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秘籍君
时隔一年多，我还是会记起出租车上的一幕。
那时我跟一个人拼车，司机和那人在聊天。提起自家孩子，司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家这孩子更可气，他从家里偷钱！偷了钱他自己花也就罢了，他全给了班上一个同学，我发现的时候问他，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这个气啊，按住他好好打了一顿。从来没见过这么没用的孩子！”
当时听得我很难过。他家孩子明显是被胁迫被霸凌了，当爸爸的没意识到，反而把孩子打了一顿。不知道这孩子后来怎样了，那个欺负他的同学罢手了吗？
说起被霸凌，家长们都会心里一凛，谁也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在自家娃身上。
如果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告诉孩子打回去，如果孩子不敢，家长要么告诉老师，要么直接出面见霸凌者的家长，还不奏效，那可能就要走极端——跑到学校找到霸凌者，以大人的威严镇住他。
孩子被欺负后，以上是常见做法。但效果真的好吗？国外教师的观点有点跌破眼镜。他们认为，不管是吓唬霸凌者还是去找霸凌者的家长，都是无效的，也觉得没必要去找他们。
因为如果家长出面，会被霸凌者认为这是“弱者行为”：你这么无用，都开始找大人帮忙了？他对受害者的歧视会加重，从而霸凌行为也会变得更隐秘：被欺负的孩子通常会被威胁再告诉家长就如何，从而不敢告知家长。家长这边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一出面，事情就已经解决了。
找霸凌者父母同样无效，是因为，很多孩子之所以成为霸凌者，就是家庭环境造成的。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知道了，好一点的会说孩子一通，更多的是跟孩子站在一起，跟找上门的家长吵闹，能解决什么事呢？
那么，不找霸凌者或对方家长，我们又该怎么办？
现在就剩下唯一的途径：告诉老师。
说起这个解决方法，很多家长直摇头。那是因为很多时候，老师知道了也只是把双方家长叫来，互相给个建议罢了。
其实在国外，遇到霸凌情况，老师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
在德国，老师和社区服务人员都会进行关于霸凌行为处理的专门培训。
如果学校里有人被霸凌，老师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受害者，这不是你的错。同时告诉他，老师会采取行动，让情况变好，请他放心。
第二件事是：成立支持小组。
这个支持小组的成员，包括一半霸凌者的小团体，还有一半是班上颇有正义感或者比较勇敢的同学。老师会把这个小组召集起来开会，询问“怎样能让受害者像以前一样开心上学，而不是整天担惊受怕呢？”
等“支持小组”经过讨论给出建议，老师会让他们去执行自己提出的建议，并在一两周后找“支持小组”的成员一一谈话，确认受害者的情况，看霸凌现象是不是已经消失。
3到4周后再与受害者谈话，询问受害者的感受，以防留下心理阴影。
在德国，85%的校园霸凌时间都会通过这一流程得到解决。
为什么要绕开惩戒霸凌者，绕开霸凌者父母，而去寻求“第三方”帮助呢？
因为他们认为，校园霸凌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作恶。这其中，霸凌者的小团伙、围观起哄者、袖手旁观者都算是“帮凶”。受害者留下心理阴影，也通常是这些微环境造成的。教师做的，是改变这些微环境，从对霸凌的纵容变成对霸凌的否定、制止。只有这样，“霸凌”的土壤才会被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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