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振鐘 /文
中國宋代在醫學史上的轉變，實非一般的知識和技術眼光所能概括。醫學在知識及技術上的變化，從科技角度，當然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這樣的視點，實際上可能因為它更多的現代性觀察，而造成對中國醫學自身變異的遮蔽。至少，當我指陳中國宋代由于皇帝本人的知識和技術興趣中，隐含了對醫學權力的一種來自深遠的意識形态影響的政治訴求，這就意謂着醫學知識的變化和技術的進步，受到道德層面上的支援以及制約，其進步趨勢以及程度其實都依賴于另外一種思想觀念的發生與推動。這就是宋代新儒家的“性理之學”及其形成的知識權力，對于醫學實質的改造和嬗變。
讓我們先從宋朝初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與學者說起。
範仲淹希文先生，是宋仁宗（1023—1063年）時期朝廷重臣。兩歲時，就離開姑蘇出生之地，随同母親一道遷居山東淄州。因為命中的苦孩子出身，從小便知道用功讀書，長大好做一番事業。那時，他的姓名随商人繼父叫朱說。還在寒窗苦讀之中，也許受了典籍上先賢事迹感染，他預先定岀一個理想，将來一定要争取做宰相。這樣的話，一般都藏在心裡，不太敢對人說出來，有一回範仲淹還是忍不住，就在他讀書的山村小廟醴泉寺問了一卦。誰知卦辭上卻說他沒有這樣的機遇，範仲淹不服氣，又追問一卦，卦辭仍然如此，這不免讓他有幾分失望。範仲淹原是一熱血少年，有想當宰相的願望，也不單為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隻因自己身世低微，被人恥笑，便感到社會特别不公正，他是希望自己未來能夠“為生民立命”，為老百姓謀幸福的。然而，莫非這麼一點心願，老天爺竟不肯成全麼？
好在範仲淹不是那種輕言放棄的浮華少年，他是一個有着堅定信念的人。心思一轉，便說出了讓後世衆人特别敬佩，也為後來一些讀書人指點人生路徑的話：不為良相，甯為良醫！說白了，就是如果我不能做一個最好的宰相，那我就做個最好的醫師。這話的初意，放在那個以仕進為正途的時代，其實是帶着無可奈何的，然而這種二者取其一的思路，卻在宋代以後的解讀中，發生了語義上的積極變化，在中國文人“達則兼治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路上，更進一步，更有了進取和務實的風度。古時候書上有“上醫醫國，下醫醫人”的政治名言，但範仲淹的說法顯然别得心裁更具個人創見，他為中國儒學信仰拓開了一個新理念、新境界。真正是有志不在年高了。
1016年左近，三十歲的範仲淹報告皇帝申請歸宗複姓之後，離他做宰相的目标，雖然還有二十多年，但他在政治上已經漸入佳境，理想的實作已非當日白日夢。這就是說範仲淹終究沒有做良醫，他的事業方向，始終在地方、邊疆、朝堂上的軍事與政治，而非民間懸壺。慶曆三年（1043年）8月，宋仁宗趙祯（在位時間1022—1063年）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副相），他在實作了自己第一個理想情況下，勢必不可能再有機會完成第二個選擇。然而，假如我讀到第一年他給皇帝的一份關于醫學的重要奏議《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就會發現他并沒有放棄與醫學理想的關系。（《範文正公集》）張哲嘉在他的論文《官方醫學分科與醫學發展》中特别指出範仲淹這道奏議的貢獻：
慶曆三年（範仲淹）獲仁宗大用，達成原有的第一志願（良相）後，則思欲讓第二志願也能随之在衆多年輕人身上實作。慶曆四年，他有鑒于當時汴京“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是以建議選派能講醫書者三五人為醫師，公開講授《素問》、《難經》等文字。而且其針灸亦别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等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此議馬上得到采納，“科”這個詞首次用在中國醫學史上，就是出自這封奏議。
給皇帝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為國家大臣職責所在，當範仲淹立意政治改革時，醫學特列為“新政”建設要點之一，“一個獨立的醫學學校，太醫局，建立于1044年，教授專業課程，考查學生，授予官階和職位。有時甚至負責地方醫療官員的監督。”（《繁盛的陰》）盡管範仲淹本人很快遭緻失敗離開副相的位置，但醫學教育卻沿着他的設計施行，兩宋醫學教育制度之完備，以及醫學新知識的形成，不能不說範仲淹有開創之功。範仲淹自己盡管沒有做良醫，但亳無疑問，他在醫學教育上的設計，卻培養了衆多“良醫”，而兩宋儒醫這個新群體的産生則賴此為制度保證。
《能改齋漫錄》的作者吳曾，在追叙範仲淹的許多事迹時，似乎忘記範仲淹對醫學的真實貢獻，倒是《泊宅編》的作者方勺，在他的筆記裡記錄了這位當代名臣與醫學的一則轶事。範仲淹複姓後，并未遷家原籍，他的老母親習慣住在北方，他也就在洛陽附近安置母親頤養天年。那時北方氣候異常，經常鬧疫病，想到母親年衰體弱，每到夏天，他就在自己家院子裡的那口老井，投放一種叫作青術的草藥，一次放好幾斤，用來防備疫氣侵犯，保證母親身體健康。這可能屬于文人趣聞，但在方勺看來卻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故而他特别以此日常之醫事來點染範仲淹不平凡的生平，借以儲存一位儒者惟誠惟孝之心。
關于範仲淹的個人叙事到此應該結束。但峰回路轉之處，卻正在于宋代在宋仁宗（1023—1063年）一朝，醫學發生關鍵性的變易，這使範仲淹“良醫”之思有了更多的後續意義。
卻說宋仁宗慶曆年間，就在王朝采用範仲淹的建議，着意實施新政的重大決策期間，京城一片激動喧嘩聲中，卻插進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位叫沈常的進士，到汴梁找工作來了。沈進士是朝廷開科正式選拔的人才，自從中式後不知為什麼卻始終沒有一官半職，這在對士大夫十分優渥的宋帝國，算是難得一見的異常之事。想必沈進士在京都運氣仍然不佳，碰過幾回壁後，發現京都有一種人比起普通官員還要神氣，那就是翰林醫官。自太宗皇帝推重醫學，翰林醫官在朝廷的地位确實風光。然而方技之流，士大夫文人原是瞧不上眼的吧。可沈進士現在卻不這麼想，既然醫官是一個好差使，那麼何不試試能否改行從醫呢。
于是，沈進士特地拜訪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趙從古，希望趙能夠看在他是一個讀書人份上，引進他入太醫院。出乎意料，趙從古拒絕了沈進士。趙與沈之間有一段有趣的對話。趙說：“醫術比之儒業，然其次也。蓋動掌人命，非謂等閑學者。”沈不服氣道：“吾然窮蹇，乃自服儒，讀孔孟之書，粗知曆代君臣之道。今屈志學之伎術，豈為高藝？”趙從古正色道：吾道非賤土能矣！”他給沈講了晉代時一件事，一位飽學才士，準備用《周易》來訂正醫學，與名醫祖納讨論，祖納道，學者辨釋經典，即使有點異同，也不會影響國家的風教，可從醫的人對小小的湯藥不通曉，就會出人命，怎麼敢輕視！聽趙一番話，沈進士猶遇當頭棒喝，不得不知羞而退。
這個叫“趙言沈羞”的故事，記錄在1220年刊行的《曆代名醫蒙求》中，作者周守中，生活在南宋中期，是一位試圖編寫醫學史的學者。盡管我們看到，由于醫官趙從古的傲慢，進士沈常進入醫學的願望未能實作，但這裡卻傳達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消息，即儒士表達了他們對醫學的某種志業認同。這就是說，當年範仲淹的第二個選擇，在沈常的故事中不僅具備了現實性，而且将進入醫學新的思想和文化評價程序之中。趙從古的談話，無論正确與否，此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沈常的選擇，意味着醫學儒學化在現實情境中成為一種需要和可能。
宋史記錄，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根據朝廷一位大臣、昭文館大學士韓琦的建議：“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千金、外台……請擇知醫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在編修院設定校正醫書局，并任命“直集賢院、文院檢讨掌禹錫等四人并為校正醫書官”，開始了《黃帝内經素問》等十部最重要的醫學經典的勘正工作。這就是參與并主持校正醫書的儒臣們，不斷得意宣稱的“國家诏儒臣，校正醫書”。擇用儒臣校正醫書，并非簡單的文字事務，而是關系到官方的醫學立場移位。可以說宋仁宗的這一做法，與前代相比，實屬創舉。當日參與校訂醫書的孫兆說：“三代而下，文物之盛者，必曰西漢，止以李柱國較方伎，亦未嘗命儒臣也。”孫兆等人都有進士身份，他們對自己的校書使命，顯然有着一種崇高感。而宋仁宗改變曆代以來的傳統，所取立場，實為儒學正式介入醫學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我們知道，魏晉以來數百年，醫學的話語權主要掌握在道家那裡，包括佛氏亦多有參與，而儒學在醫學是一直沒有地位的。而且，由于醫學傳統一直為“山林與門閥”所壟斷，在其知識權力上，具有很大的權威性，這就使魏晉以來的宮廷醫學，也重點依靠那些出身山林的“道士”，以此形成一個以道士身份為主體的醫官群體。以唐朝為例，唐太宗至高宗時期的宮廷尚藥奉禦孫思邈，即是奉召入宮的著名道士，此前他隐居在長安附近的終南山，燒煉丹藥，精研醫術。《黃帝内經·素問》的編輯者王冰，不僅自己有叫啟玄子的道士身份，而且傳授他醫學的導師玄珠道人，更是一位隐在山林中的道士兼醫學理論家。
這固然由于唐帝國立道家之學為國教，故重視道家學者，同時也因醫學知識普遍為道家學者所專有，遂形成醫以道家為重的價值認同。這種情形，甚至延續到宋初。因為傳統與習慣的原因，宋太祖與宋太宗身邊重要的宮廷醫師，均來自道士集團。前述興隆觀道士王懷隐，作為太醫院的首席醫師，因奉命領《太平聖惠方》，成為在宋初朝廷裡最炙手可熱的醫學家。現在到了宋仁宗時代，皇帝利用他的政治權威，把醫學話語權付與儒家學者，這種根本性的改觀，表明一個醫學的新知識時代正式到來，同時也意味着一個新的醫學群體——儒醫——現身的條件亦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