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小北
我們了解女性的直覺方式就是通過統計資料。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文化産業統計司公布的《中國社會中的男人和女人——事實與資料（2019年）》顯示：女性戶主僅占比18%，機關負責人男性是女性兩倍多，女代表、女委員仍大大少于男性，科技領域女性需要更多鼓勵，女檢察官、女法官數量遠遠少于男性，女性家務時間是男性的2倍多，等(轉引自微信公衆号“女泉”)。
雖然統計資料告訴了我們毋庸置疑的男女不平等事實，但在筆者身邊，卻鮮見女性對受困處境的自覺與反思，相反，她們對女性身份都比較知足，即使意識到一些男女差異也不以為然。值得探讨的是，為什麼對性别的想象力會在現實中折翅，女性這種“性别盲視”是如何出現的？筆者認為，除地域、年齡、職務、婚姻狀況等外部條件外，還有三個重要的主客觀互滲機制造成了這一現象。需要說明的是，因為家庭付出仍然是解釋兩性不平等和女性高家庭參與的重要變量，是以這裡所探讨的三個機制都是從家庭對工作的影響角度來展開的。
其一，孩子中心主義。雖然時代及其主流話語幾經更替，但孩子之于家庭的重要性卻微妙地延續下來。在女性的生命軌迹中，不論“為母則剛”還是“辣媽”“虎媽”，都表明了母親角色之于女性“社會性成人”的關鍵性。
生育制度突出了在“事業機關”中，孩子在穩定家庭三角形方面的作用。如今，當家庭步入後家庭時代，選擇性親密關系成為定義家庭生活的核心特質。然而，夫妻之間可以聚散自由，私人化的再生産方式卻使得親子之間仍存有血緣紐帶、情感寄托、為子女成長付出後的期待、以子女成就為家庭面子的象征等奧義，是以即使浸沐在新自由主義語境中的年輕女性，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将生活重心傾向子女，進而縮窄其社會參與空間。
針對母子關系，有研究指出，“母親”作為“傳統家庭主婦”的同義語，為大多數女性所排斥。筆者認為，母親角色被如何對待，關鍵不在于“母親”的内涵，而在于“母親”的價值。經由國家政策、市場經濟、消費文化、個體化和家庭主義等的操縱，不論密集母職還是松散母職，“母親”都被賦予了浪漫化、功能性以及科學的等标簽(有趣的是，“母親”的神聖與世俗一體兩面，它的現實效能被粉飾為天然的倫理)，進而将“母親”推上了自我實作、自我成就、自我滿足的生産線，在孩子中心主義的叙事中，這樣的母親形象得到了廣泛的承認與肯定。
在孩子中心主義中，“母親”的定義從家庭出發，“外出”到市場和國家，通過外部力量的型塑，又轉回家庭。換言之，母親身份并非私人性的，而是被公共力量所界定的操演實踐，這樣隐蔽運作的模式制造出有關“母親”的機械式神話，禁锢了女性自我認同的想象力和超越家庭空間的可能。
其二，兩班倒中的性别化政策。按照霍赫希爾德的發現，雖然妻子圍繞工作-家庭兩班倒而推動了家庭改革，但即使夫妻共同承擔家務，也存在男性家務勞動的時間更靈活、任務更“大塊”、屬性更陽剛的特征(比如擦車、除草)。這樣的分工差異是以能夠延續，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刻闆印象有關，是以大多數時候，隻有女性面臨着兩班倒的糾結。
于是，性别分工的傳統話語和想象扭曲了女性對男性家務勞動的期待和評價，如男性做頓飯、擦擦地、帶帶孩子就很難得與足夠，而女性卻于不知不覺中漠視了自己的家務付出，進而擠壓了其社會參與空間。
有趣的是，當兩班倒的現象出現在中國，女性的家務負擔具有了上移的可能，即由上一輩幫助照顧家庭(另一個可能是外推，即由下層女性出于經濟考量去向中上層女性販賣母職。這樣的等級剝削會使女性背負被指責為不顧家的内疚感)。就筆者所見，面對沉重的照料負荷，小家庭特别是女性在征用家庭網資源時，存在鮮明的沖突：如果出手幫助的是娘家，那麼女性更可能和父母共擔家務，而若是婆家，則女性不參與的可能較大。在尚無法确定這一現象普遍性的情況下，筆者發現其中的緣由是：女性和父母之間的界限是模糊或者說流動的，是以家務勞動既是合作性質的，也是情感的表達與互動，而她們和公婆之間的距離則生疏而不可變，是以家務分擔也變得僵硬了。與娘家的親密映證了家庭照料女性化的現實，與此同時，不論娘婆，至少作為母親的養育職責仍然是對女性活動空間的限制。
概括地說，兩班倒強調女性為家庭而不是工作的奉獻，造成了女性一頭(家庭)大一頭(工作)小的不平衡生活體驗。即使照料活動長輩化，女性也依然會為家庭付出更多，進而建構出一條通過家内勞動來壓制家外活動的鎖鍊。
其三，公私互為合理化的認同建構。女性公私參與的不平衡是互為因果、互相作用的。公領域如玻璃天花闆效應限制了女性社會參與的可能性和機會，使之成為“‘劣等’的廉價勞動力”，構成對女性傾向家庭的推力，而對“賢妻良母”女性形象的打造(即使它被消費等意識形态包裹成中産的流行密碼、“貴婦”的階層象征)，又成為女性向家庭傾斜的拉力，當女性被“拽”着退回家庭，她們與家庭的親和又反過來桎梏了其公共活動場域，由此構成束縛與壓迫女性的封閉鎖鍊。
女性偏好于家庭的宏觀語境是國家政策的選擇和新自由主義的滲入導緻家庭承擔了過多的照料勞動，而從過往到現今，“婦女家内責任的刻意保留”使女性同家庭緊密相連，并且這一點得到了傳統性别觀念的背書。家庭操持女性化既是制度性也是實踐性的，是外部環境和主觀意識相交織的結果。
就這樣，女性的生命軌迹在家庭這一邊越來越粗，而在社會這一邊越來越細，這樣的雙向螺旋遮蔽了女性對性别權力等級的批判性視角，型塑出她們對不平等現實的妥協。
除上述三個機制外，還有許多顯性或隐性的規定性因素，比如男權制的公共化、性别“常識”的餘孽、風險社會對家庭機關的強化(進而賦予女性的家庭地位以重要性)、消費主義和個體化等導緻的對個人占有權力的迷思(如女性通過“母職的經紀人化”而獲得對母親角色的把控感)等。
作為女性主義的關注焦點，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和影響因素受到了太多關注。上面的分析啟發我們，外在和内在的實踐樣态都不可忽視，不然，即使增加了女性公共參與的比例，卻沒有同時開啟激活全社會特别是女性性别自覺意識的管道——“給”而不“能”、“魚”而不“漁”、“輸血”而不“造血”，最終也可能于事無補。這一點，在兩性經由國家、市場和傳統等力量，被動地經曆去性别化或性别化的本土，顯得尤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