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因为父母缺乏安全感。在人际互动中，强势一方如果心理安全感缺失，通常会通过强力控制他人排解对失控的恐惧。
在中国，父母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子女成材。成材在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成材才有希望过上富足、安全、有尊严的生活。为了培养孩子成材，中国父母们迫切要让子女变成自己希望的样子。如果子女没能做到，或表现出逆反，父母会有失控的恐惧，会变得异常焦虑，进一步提升控制的力度希望子女就范，而子女则会进一步反抗……这种控制-反抗-失控-进一步控制的周期性的负向循环让父母和子女均备受折磨。
那么其他国家的父母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
读发展心理学时，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介绍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的故事。菲儿普斯是一个ADHD患者，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没完没了地给老师捣乱，有时在科学课上捣乱的方法还很危险，危及课堂师生的安全。毫无疑问菲尔普斯是个坏孩子。他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警察，在中国这两种职业都是出了名的控制欲很强的人群。可以想象，菲尔普斯的童年如果发生在中国孩子身上，一定会很悲惨，大概率他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老师没完没了的告状，父母一次一次的打骂， 被锁在家里读书，被剥夺看电视、运动、玩游戏等一切娱乐活动，斥责、语言暴力、冷暴力更是家常便饭，父母见没有效果便开始攻心，一会儿严词责骂一会儿哭哭啼啼说软话，比如自己怎么怎么不容易，在职场受了N多委屈只为了你能成材，把所有一切都放在孩子身上结果你不争气不理解不努力，等等，导致菲尔普斯在恐惧、反感、内疚、无奈、自暴自弃、心有不甘、力不从心、茫然等各种负面情绪里无法自拔，无力挣脱……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菲尔普斯并没有因此受到过多的管教和控制，他在两个姐姐的引导下开始学习游泳，因为他发现这项运动可以让他的注意力集中3个小时。尽管他小时候游泳成绩并不好，不如他的两个姐姐，他的家庭也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一心学习游泳更是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尽管那时父母已经离婚，他的母亲并未如很多中国离婚母亲一样，把全部的“爱”都压在儿子身上让他无法呼吸。
菲儿普斯是在6年级时确诊患有ADHD的，这让他下决心花更多的时间学习游泳。游泳可以让他排解掉身体里异常充沛的能量，可以让他享受集中注意力做好一件事的快感，可以让他快乐。2003年，18岁的菲尔普斯结束高中生活，进入密歇根大学读书，那时他已经是日本福冈世界游泳锦标赛、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多项世界冠军。次年，在希腊雅典奥运会上，菲尔普斯几乎包揽了自己参赛的所有项目的金牌。
类似的例子在美国有很多，如动作片明星Channing Tatum是个阅读障碍患者。普通人难以理解阅读障碍患者在学习时有多痛苦。如果你试着快速阅读镜子里的文字，大约能感受一二，每个字能模模糊糊知道大概是哪个字，却难以认清，更难以连成整句子。Tatum童年时比菲尔普斯悲催，他被学校安排到特殊教育班，周围都是唐氏儿和自闭症孩子。Tatum的母亲强硬要求学校把他换回了普通班级，并试着教他领略书本知识的特殊方法。母亲告诉他，可以试着“做一块海绵”，如果你不能从书本里学到知识，就尝试从别人的经验里去学。在这个过程里，Tatum被发现了表演天赋。成名之后，Tatum在接受媒体采访是说他的确是按照母亲教他的方法去学习的。
之所以菲尔普斯等人的父母没有表现出中国父母的控制欲，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笃信：
孩子不必成功也可以过得很好
想让孩子成功，不一定需要按照自己设想的那条路去走
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很重要
对个性的尊重是化解社会成员集体焦虑、提升安全感的根本药方。西方父母们能做到这些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并不致力于让孩子们成为同一个样子，而是充分尊重不同孩子的个性化需求，让孩子们的内在人性张力可以充分释放。一个在美国中学里做过志愿者的朋友告诉我，她所在的那个学校有一个孩子，从小见不得白纸黑字，看到白色的纸就会有恐惧不安的感觉。为此，每次考试学校会特意为她印制一份粉色的试卷。
相比之下，控制欲强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不是父母才有。中国的老板控制欲也很强，中国的父母官们则更是不必多说。中国人只相信人造的秩序，对失序的恐惧让每个人都牢牢抓住自己的控制权，并拼命挥舞大棒。而在西方社会，秩序并非人造，人们相信神设的秩序，不管你做什么，秩序都在那里。如同特朗普的那句名言：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文章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