编写工作的深入，学生们渐渐感到了自己的匮乏与无知，但在那个无知者无畏的年代、这并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心。这位呢是吴组缃老师，当时是讲宋元戏曲小说，他们两个老师的特点是、一个原来是诗人，一个原来是小说家，所以在课堂讲授的时候、是最能够叫座的两位老师，我们非常想念的二位老师。第一版的文学史是用三个观点来贯穿的，一个就是所谓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斗争、贯穿整个文学史。第二呢，是民间文学是主流；第三是坚持阶级分析、坚持政治标准第一，那么吴组缃先生就提出来、这个是不对的，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作家文学、是文人文学，当然作家文学应该从民间文学、从人民口头创作中汲取营养，但是人民口头创作不可能成为正宗啊，因为当时劳动人民无权、他没有掌握文字的权利、他也没有什么作品，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同学就反驳他，我们讲民间文学是主流，我们是抱着阶级感情的，抱着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文学史的写作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应该跟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改造结合起来，这是直接在刺他，然后吴组缃先生说、如果说阶级感情的话、劳动人民感情的话，这种感情也是非常幼稚的。在1958年那种气候下、北大老师还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自己觉得很不容易的。这场关于文学史写作标准的讨论，最终以学生的胜出而收场，至此、原本紧张的师生关系已经走向对立。有一次我们在走廊里面开年级大会，周祖谟先生在会上讲、我现在通过同学们的大搞科研、我思想上有非常大的觉悟，今后要在同学们的领导下、我继续地改造思想、前进。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表示师生关系很不正常，但是这个话说了以后、同学当中居然是这么一个议论，都说周老师讲得不对，不是在同学们的领导下、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思想继续前进，还要这么挑剔他，这说明当时师生关系一部分情况来说已经相当、正常的师生关系被扭曲了。1958年国庆前夕，这部由55级同学集体署名的《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作为名校战线大跃进的产物，这部充满批判色彩的著作、被形象地称为红色文学史。把我们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又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给了我们很多荣誉、都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学生代表去发言。报纸上有大片的、报道我们集体的工作的情况，媒体报道的非常多。红皮文学史出来以后，曾经送了一部给陈毅元帅，陈毅元帅就有一个亲笔信，写给我们，他就说、谢谢各位同学赠书的美意，我看了几节觉得很好，表示祝贺、此致敬礼，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听到陈毅同志在一个文艺界的会上、一个讲话的录音，他说、北京大学的《文学史》，他们送了自己一部，我开始看了陶渊明的几节，他们居然没有把陶渊明骂倒，我感到很高兴，所以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后来多看了以后、批评得太多了，这样就不对嘛。于是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学生们又奋战四个月，写出了四卷本的第二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和第一版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版文学史同学和老师处在一个对立的地位，学生站在批判老师的这么一个姿态；第二版呢我们是跟老师结合的，所以每一段、我们分成六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呢都有老师来参加指导，那么我们宋元组是两位老师，一个是吴组缃老师、一个是吴小如老师，这个呢就是吴小如老师，他虽然是一个老讲师、但是学问的底子非常厚，他的本名叫吴同宝，当时他只是个讲师，但是跟自己的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是自己本人。当时自己稿子定下来以后、自己就送到他吴小如家、请他批改，实际上是批改，因为老师嘛、可以批改，然后呢、自己说什么时候到你家来取，吴老师说你不要来取，我骑自行车啊、送到你们学生宿舍。大家流水作业，我一批稿子处理完以后、请他在那边批改，他当然有的时候直接修改，有的时候提出点意见、叫我们再改、然后他自己送回来，所以宋代文学的稿子基本上他自己都过了一遍，这个当中不仅是自己跟吴先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师生关系，而且吴先生治学的态度也对自己有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