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兩個叫“名世”的官員，一個是戴名世，康熙時人，一個是錢名世，主要生活在雍正朝。兩人名為“名世”，确實也留名于世。但都沒有好“下場”。由被皇帝所喜愛到被皇帝所抛棄，隻因幾句詩，一段話。
戴名世，生于1653年。家境貧寒，讀書刻苦，少有才名。性格耿直，看不慣世俗之無恥谄惡，雖也去參加了科舉，但大部分時間，他的興趣卻是交流名士，如桐城派的方苞等人；訪故明遺老，想寫一部煌煌《明史》，流傳于世。
正是有此大志，當他得知自己的門生餘湛認識一個叫犁支的僧人——此人原為南明永曆帝身邊的太監，永曆被吳三桂殺害之後，他便出家歸佛——并從犁支處聽到很多南明的第一手資料後，覺得很是難得，于已寫書，大有益處。是以跑到餘湛處想與犁支親晤。
但他們未能謀面。于是戴名世寫信給餘生，要他将聽到的，寫下來寄給他。信中有“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裡，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等語，提到了南明三個年号并将之與蜀漢、南宋最後幾年之抗元朝廷做對比。
1702年，他的弟子尤去鹗将老師的文章編內建《南山集》，内中便收錄有此信。
話說，這人要出事，真是毫無解法。此書刊發之時，啥事沒有，戴名世還于1709年參加會試，考了第一名，殿試考了第二名，成為榜眼，可見，他的文章，康熙也是喜歡的——而那一年，狀元是有清一代大清官趙申喬的兒子趙熊诏。
未料兩年之後，任職都察院的趙申喬參了戴名世一本，說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罪名，就是《南山集》中上述關于南明的那段話——這書出了近十年了，以前你們幹嘛去了？
後來的事，很簡單了。戴名世被殺，《南山集》被禁，三百多人受牽連。但皇帝開恩，戴家幾族，未依例受處分……他真要死得瞑目了。
而到了雍正朝，又有個叫錢名世的。他與戴名世其實是同時代人，比戴還早六年中進士，不過名次，比他低了一個，是探花——也很厲害啦——參與過當時很多重要書籍的編纂，受到康熙的重用——不過之是以留名，主要在雍正朝。
他與年羹堯相善。這也正常，那幾年，年羹堯得寵啊，自然要巴着他。都是進士嘛，而且鄉試同年，免不了要詩辭唱和，一首詩中有一句——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還做了個注解“公（年羹堯）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後”——丫的這是吹捧年羹堯與康熙爺的功績差不多啊——這可是吹捧得太高了——在年與雍正稱兄道弟時，自然無事，一旦翻臉，就成了罪證。
因這句詩，雍正狠狠地羞辱了錢名世。雖有悖逆之罪，但不殺，而是讓三百五十多個文官寫詩來給錢名世做評價——大家想得到，這詩，自然是想怎麼損就怎麼損了——雍正親自把關，損得不夠厲害的，發回重寫的，實在太差的，直接貶官——想想那些官員吧，心裡多不舒服啊，平日大家都是好朋友，一起喝酒吟詩呢，現在卻要特意寫詩來罵他，而且，這種玩法，今天是他錢名世，明天是不是我呢——但，指令即下，誰敢不從？
終于，詩都寫完了。雍正命人編了本集子，叫《名教罪人集》，頒行天下。還嫌不夠，又禦筆題了塊匾——名教罪人——讓錢名世帶回老家，挂在正門，當地官員，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去看，是不是被摘下來了——天喲，他哪敢不挂呀——雖然是名譽掃地、被踏上了幾百雙腳，但好歹，留了條命不是？——也不知道這塊匾，如今在何處——但想來，它一定深刻地教育了錢名世的子孫們——堂堂正正做人，莫要對那些如日中天者須溜拍馬、谄事獻媚——免得一個不小心，就被不知時候掉下來的大石頭給砸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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